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在法下”的浪漫想象:中世纪英国“法治传统”再认识

受"辉格派"史学的影响,诸多西方学者一直强调中世纪英国盛行限制王权的"法治传统"。然而征诸史实则不难发现,在当时的英国,虽然流行着由日耳曼法、封建法与神法融合而成的"王在法下"的观念,但这种观念并不能真正地限制独裁的国王。被视为体现这种"法治传统"的议会,虽然有时限制君主的权威,但仍旧是国王的议会,从根本上说是支持王权的。大贵族集团利用议会来争权夺利,不应该被视为宪政意义的"革命"和"实验"。对西方学者的这一"辉格版"诠释,我们应该重新考量,在研究中将"思想中的政治"、"制度中的政治"和实际发生的政治区别开来,得出令人信服的科学结论。     

英国中世纪晚期农民饮食结构的变化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英国中世纪晚期农民的饮食结构变化日趋显著。食物种类不断丰富,膳食搭配日渐合理,人们的营养状况逐渐改善。对此进行考察分析,有助于从微观上认识英国乡村社会的变化,从宏观上理解由中世纪到近代的变迁。     

略论中世纪英国犹太人的“黄金时代”

一般说来，犹太人在中世纪的西欧遭受了许多歧视、迫害和驱逐。相比较之下，12世纪的英国犹太人却因享受到了王室有力的保护政策并与基督徒邻居甚至当地的教会机构和睦相处，这是犹太史上少有的“黄金时代”。透过12世纪犹太社区的柘殖、犹太借贷业的空前发展及其财富的大量积累可探寻促使犹太社区兴旺繁荣的原因。     

正确对待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现代化范式”和“革命范式”——与吴剑杰、龚书铎等先生商榷

回顾以往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我们就会发现,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学者在反思“文革”前17年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近代史研究时,在方法论上逐渐突破早先反思者在旧有框架中进行部分修正和补充的做法(例如,作为较早反思者代表的李时岳先生,虽然提出以“四个阶梯”说代替“三次革命”说,但他本人声称自己的提法“对‘三次高潮’论并非根本对立,只是部分的修正和补充”①),认为“我们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一些非常基本的概念、范畴、命题、判断,即使有些并不错误,却一直缺乏足够的科学性论证和学术性探讨,有的虽然流行多年奉为定论,其实却…     

“范式”转移:从“两手抓”到“五位一体”

库恩的范式理论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分析工具。新"范式"出现是知识增长的重要标志。从"两手抓"到"五位一体",中国每一次发展观念的更新都是一次"发展范式转移",体现了科学的时空观和革命观。"五位一体"战略布局的提出意味着中国发展范式进入到全新的阶段。同时,充分的发展范式转移也对中国的发展理论建设和社会实践提出要求。     

建构高校思政理论课实践教学的“生活化”范式

当前高校思政理论课实践教学存在脱离大学生生活实践的现象。思政教育者需要从厘清思政理论课实践教学的概念维度入手,需要从教改理念、实施方式、内涵建设和统合机制四个方面着手突破,需要从五个结合的路径策略着力打磨,建构高校思政理论课实践教学的“生活化”范式。实践证明,这种模式能够有效提升思政教育的有效性和增强学生的获得感。     

作为学术范式的“马魂、中体、西用”

"马魂、中体、西用"作为主导当代中国文化研究的学术范式,是在文化"三流合一"论、文化"综合创新"论的基础上形成的,它为"体""用"之争开辟出新格局。在当代中国文化的特殊语境中,该范式既要发挥马克思主义的引领作用,积极挖掘"中体"和"西用"的积极性成分,实现综合性地创新;更要以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之‘魂’",对"西用"之流弊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成分过度融合的问题进行创造性的批判,故"马魂、中体、西用"在当代中国的日常生活世界中表征出"一元、三维、六向度"的整体性结构。以此进一步完善马克思主义文化"综合创新"论,以问题意识为导向,为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话语体系提供更具针对性的范式基础。     

古代中西“天人合一”、“神人合一”对“依生之美”审美范式的体现

在古代中西“天人合一”、“神人合一”两种审美理想中,人作为主体,都明显地只是作为客体———天或神的派生和对象,主体人的潜能的自由实现,只能表现为对作为客体的天、神的顺从与趋同。可以说,中西古代的美只是大自然、天、神之美。这完全符合“依生之美”的本质规定,体现了“依生之美”的审美范式。     

法律与王权：中世纪英国法治观念的嬗变及其内在逻辑——以索尔兹伯里的约翰、布拉克顿和约翰·福蒂斯丘为中心

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中世纪英国法治兼容并包,融日耳曼法、教会法、罗马法和普通法之思想精髓于一体。日耳曼的习惯法使“王在法下”观念深入人心。罗马法和教会法的传播和影响推动英国法治理性化,但带有浓厚的神权政治色彩。在普通法的影响下,英国法治思想日趋制度化。中世纪英国法治思想的演变体现了法律至上和政治民主的双重逻辑。法律至上体现了法与权的关系,规定了王权的法律边界;政治民主体现了官与民的关系,强调民主制度对王权的控制。在观念与制度的交融下,法治观念以制度为载体,制度以法治观念为灵魂,并且形成了“以司法制约权力”、“君民共治”的制度文化。这种独特的法治传统推动英国政制向议会主权和混合政体的方向演进。     

《古诗十九首》“末世情怀”的书写范式及其影响

《古诗十九首》以其极高的艺术成就被刘勰赞誉为五言之冠冕,其文采温丽,但诗意悲远;情感真挚,却显苦闷颓废,含有浓烈的末世情怀。《古诗十九首》产生于战乱频繁,人民生活流离失所的东汉末年,从6个方面可以看出这些诗歌中所蕴含的末世情怀,即诗歌书写的时间轴、地点轴、人生短促的感伤、及时行乐的描写、失意人生的痛苦和离散人生与情感失衡。饱含末世情怀的《古诗十九首》给了盛世和衰世的中国文人们创作灵感和营养,是中国抒情文学中的瑰宝。     

“文以载道”的三种研究范式——以周作人、郭绍虞、钱钟书的相关研究为对象

本文分析了"文以载道"研究中的三种范式:周作人的"以新汰旧"范式、郭绍虞的"以新带旧"范式、钱钟书的"以旧释旧"范式,认为不能简单地从现代文学观念出发去阐释古代之文的含义,只有回到文以载道的原生语境中去认识它,才有可能揭示它的本真面目。朱自清提出的"将中国还给中国",就是一个回到语境的设想,沿此方向努力追寻,或可开辟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新境界。     

社会保障费税改革 ：“范式”选择与阙疑

有关我国社会保障税费改革的学术文章俯拾即是,但存在相当数量的跟风现象,一味地追捧税费改革,缺乏学术独立性,从而降低了部分文章的价值,使税费改革如此浩大的工程在理论准备上仍稍显不敷,而内容上则多偏向于研究具有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西方发达国家,真正符合我国国情的探讨并不多见,因此,研究视角宜适当转向亚洲特别是与中国近邻的具有较为成熟社保制度的国家。至于社会保障费改税之后能够增强强制性的观点我们也有两点疑义：一者,对税能提高资金征收的强制性抱审慎怀疑态度;二者,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多数是以国务院行政法规形式颁布的条例,虽不是法律但属于规范性文件,具有法律文件性质,费改税后,以正式法律条令确定下来,然两种条令之间的效力差别不得而知。基于目前我国社会保障费在征缴力度上已经具有和税类似的强制性特征,拉弗曲线援用至我国社会保障缴费领域顺理成章,但对开征社会保障税仍存隐忧,改革模式的选择须遵循一定的原则。     

“知识共同体”的建构及其研究范式

文学界对当代文学专业研究存在质疑和偏见。当代文学研究吸纳西方理论,有其深厚渊源。梳理当代文学研究的发展脉络表明,这一学科正在自觉获得一种超越文学研究的视野,在实践着建立起人文学科的“知识共同体”的研究范式。     

英国“可负担住宅”的建设及其启示

英国的"可负担住宅"是其保障性住房制度的主要内容,是该国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中的重要一环。研究和考察这一"可负担住宅"的运作机制与成功经验,将会对我们改进和完善经济适用房、廉租房等保障性住房制度产生重要的借鉴意义。     

从“体”到“有机统一体”:“体”的转义与回归

"结构"是"文体"范畴的重要因素,但往往被人们所忽略。其实古今中外的文学理论批评大多都很重视作品的结构。在谈及作品的结构时,西方的文论家常常使用"organic unity"(有机统一体)这个观念,中国古代的文论家则往往使用"体"这个范畴,并且两者都把作品的结构看成是如同人的身体、生命般的完整存在。可见"体"和"organic unity"在"结构"这一层面上可以沟通。尽管如此,"体"与"organic unity"仍然有着原初的分歧。"organic"经历了从工具、机械到生命、器官的词义演变,并且这整个过程一直都处在科学的、理性的视野之中;而"体"的源与流则始终贯注着盎然的生命力,充盈着"近取诸身"的原始诗性智慧。可见两者又可以相济互补。在这个意义上,"体"的内涵应该进行一次现代性的转换,亦即转向"结构"这一新义,并与西方文论中的"结构"观点以及"organic unity"概念相互赠答。而事实上,"体"的原始意涵本来就有"结构"之义,所以"体"的现代性转换其实也是一种创造性的回归。     

韦伯理解范式中的价值关联:社会范畴、“众神的战争”与“客观性”

价值问题是韦伯认识论的核心课题之一。韦伯将作为行动之现象的社会看作社会学研究的必要范畴,同时十分注重在区别的基础上联系现象世界和社会学学科,或者说行动者和观察者。价值问题决定了此种区别和联系。社会学则需要对现象世界中的价值判断和社会学内部的价值关联同时做出区分和联系。本文指出,韦伯将价值关联设置为现象世界和社会学之间、行动者和观察者之间的桥梁。社会学研究既要考虑行动中的价值,又要摒弃任何价值预设。结合作为构建现象世界之必要条件的社会范畴,韦伯社会学发展出独特的社会学"客观性"。"客观性"与韦伯认识论具有内在联系,同时否定了先验哲学和自然主义思想。本文还对韦伯的范畴、价值等概念进行探讨,从而指出,韦伯提供了一种"文化"和"理解"的视角。从"众神的战争"到"客观性",韦伯回答了社会学的可能性和科学性等根本设置,而这对今天的社会学研究也十分必要。     

有效应对公共危机事件的范式探析——以“7·5”事件为例

近年来我国公共危机事件频频发生,传统的范式又难以发挥有效作用,应对危机的效率以及效果难免受到影响。通过借鉴以往应对公共危机事件的应对范式,结合乌鲁木齐＂7.5＂事件,从微观领域针对有效应对公共危机范式的建构进行初步探讨,以致力于危机管理能力的提升。     

从“地域”到“世界”:“一带一路”倡议的东方语境创设

民族交往与世界交往是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命题。资本逻辑主张并推进的"异质趋同"博弈于文明主体声称并坚守的"排他斥异",引发了东西方文明交锋的结构性演绎,摹画和编织了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场景。作为从"地域"走向"世界"进程的产物,"一带一路"倡议所蕴含的东方语境以多元互补、相互依存、平等对话的协同进步,诠释于世界交往文明互鉴的应然态势。在现实性上,语境创设的话语表达生发于文化意蕴的结构谱系,不仅关涉政治实体的文化软实力,而且指涉经济实体的物质硬实力。作为"一带一路"倡议东方语境创设的历史承载,传统丝路精神的当代发展阐释于合作共赢、开放包容、求同存异的东方特质。从范式的理论模型和结构图式出发,"一带一路"的空间延展体现了特殊性与普遍性的交互、目标性与系统性的相织,并在本源上形塑了东方语境创设的共生关系和发展向度。其"共商、共建、共享"的范式建构凸显了"一带一路"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的价值归旨。     

以“理”为本，构建“和谐崛起”的中国新范式

国际体系的转型正由量变转向质变。新兴大国成功替代旧霸权国的范式必须与时代的精神与物质本质相符合。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给中国提出了更大的机遇和挑战,近年来中国面临“被”负责任的境地,中国必须善于应对,变被动为主动。中国外交正处于从“和平”向“和谐”深化的新出发点,如果中国希望在21世纪的角逐中胜出,就必须跳出大国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