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阐释的适度与失度

文学阐释的适度与失度问题不但历史久远,也非常复杂,它既关涉到阐释者是否合格问题,也关涉到作品的原意问题,更关涉到阐释是否有标准问题。而关于是否存在合格的阐释者、是否存在固定的作品原意、是否存在适度的阐释,历史上都没有一个固定的结论,但从各个派别对上述问题的阐述中,还是可能看出其间的合理性与非合理性。这其中,刘勰和葛洪提出的避免阐释者的"知多偏好"、"爱同憎异";新批评学派提倡的"作品的原意"就在作品本身;日内瓦学派倡导的意识批评,尤其是乔治·布莱的"认同批评",为解决文学阐释的失度问题提出了很好的思路。     

从阐释到反对阐释--兼论超文本文学的阅读模式

阐释学在西方发展极为成熟，传统阐释学对意义的存在深信不疑，他们都没有跳出传统的形而上学的秩序，阐释就是对意义的发掘和理解。而以德里达为首的解构则彻底颠覆了这种秩序，对阐释的意义进行了极力的摧毁，把反对阐释推向了时代的风口浪尖。桑塔格、艾柯虽姿态不尽相同，但同样持有反对阐释的论调。反对阐释之后的阐释更多的走向了一种“文本体验”的阅读模式，这种模式在面对超文本文学作品时得到了最现实、最恰当的印证。。     

文学阐释公共性的现实困境、学理依据及实践出路

公共阐释论对西方文论的强制阐释现象进行了有力批判,建构了有别于西方现代阐释学的本土阐释理论。公共阐释论虽然提供了一种有效的理论生成路径,但具体到方法论层面,依旧有很多理论环节没有打通。这一问题的背后存在着诸多方面的原因,其中包括文学理论的合法性危机、文学批评的学科化诉求、西方文论发展的"语言转向"以及中西方文论的话语权争夺等。公共阐释既有别于基于个体的文学鉴赏,又有别于基于作者的意图还原。语境的特殊性、语言的公共性以及历史的积淀性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阐释的公共性成为可能。文学阐释的最终目的是要解决文本内部的问题,因而在阐释实践上不仅要从文本出发,更要从对批评方法的研究转向对文本问题的研究。"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是重建文学阐释公共性的基本路径。     

论文学的多种阐释模式

文学的阐释模式纷繁多样,有社会学派的阐释模式、心理学派的阐释模式、文化学派的阐释模式、生命学派的阐释模式、结构主义的阐释模式.文学阐释模式的多样性产生于阐释者与文本对话的方式和目标的多样性,在本质上,是由文本的复杂性和世界的丰富性所决定的.这种状况显示出人性的多极性以及人类精神出路的种种可能性.     

跨文化阐释与世界文学的重构

本文主要讨论的问题是民族的如何成为世界的,以及与此相关的中国文学如何成为世界文学的问题。世界文学是那些能够超越民族的特殊性而上升为共同性,为他者文化的读者所阅读并理解的民族文学。要解决民族文学如何成为世界文学这一问题,可以至少采用两种途径:翻译与跨文化阐释。翻译不仅是语言的转换,而且也是文化的选择与变异。因此翻译也是跨文化阐释的特殊形式。在现代汉语语境下,跨文化阐释往往采用以西方理论来阐释中国文本的形式。这种形式不应该受到过多的指责,它恰好可以方便西方人的理解,并为中国文学走出去服务。在跨文化阐释中,出现文化变异是非常正常的。但这种变异不是单向的,而是一种双向变异。跨文化阐释就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文学的一种有效的策略。如果我们能够在以往视为世界中心、带有普遍性的西方文学中发现差异性和特殊性,而在以往视为差异性、特殊性的中国文学及非西方文学中发现普遍性和同一性,那么,我们就可能重新构建世界文学的新格局。     

文学政策与当代文学的制度阐释

本文主要讨论文学政策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关系,认为当代文学政策被描述为与社会生活和历史规律等质化,成为文学真理的化身,它整合了文学的各种价值利益,也制约或主导了当代文学运动和文学创作的基本走向,直接参与了当代文学生产.同时,文学政策与文学创作存在着一定的冲突和矛盾,既有正面的促进作用,也有负面的限制功能.     

图像的霸权与阐释的拯救

在当今信息时代及视觉文化的背景下,文学消费进入一个新的个人阅读的时代即"读图时代",媒体演变成整个社会,整个社会被图像所反映,图像在文学消费领域确立了霸权,对文学消费产生了市场化、直观化、欲望化、去内容化和去想像化、个人阅读经验单一化的影响,一度使图像不需要阐释乃至反对阐释的思想甚嚣尘上,但图像具有很大的意识形态欺骗性,只有阐释才能使我们真正理解和把握图像.离开阐释的拯救,图像不能保证文学的纯洁、高雅与神圣.     

理解和误读：论阐释的两面性

阐释是理解和解释,它最初来源于对宗教、经典的解释,后来扩展到包括整个文本解释的问题。阐释一方面体现对作品的深入和扩张;但是另一方面,通过作品读到的意思、理解的意思与作者写作时想通过它表达的意思不完全一致,误读和曲解的泛滥,突显了阐释的危险性。在文学作品欣赏和阅读中,释放危险就是要回到文本本身,以此恢复人们自己阅读和理解的感受性。     

魏晋玄学中的《庄子》文学阐释

魏晋玄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正始玄学,以嵇康、阮籍为代表的魏末玄学,以郭象为代表的西晋玄学和以"江左名士"为代表的东晋玄学。其中,魏晋玄学中的《庄子》文学阐释,代表着魏晋南北朝庄学著述中的《庄子》文学阐释,主要包括王弼等人的言意之辨、阮籍《达庄论》中以文学笔法阐释《庄子》、郭象《庄子注》中的文学阐释以及玄学清谈中的《庄子》文学阐释。虽然此期的庄学著述基本上还是以庄子的哲学思想阐释为主体,其文学阐释尚属次要的、连带的和有限的,但在整个《庄子》文学阐释接受史上却开启了《庄子》的文学性研究,具有独特而重要的意义。     

《岳阳楼记》在近现代中国的文学阐释空间

晚清文学选本、民国新式教科书、当代中学语文课本中选录的文言文,在解读方式和内容上有明显差异。本文以宋代范仲淹《岳阳楼记》为例,循其历史阐释的轨迹探析这篇千古名文在近现代中国的文学解读和教育空间里发生的变化及其原因。     

试论王逸《楚辞章句》的文学阐释

《楚辞》是我国古代一部重要的诗歌作品集,流传至今最早的注本自然当属东汉末王逸的《楚辞章句》。作为首次进行全面系统注释的章句体论著,它的诠释视角较为广泛,涉及到经学、文学、民俗学等多个诠释视野。本文主要立足于文学阐释的角度,从文学化的审美批评观、行文格调及民间文学化的意象阐释等角度加以审视,对王逸《章句》一书的诠释视角作一番剖析和说明。     

"五四"文学语言革命思想的现代性阐释

本文阐释了"五四"文学语言革命思想的现代性价值及其意义,认为进步与发展的观念是文学语言革命倡导者们极力宣传的思想及其价值基础;创造与理性精神是文学语言革命倡导者追求的另一主要现代价值;平民化与人化是文学语言革命倡导者追求的直接现实目标.这种论述将语言革命从传统的工具价值层面深发到思想、内容、哲学精神的层面,凸显了语言的现代性价值.     

阐释的公共性与客观性——兼论对马克思的先验阐释

阐释的真理性基于它的客观性,而阐释的客观性则必须落实为阐释的公共性。因为在人文科学领域,阐释的客观性表现在阐释的说服力之中,并将自身实现为阐释的公共性。真正具有说服力的阐释都是自由的、即携带着创造性理解的阐释,但这种"自由的创造"必须是"正确的",其正确性就来自阐释的公共性。有关马克思学说本质的先验化阐释,看上去像是一种主观性阐释,但其最终的理论诉求却是阐释的客观性和公共性。     

早期学者对《庄子》文学的评论和阐释

早期学者对《庄子》文学的评论和阐释,主要包括惠子的评论和庄子的自我阐释,刘安、司马迁的评述和阐释,刘向、班固的评说和阐释。虽然此期关于《庄子》文学的阐论并不多,但在整个《庄子》文学阐释史上却具有开头和先导之意义。尤其是庄子对其独特行文体例和表现形式,对其独特表现方法,对其独特创作风格和创作指归的自我阐释;司马迁对《庄子》表现形式和虚构特色,语言艺术和诗性特征,话语特色和审美风格的阐释;刘向《别录》对《庄子》"寓言"之概念内涵的解说等,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和影响。     

阐释的确定性、非任意性与文学性——与张江先生对话

张江《再论强制阐释》探讨了阐释的确定性、整体性、非任意性与文学性等一系列基础性问题。在具体论述强制阐释产生原因的过程中，此文显露出三个值得进一步深入讨论的问题。其一，此文认为后现代主义将确定性与非确定性分别赋予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而后者是强制阐释泛化的主要诱因。实际上，后现代主义解构了这种二分法，并提供了一种新型范式的确定性与可公度性。其二，此文以接受美学与读者理论为典型案例，论证后现代任意性的阐释方式使强制阐释大肆泛滥。这个例证本身却是漫画式的，经不住仔细推敲。其三，此文批评文学阐释与非文学阐释的淆乱为强制阐释推波助澜，断言文学的阐释目的是求取共鸣而无真假对错之分。这既简化了阐释的多重目的，又为任意性的强制阐释开启了理论之门。辨析这些问题，可以更好地认识强制阐释的生成机理，找寻相应的解决路径。     

多重概念的歧义与中国文学“现代性”阐释的艰难

"现代性"是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文学阐释的关键词,然而,"现代性"这一概念却在不同知识背景的人们那里被赋予了完全不同的含义,在今天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阐述当中,这些概念的歧义性已经严重影响到了我们对于实际文学问题的真切把握,影响到了我们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的深入理解.在这个意义上,目前学术界的首要任务不是继续卷入"现代性"话语的混杂声响,而是重新检点我们的阐释立场,以期对中国文学的问题本身有真正新的发现.如果是为了"问题"本身的展开,"现代性"概念本身的存亡是无关紧要的.     

现代性:文化冲突的表征和文学阐释的维度

现代性是文学研究的重要理论资源。从解析现代性传播中的话语冲突以及现代性焦虑的形成和激化入手,能够更恰切地理解获取这一资源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并确切地把握中国式现代性的文化表征。由此,可以在现代性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相联系的阐释中,建构认识论的基础,提供方法论的启示。社会现代性与文化现代性的关系问题是理解现代性之复杂性的路径,也是揭示中国文学现代性之特性和丰富性的路径。无论"一体化"时期,还是"一体化"解体之后的时期,中国文学现代性始终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新格义”阐释:西方文学语言学阐释的本土化问题

西方文学语言学阐释虽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进入中国，但由于学界长期囿于理论的单一接受阐释，缺乏方法论意义上的吸收转化，因而至今并未见到真正的本土化阐释形态。文章提出以文学语言学阐释的原理形态为出发点，运用华裔学者傅伟勋提出的“创造的诠释学”与佛教中国化过程中形成的“格义”阐释法，通过对中西文学语言学阐释各自所包含的“实谓”“意谓”“蕴谓”“当谓”“必谓”五层次文本意涵进行“共现”“分梳”“比堪”“融通”四步骤的“格义”阐释，由此形成一种“新格义”阐释法。此种阐释法，应该就是西方文学语言学阐释实现本土化阐释的真正方法形态。     

“新格义”阐释:西方文学社会学阐释的本土化问题

西方文学社会学阐释作为中国当代文学阐释学的一种主流方法,虽已经历了四十余年的本土化历程,但因其与马克思主义文学社会学阐释方法及中国传统文学社会学阐释方法在精神上的相契而长期遗忘了自身在中国化过程中的本土转化。今日西方文学社会学阐释要实现真正的本土转化,形成自身的“中国形态”,须以文学社会学阐释的公共性原理形态为基点,通过融合华裔学者傅伟勋提出的“创造的诠释学”与佛教中国化过程中形成的“格义”阐释法,对中西文学社会学阐释各自所包含的“实谓”“意谓”“蕴谓”“当谓”“必谓”五层次文本意涵进行“共现”“分梳”“比堪”“融通”四步骤的“格义”阐释,最终形成一种西方文学社会学阐释的“新格义”阐释形态。此种形态,应是西方文学社会学阐释本土化后的真正“中国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