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的权力与主体性的消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一个政治问题

对资本权力的批判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非常重要的政治问题.资本是一种规训劳动者主体性的力量,其从时间和空间双重维度将劳动主体重塑为“经济上有用且政治上无害”的柔顺个体,使之成为资本主义经济与政治的人力资源基础.这一规训机制具体实现为资本规训权力与时间和空间的双重同构.在时间维度,这一同构表现为资本权力对时间的侵蚀,以“工作日”“时间表”的形式占据人的生命活动,使时间成为吸纳和榨取人类精神劳动的媒介;在空间维度,这一同构表现为资本权力与空间的糅合,资本将触角从以工厂为代表的封闭空间扩展到以城市为代表的开放空间,以隐秘的剥削性开启了从肉体规训到精神物化的范式转换.资本与时间、空间的同构,使资本对人的规训发展为一种政治权力,结果使劳动主体丧失了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而成为机器的附属物,最后以产业后备军的形式成为资本权力宰制下的“赤裸生命”.     

数字劳动与虚体生产——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主体生产逻辑及其批判

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为支撑的虚体生产日益上升为关乎社会关系和生命过程生产的重大时代性问题。从根本上看,数字劳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数字化转型的产物,是与数字资本的本质规定和特殊功能相适应的一种新型劳动形态。建立在数字劳动基础上的虚体生产,构成了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主体生产的普遍中介形式。虚体的全面介入为主体生产注入了前所未有的内在张力,并衍生出更具普遍性和弥散性的数字异化。现阶段的虚体生产呈现出一种以技术主体性为表现形式、以资本主体性为根本规定的扩张态势,这种态势貌似是在给主体的自由和解放创造便利条件,实际却加深了资本逻辑对人的个性和欲望生产的抽象统治。基于此,历史唯物主义应将数字权力批判作为自己的当代课题,并从"人的解放"的高度来探索数字正义社会的建构。     

数字经济视角下数字资本的无序扩张及其规制

数字平台的建构是数据生成、积聚及数字资本得以扩张的基本前提,“产消一体化”的新型数据生产方式是资本实现扩张的手段,对数据的商品化利用则是数据得以转化为数字资本进而实现积累和扩张的核心。在资本和数字技术所赋予权力的滥用下,数字资本在数字经济领域的无序扩张,导致了数据的“无规制攫取”、用户生命政治剥削、平台寡头垄断以及“反市场化”危机等多重困境。对此,必须通过数据的共创共享,增强数字技术自主创新能力,建构数字命运共同体才能摆脱数字资本的霸权操控。根本而言,只有建构并展望数字社会主义美好愿景,才能有效克服数字资本主义下数字资本积累及其无序扩张所造成的各种困境。     

从统治主体与客体关系看儒家的理想国家论

儒家追求的理想国家是"生命共同体、教育共同体、道德共同体"有机结合的整体。作为统治主体的"君主",应充当民之父母的角色,服务于作为统治客体的"民","士"作为统治集体的一部分,以其独具的独立、自律、主动、未受任何权力和关系制约的特性,辅佐君主的同时,又对最高统治主体起到牵制作用。民作为"国之根本",是统治主体权力的根源所在。"君主"与"士"只有通过不断地自我修身、排除私欲、归"人民"于"道心",才能真正化解统治主体与客体二者之间的矛盾,从而实现天下太平,建立和谐的国家。     

从数字资本逻辑走向人本逻辑:数字劳动推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劳动成为劳动的新形态,它除了具有传统劳动的一般性特征,还具有劳动过程数字化、劳动时空自由化、劳动观念虚无化等特殊性,其本质上依旧属于物质劳动和生产劳动。当前,被数字资本逻辑控制的数字劳动产生了一系列问题：一是通过数据垄断加剧贫富分化;二是利用劳动和闲暇界限的模糊加深对劳动主体的控制;三是通过技术操控背离劳动属人性,这一切都扩大了数字资本控制劳动者的广度和深度,更大程度上抑制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唯有超越数字资本逻辑,通过数据共享、劳动与闲暇相融合、技术反哺等方式最大限度发挥数字劳动有利于人发展的优势,方能推动数字劳动从数字资本逻辑走向人本逻辑,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数字生命持存与生命政治构序：数字账号的媒介物质性反思

当今数字媒介技术下沉为社会的操作系统,数字账号也成为人们维系数字化生存的基础设施。数字账号是一种由数据关系组成的数码物,也是承载人们数字关系的枢纽与中介,并由此开启了人们数字化生活的周围世界与存在姿态。但数字账号在维系人们的数字存在的同时,也带来了个体存在的外化与非个体化。进而,作为物质性装置的数字账号,构序了一场数字生命政治,账号化意味着数字生命政治的入序,去账号化则意味着数字生命权力的决断与治安处罚,两者共同规制着数字生命的存在方式。     

主体还是用户？——传播政治经济学视域中数字劳动的本质内涵再审视

“数字劳动”是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核心范畴之一。数字劳动概念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脉络中存在着“结构研究”与“要素研究”两条进路,其论争集中于劳动主体数字化的论域中,由此体现出用户与主体的区别。用户本质上是主体与数字化媒介的结合,加之以数字化媒介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性质,进而形成了数字劳动中主体与用户的动态关系。基于此种动态关系,“主体用户化”凸显为数字劳动概念的核心特征,并通过同时在场的三条演化路径展示出其社会历史内涵,即“数字化环境下的主体劳动” “主体数字活动即用户数字劳动”以及“主体数字劳动”。这一阐释方式充分说明了数字劳动的标识性特征,既回应了理论争鸣,又观照了社会现实。     

数字时代注意力经济的历史唯物主义批判

注意力作为注意力经济运行增长的源动力,同时也构成了产生共鸣的窗口。数字技术与资本的勾连,使得人的注意力在经济发展中遭受异化,从而使得人与世界、人与人之间的回应呈现为“缺乏关系的关系”格局。因而,只有通过对注意力经济形态进行存在论研究,阐述注意力的本真存在形式,解析注意力在资本装置下的异化态势,促动人们从行动上来反抗资本逻辑对日常生活的深度渗透与入侵。同时,通过对注意力经济形态的认识论层面的批判和价值论层面的反思,才能扬弃主客二元结构的思维方式,消除这种思维方式所构筑物性的资本逻辑,重新审视注意力与剩余价值的关系,从而为超越资本找到克服注意力异化的可能路径。     

从产业劳动到数字劳动——历史唯物主义视角下的劳动批判研究

劳动是社会区分的产物。我们不应泛泛地谈论劳动,而应从具体的社会现实中剥离出每一时代界划劳动的社会机制。在产业资本主义阶段,劳动作为一种生产劳动,是由其与资本的交换逻辑所决定,正如马克思所说,劳动只有生产与再生产出其对立面时,才被视作是生产性的。由此,将一切具体劳动转化为可交换性的抽象劳动,资本实现了对劳动力的抽象统治。到了今天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资本的抽象统治更为彻底,并且凭借数字网络技术,极大拓展了生产性劳动的区间范围,同时,借助占有逻辑与竞赛逻辑,实现了对劳动所创造出的价值的无偿占有。可以说,今天我们所面对的资本剥削更为深刻与彻底,因此,重提马克思"劳动解放"的自由愿景,寻求一种新的社会联合方式,便显得尤为重要。     

时间的统治及其走出——资本逻辑视阈中的马克思时间思想再阐释

马克思认为人们走向自由解放的历程,实质上就是摆脱时间的统治从而获得时间的解放,最终走向自由的历程,这一点只有从资本逻辑的视阈中进行分析才能揭示出来。具体而言,资本的时间统治是通过以下两个方面体现的:首先是在生产领域,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通过"进步强制"规律迫使个人服从资本的增值要求,从而生产时间表现为一个强迫性的规范;其次是在消费领域,资本通过一系列的意识形态手法将个人的休闲性时间转化为资本的生产性时间,从而消费时间表现为一个资本化的场域。然而,按照资本向前运动的矛盾趋势,资本终将为全体社会成员的发展创造出自由时间,这种自由时间的实质是劳动化的休闲时间或休闲化的劳动时间,即"劳动时间"和"休闲时间"的高度融合和高度统一。     

谁是信息时代的无产阶级？——关于激进左翼“新无产阶级”的驳析与重塑

近年来,以奈格里、齐泽克、朗西埃、阿甘本为代表的西方左翼思想家在对全球资本主义的激进批判中力主"共产主义观念的复兴",重塑了新共产主义的政治主体,推出了"诸众""被排除者""无分者""神圣人"等主体概念,这些概念构成了信息时代的"新无产阶级"。但是,由于这些新主体脱离了资本与劳动相对立的历史场域和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实场景,偏离了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历史缘起、身份标识和使命任务的经典语境,所以已经不再是处于资产阶级对立面并受资本逻辑统治的无生产资料的现实的雇佣劳动者,从而滑向了理论层面的抽象的消极主体,发生了"去革命化"的蜕变。相反,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论域是理解信息时代无产阶级的锁钥,而数字资本与数字劳动的矛盾是当今无产阶级的发生域,人工智能资本化应用会使无产阶级重陷失业和贫困的境地。因此,无产阶级依旧是信息时代的政治主体,"两个必然"依然是无产阶级解放的指引。     

共同富裕：数字劳动与数字资本剥削的中国应对

数字时代,数字资本扩张与数字劳动异化现象凸显,疾呼破局良方。数字劳动作为新时代典型劳动范式,在促进社会劳动生产率提升与世界经济革命性发展的同时,也为数字资本剥削提供了血液。在资本主义下,资本剥削的秘密在于通过与数字技术的合谋以更隐蔽、更合理的方式控制数字劳动,进行资本增殖。为兴利避害,我国从批判与建构双重视角提出了遏制数字资本野蛮扩张的中国方案,即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将数字资本纳入到共同富裕的战略框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发展立场,以调整数字劳动生产关系,凝聚数字经济共建合力为基本前提,以完善社会主义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作为重要路径,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全景图绘

作为原产于战后意大利、走红于当代欧美学术界的一个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持之以恒的学术旨趣就是强调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坚信劳动相对于资本独立一极的本体地位,工人阶级相对于国家、政党、工会的自主地位,以及工人阶级自我组织和自我革命在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决定性力量,从而致力于根据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实背景,指认适应时代要求的革命主体,以对抗资本的逻辑和统治,其学说因此可以概括为"政治主体的建构学"。这门政治主体建构学说的理论源泉是马克思的经济学手稿尤其是《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前提预设是资本与劳动的二元对立逻辑,核心内容是革命主体角色的重新确认,旨趣依归是设计革命策略颠覆资本的权力。在对马克思经济学手稿的政治哲学解读、对资本与劳动辩证法的重新诠释、对全球化资本主义现实的剖析、对新阶级主体及其革命策略的探讨等方面,"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颇具特色;但它过度诠释马克思的"政治向度",塑造出一个对抗至上、永恒革命、完全政治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危险的错误。     

工业经济与数字经济劳动过程对比分析

在数字经济背景下,工业经济时代的传统劳动过程正在向数字劳动过程转变。具体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劳动资料由实物形态向虚拟形态转变,劳动时空由物理聚合向虚拟分散转变,劳动控制由人工监督向数字监督转变,劳动主体性由强制劳动向自主劳动转变。随着劳动过程的数字化演进,内嵌于其中的劳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劳动对资本的间接实际隶属加强,劳动与资本之间的矛盾趋向隐匿。通过对比工业经济与数字经济下劳动过程之间的差异,有利于探究劳动过程的最新动态变化,从而更好地把握数字经济运行规律,探寻我国数字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有效路径。     

马克思与生命政治学的奠基

生命政治学旨在揭示"现代人"在不同于传统社会的权力关系中的境况,而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通过确立生产关系范式,为认识现代社会的权力关系的历史本质提供了理论平台和阐释机制。马克思将历史唯物主义生产关系范式贯彻到政治经济学批判之中,系统揭示了资本生产关系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与生命控制、权力干预于一体的本质,从而表明了生命权力归根到底是资本的权力,生命权力逻辑背后是资本逻辑。马克思对生命政治与资本逻辑之内在联系的揭示同时表明,生命政治学批判只有立足于资本生产关系批判才是有效的,而这一批判之要在于,通过系统揭示资本生产关系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所遭遇的矛盾和困境,以暴露资本的自我否定性,同时辅之以革命的颠覆行动。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第一个总体性文本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将资本统治的确立指认为异化劳动这一基本的"经济事实",其实质是抽象劳动对人的统治.马克思将异化劳动同私有财产结合起来,揭示了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即积累起来的死劳动对人的活劳动的统治,揭穿了现代社会异化关系的本质在于抽象劳动成为现代劳动.马克思以异化劳动为核心范畴,通过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空想社会主义和包括黑格尔哲学在内的整个哲学的批判,开启了历史唯物主义存在论意义的现代性批判的基本路向.《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作为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第一个总体性文本,是马克思思想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     

元宇宙：新数字劳动中的生活世界“殖民化”及其伦理审视

元宇宙给予了人类对未来生活世界的想象空间。元宇宙是一个多维的全息图场景,一个创造的虚拟现实劳动场域,也极有可能是一个虚拟现实转换的“空间奇点”。在这种主体空间转换下,人的生活世界的交往逻辑、劳动形式都有可能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一种更强的情感操纵与生命剥削形式的新数字劳动可能会让人类陷入对生命本体论的怀疑中。只有认清作为技术逻辑与平台资本双重建构的元宇宙,才能走出技术与资本宰制下的人类主体性迷失或退缩的危机。     

资本：权力的量化与累积

在当下历史境遇中展开马克思关于资本权力的批判性研究,为我们揭示了马克思思想的独特理论品质,那就是“深入到社会历史现实中去”。在马克思那里,资本具有权力自主性,展现为自我生成和动态持存的系统化社会体系。具体而言,作为一种新的社会权力架构,资本以具体劳动转化为抽象劳动的方式与传统社会权力形式发生断裂,资本主义生产劳动的特殊性构成了资本统治的特殊性。以抽象劳动为基石,价值形式作为纯粹的形式规定抽象于具体时间和具体情境,其实质是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结构对现实的抽象性表达,以遮蔽资本权力的具体运作机制。就此而言,资本积累的实质不在于生产资料等物质要素的量性累积,而在于社会权力的重组和扩展。     

非雇佣数字劳动与"数字化个体"——数字经济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嬗变及启示

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数据逐渐成为社会化生产的核心要素.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推动数据成为商品,生产数据商品的劳动包括雇佣和非雇佣两种形式,雇佣数字劳动主要在雇佣体系内生产"生产经营数据",非雇佣数字劳动则主要在雇佣体系外生产"个人数据""中间数据"和"公共数据",资本家能够同时占有这两种劳动的成果及其剩余价值;为极大地拓展剩余价值来源,资本势力凭借技术进步偏向性从生产领域向生活领域入侵,将大量数字活动转化为非雇佣数字劳动,从事非雇佣数字劳动的劳动者被抽象为一条条数据从而成为"数字化个体";"数字化个体"突破了传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劳动时间、劳动人群和劳动空间等方面的限制,但其并不拥有关键性数字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成为被资本家剥削的对象,而资本为"数字化个体"再生产支付的代价大为降低,劳动对资本的依附性则进一步增强.可见,数字资本主义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但拓展了剥削范围、提高了剥削强度、增强了剥削隐蔽性.因此,我国在积极发展数字经济的过程中,不能任由私人资本尤其是外国资本控制和垄断数字平台,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以促进共同富裕.     

当代资本主义数据权力的统治关系批判及其启示

大数据时代，“数据”作为核心生产资料参与数字化生产，是数字化社会运行不可或缺的要素，占有数据即占有权力。在当代资本主义范式下，数据被融入资本逻辑展开增殖，传统意义上的“掠夺、剥削、渗透”和“驯化、新殖民、新垄断”被赋予了新的形式与内涵，主要体现为数据权力被私人资本、国家资本乃至国际资本所垄断。而且，数字资本通过与金融资本的结合，实化、固化和强化了数字统治关系。由此，需要基于企业、国家、国际三个层面，对控制数据流动、获取超额利润、联合金融资本投机、改造大众认知、影响社会舆论、干涉他国政治文化、攫取他国剩余价值等数据权力的统治关系展开研究。随着数字全球化的演进，数据权力正在深刻重塑着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其资本主义垄断也日益产生了数据霸权、数字鸿沟、发展失衡、脱实向虚、治理困境、公平赤字、两极分化等世界性问题。直面问题，汲取经验，新时代亟须发挥政府引导数字资本健康发展的作用，支持国有企业、创新型企业参与数据权力分配，倡导构建“数字命运共同体”破解数据霸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