信托财产的独立性与信托财产归属的关系——兼论中国《信托法》第2条的解释与应用

《信托法》第2条中"委托人将财产委托给受托人"的表述为当事人根据交易目的决定信托财产的归属提供了可能性。信托的实质是信托财产的独立性,信托财产权属转移给受托人只是实现独立性的一种安排。在委托人保留信托财产权属时,只要法律上对委托人义务责任有明确的规定,信托财产可辨识,信托财产的独立性仍可实现。英国信托法下信托财产转移给受托人的安排与英国当时的土地制度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但即使在英国法下,信托财产的转移也只是实现信托财产独立性的条件之一,而非全部。     

诺成合同:我国信托法关于对信托合同定性的规定及其完善

关于将信托合同定性为诺成合同的规定为我国信托法的最具中国特色的创造性规定;为使它趋于完善该法还应当规定:委托人与受托人相互负有依信托合同约定交付信托财产与接受这一交付的义务并相互享有要求接受信托财产交付与实施这一交付的权利;他益信托的受益人也享有前述权利;无偿信托的委托人与受托人享有对信托合同的撤销权,但无偿且有对价的他益信托的委托人须经受益人同意才能行使这一权利。     

《民法典》保证期间制度的另一种解释可能——以继续性合同原理为视角

保证合同为继续性合同,保证债务不仅体现在代负履行责任(代为履行或者代负责任)的承担上,更存在于保证人以其责任财产准备承担可能产生的责任之状态中.保证期间为保证合同的存续期限.继续性债务必有其终结,故在当事人未约定保证期间时,有必要设置法定保证期间.保证期间自保证合同生效时起算,其届满受制于主债务履行期.在一般保证中,代负履行责任的请求亦应向保证人提出.保证期间并非权利行使的时间限制,与诉讼时效适用于不同的领域.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自保证债务转化为代负履行责任且保证人不履行时起算.不论一般或连带保证,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均受主合同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影响.     

证券投资基金的另一种形式: 公司型基金与契约型基金的比较研究

当前,公认的证券投资基金分类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将证券投资基金分为开放型基金和封闭型基金,另一种分为公司型基金和契约型基金。本文主要介绍了公司型基金和契约型基金的发展情况,对二者进行了比较研究,揭示出二者的共同点和区别,并进一步分析各国采取不同基金类型的原因及由此得到的启示。     

土地承包经营权集合信托模式的构建逻辑与制度设计——契合土地流转目标的一种路径

实践中推行的土地流转方式主要有转让、转包、出租、入股、(个别)信托等,这些模式在增加农民收益、实现规模化经营及保障农民利益等土地流转目标上存在固有缺陷。土地承包经营权集合信托可以有效克服现行土地流转模式的局限,具有构建的现实理由。从政策、法律、理论和实践角度审视,土地承包经营权集合信托具有构建的基础。未来土地承包经营权集合信托制度的构建应遵循受托人激励原则和保障农民利益原则,围绕集合信托的主体结构、设立和运行、受益人利益的保障等进行科学的制度设计。     

纯艺术的人生何以确立——徐复观之庄子艺术人生范型确立的另一种解读

徐复观在<中国艺术精神>一书中对庄子"游"的人生开启独特视域加以阐释,认为庄子的纯艺术人生建立在坚实的心性论基础上,具有道家意义上的道德,是超道德的,是物物各安其性的大仁大德,通过人格修养工夫后形成大美、至乐、天乐、大情的超拔、永恒的审美.通过康德的审美判断的无功利性和无目的性和胡塞尔的现象学的纯粹意识批判性地考察庄子的艺术精神,说明"游"是审美的,"游"的境界就是一种审美的人生、艺术的人生,说明虚静之心能产生美的观照,最终将虚静之心作为艺术精神的主体加以确立.     

恋父与弑父:《我的名字叫红》的另一种解读

《我的名字叫红》再现了弑父这一历史的原初场景。年轻画家杀害或企图杀害文化意义上的父亲,是因为后者垄断了权力和生理快乐,并强令儿子们遵守现实原则。因此,弑父是新势力为达到权力和力比多的重新分配所采取的手段。跳出文本,艺术领域的新旧之争反映了具有双重民族身份的土耳其对西方父亲的爱恨情仇,土耳其及帕幕克像俄狄浦斯那样,走在一条艰难的寻父之路上,同时竭力摆脱来自父亲的压抑。     

“文化财产”与“文化遗产”辨:一种国际法的视角

从国际法的视角来看,"文化财产"一词混淆了现代文化财产与历史文化财产的区别,抹杀了保护对象的历史性和传承性,且含义较窄,通常限于具有商业价值的有形财产;"文化遗产"一词则突出了保护对象的历史性和传承性,避免过分强调物品的商业价值,且含义更丰富,涵盖了不具有高商业价值但又需要法律保护的各种文化表现形式,比"文化财产"更可取。为更好地履行国际义务并传承中华文明,我国现行立法应将保护对象从"文物"扩大到"文化遗产",将有关立法整合为一部《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并在时机成熟时制定《文化遗产保护法通则》。     

自然法的近代化与法律强制力的合理性——霍布斯法哲学思想的另一种解读

霍布斯基于特定的历史语境对传统自然法思想进行了改造,通过对传统自然法的实证化改造,强调法律自身的功能性价值,反对对法律进行过多的价值评判,为近代西方社会秩序重组之路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对霍布斯法律思想的重新阐释,为当前的法治化建设提供了新的启示.     

自然法的近代化与法律强制力的合理性——霍布斯法哲学思想的另一种解读

霍布斯基于特定的历史语境对传统自然法思想进行了改造,通过对传统自然法的实证化改造,强调法律自身的功能性价值,反对对法律进行过多的价值评判,为近代西方社会秩序重组之路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对霍布斯法律思想的重新阐释,为当前的法治化建设提供了新的启示。     

无讼:专制王权的另一种表达与折射

无讼是传统中国人的道德理想和统治者的治理目标。中国传统社会的厌讼、贱讼心理是长期教化的产物,盲目追求无讼的结果是重狱轻讼的专制主义司法的盛行。"无讼"是王权与专制的另一种折射与表达。在新形势下,不能单纯地将无讼当作和谐社会的目标而累积矛盾,重视通过公正的程序使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得到有效的保障,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人的社会性生存:风险社会的另一种理解——兼论当代空间生产与城市问题

对于风险不能仅仅局限于从人的自然生存方面去理解,亦即从对人的自然生命的威胁这一方面去理解,还要从人的社会性生存方面去理解,这样才能透视并把握当代风险社会的历史本质。单一的理解会在理论观念上造成一种意识形态神话。这种理解的缺陷在当代城市建构问题上较为充分地表现出来。就人的自然生存而言,当代城市建构与发展极大地提升了人的生命质量;就人的社会性存在而言,当代城市建构给人的终极发展造成了巨大的风险。     

区分历史书写的三种范式:认知性的历史、认同性的历史与承认性的历史

本文区分出近代西方历史书写的三种范式:认知性的历史、认同性的历史与承认性的历史。这三种范式分别有着不同的诉求,以进步史为代表的认知性的历史书写,追求历史认识的客观性和规律性。以民族国家史学为代表的认同性的历史书写,最高目的是服务于民族身份认同的构建。以新文化史、微观史、妇女史等为代表的承认性的历史书写,强调的是被忽略、被抑制的他者在历史书写中的在场。不同的历史书写范式各有其优点与缺陷。每一种范式都是不同时代与语境下人们历史意识和历史观念的表达,回答的是不同的问题,使用的是不同的方式,发挥的是不同作用。历史书写中的强求一律缺乏足够的理论和实践支持。不同的书写范式之间,也不是完全对立的关系。以一种范式来否定另一种范式的主张并不可取。     

存在的二重区分与存在问题的分裂 --源自海德格尔思想的一种臆说

存在这个词的语义(所指)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存在只有内涵义而没有外延义,存在只有思想,而没有实体指称;第二种情况是,存在既有内涵义也有外延义,在这种情况下,存在表示万物存在或某物存在.存在一词的二重语义区分是通过海德格尔思想达到的,海德格尔刻意区分作为"存在"的"存在"和作为"存在者之存在"的"存在",缘于这一区分,存在问题分裂为两个不同的问题,一个是海德格尔的存在问题,另一个就是传统形而上学中的Ootology--存在者的存在问题.     

文学与符号权力:对中唐古文运动的另一种解读

本文通过引入布迪厄符号权力的概念 ,从分析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角度入手 ,重新讨论了中唐古文运动兴衰的原因。作者认为 ,作为一种不自觉的策略 ,古文运动的初衷是借助于对文学的重新命名 ,来实现山东士族特有的符号资本即经术节义 ,并进而谋求获得更多的政治资本。但由于诗赋取士制度的影响 ,当古文运动获得得到体制保证的形式上的符号权力时 ,它却失去了其原有的符号资本 ,从而最终导致了它的夭折。直到权力场的阶级结构发生很大变化的宋代 ,中唐古文运动所追求的符号权力才伴随着科举考试的重大变革而得以实现。     

无政府状态下的合作与秩序——一种关于“社会秩序二元论”的技术性区分

社会秩序可以被区分为“自控型秩序”和“受控型秩序”。“自控型秩序”发端于一小撮个体之间缔结的初始契约,然后以这个初始契约为起点自然扩展为被众人遵守的普遍规则,因此,“自控型秩序”可以独立于公共权力而自发形成;而“受控型秩序”只能依靠公共权力来克服必然存在于众人约定中的“搭便车”现象和高昂交易费用。自控型秩序”是坚韧的,这种秩序可以在群体内部分有效,即便群体内的大多数人都不再遵守互不侵犯规则,群体内的少数人也有激励继续遵守这个规则;而“受控型秩序”却是脆弱的,离开了公共权力就会迅速土崩瓦解。     

意识形态:人的社会化以及组织与制度变迁的过程——一种对文献的综述与思考

在社会学研究中,意识形态不仅被赋予更广泛的心理和文化含义,而且通常还和人们社会化的过程以及人们的价值观念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让正确的思想主导各种舆论、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在这里,正确的思想所指的就是一种占主流地位的意识形态。从实质上说,思想政治工作就是通过意识形态实现人的社会化以及一个组织与制度变迁的社会过程。运用意识形态的社会学视角,可以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理性和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