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治理:制度变迁、演进机理与战略评估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如何构筑有效应对全球系统性风险管理机制显得十分迫切,学界不仅深刻探讨了各国的宏微观经济政策问题,更开始从制度层面深入研究现有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机制设计缺陷与问题。发达国家主导下的霸权治理模式失调和国际经济治理格局失控是全球失衡的主要原因,治理关键在于提升国家竞争优势、重塑全球价值链和国际贸易金融体系,尤其是要增强中国为首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竞争力与制度性话语权。这不仅成为国际社会共识,而且将是全球经济治理发展演变的客观趋势。因此,全球经济治理在制度层面必须进行创新。从短期来看,国际金融体系改革、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全球价值链分工、贸易争端治理、治理模式创新是全球经济治理的核心议题。从长期来看,全球经济增长新动力、国际制度型塑和全球治理机制重构则是更为根本性的问题。     

构建新发展格局：基于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互动的逻辑

构建新发展格局,畅通经济内外循环,需要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过程,也是一个治理过程,表现为治理主体、对象、制度、目标和观念的多元互动。统筹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加强两者的互动协调,有助于塑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提高经济循环效率、保障经济运行安全、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在宏观经济、产业经济、贸易投资和货币金融等领域为新发展格局形成提供良好的制度保障,以塑造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     

寻求霸权之后的霸权——论罗伯特·基欧汉的霸权思想

罗伯特·基欧汉是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霸权思想是其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在他看来,重建美国霸权的合法性,需要在复合相互依赖的世界,通过国际机制促进国际合作,实现全球治理,进而维持美国霸权的主导地位。其霸权思想在寻求美国霸权新根基的同时,也存在一定的理论缺陷。     

金融危机的根源:牙买加货币体系

美元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和牙买加货币体系中都充当了中心货币的角色.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由于无法解决其内在的矛盾-"特里芬难题"而崩溃.在各方妥协下牙买加货币体系成为新的国际金融秩序.在该体系下,美元迅速扩张,世界经济在美国宽松的货币政策下飞速发展.然而,一次次爆发的金融危机表明牙买加货币体系仍然不是一个完美的货币体系,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更使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被提上日程.     

美国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贸易权力的重构

面对多边贸易体系权力结构多元化对美国贸易权力的挑战,美国力图凭借主导区域性贸易协定及其制度规则以重振贸易权力,“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则是美国重构贸易权力的重要环节。一方面,借助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美国致力于拓展美国的贸易利益,增进美国的贸易实力,主导制定新的贸易规则,重塑亚太贸易权力;另一方面,美国还冀图依托其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中的主导地位以应对多边贸易体系权力结构多元化的挑战,重振美国的全球贸易权力。     

新布雷顿森林体系与全球性不平衡

所谓"新布雷顿森林体系"为全球经济失衡提供了一种解释。该体系的机制和格局使世界经济的灵活性增强,即使在全球性不平衡积累的背景下,"新布雷顿森林体系"所指的国际金融货币安排也难以在短期内终结。     

贸易摩擦冲击下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基于治理规则的视角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范围内的贸易摩擦频繁发生,贸易摩擦由此成为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的重要冲击力量。在贸易摩擦冲击下,全球经济治理规则的重塑诉求包含统一理念与制度、变革多边治理规则、实现区域治理与多边治理的协调等。然而,区域经济治理制度的排他性以及治理机制的碎片化带来了全球贸易体制的割裂和双边规则的重叠,引发了多边治理与区域治理之间的矛盾,成为阻碍全球经济发展的桎梏。贸易摩擦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诸多挑战,只有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持续推进基于多边贸易机制的区域治理制度建设,强化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深化国内改革,激发民营经济活力,提升经济硬实力,才能化解贸易摩擦带来的消极影响,积极参与到全球经济治理规则的重塑中。     

美国单边贸易政策和中国贸易收益的风险

加入WTO后，中国的贸易收益不仅来自开放环境的贸易自由化推进，而且受到其他国家尤其是重要贸易伙伴国贸易政策的重要影响。美国贸易政策实施上的单边主义，以及其在多边贸易体制中的“机制霸权”和中关贸易摩擦的逐渐升级，都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中国贸易收益的风险。中国其贸易地位的特殊性——作为逐渐崛起的贸易大国，需要审视中关贸易进入的新阶段，在多边贸易体制的现行框架下规避和防范贸易风险，确保贸易收益的稳定性。     

现阶段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东亚的困境与战略选择

面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问题成为国际社会的讨论热点.东亚地区作为美元体制的重要支撑力量,自然成为推动其未来变革的重要力量之一.但是,一方面,美国的金融霸权在短期内不仅没有衰落,反而呈现走强的态势,表明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仍具有相当长时期的可持续性;另一方面,处于美元霸权影响下的东亚地区在储备货币、汇率制度的选择和贸易结构调整方面面临着许多困境,使其短期内难以放弃对美元体制的依附和支持.因此,现阶段东亚地区尚不具备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能力.未来突破困境的可行路径是,通过加强东亚区域货币金融合作,渐进地改革国际货币体系,进而削弱美元霸权.在此过程中,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选择问题至关重要.     

IMF、货币合作和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

自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国际货币体系的动荡表明以IMF为代表的国际货币合作机制已经不能满足稳定国际货币体系的需要。尽管区域性货币合作可以促进区域货币的稳定,但区域性货币一体化有着严格的经济、金融条件。因此,一段时间内全球区域性货币一体化不太可能有比较大的进展。在当前美元、欧元和日元三极化的国际货币格局下,稳定国际货币体系既需要加强美国、欧盟和日本之间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与合作,也需要加强IMF的作用,使之成为有效协调美元、欧元和日元关系的国际机制。     

RCEP背景下国际数字贸易规则的比较、挑战与中国因应

RCEP的制定与实施为全球经贸治理提供了崭新的方案。在RCEP背景下,通过爬梳对比国际数字贸易规则不难发现,当前国际数字贸易规则治理还面临以跨境数据流动为代表的数据治理规则存在分歧、数字贸易税收政策制定和协调机制尚不成熟、数字贸易非歧视待遇与数据本地化规则参差不齐等现实挑战。作为国际数字贸易规则治理的主要参与者与积极推动者,中国应发挥大国担当,向国际数字贸易规则治理贡献中国方案。面对国际数字贸易规则的差序化趋势,未来中国应坚守RCEP提倡的包容合作理念,在国内层面利用国内自贸试验区制度型开放优势,分层级推进与高标准国际数字贸易规则的对接工作;在国际层面参加数字贸易规则相关的国际谈判,并与其他参与方保持良好沟通,致力于寻求缩小国际数字贸易规则分歧的有效途径,推进国际数字贸易规则共识达成,助力全球数字贸易发展。     

大国产业政策转型下的全球产业治理

全球产业治理是从全球经济治理话语体系中延伸出来的分支。之所以有单独研究的必要,是因为随着地缘政治竞争的加剧,新干预主义和国家中心主义回归,主要国家隐性的产业政策不断显性化并加速转型,大国愈来愈重视产业政策安排和产业战略布局,大国间的产业竞争与合作以及产业政策的国际协调与博弈不断加强。全球产业治理本质上是各国特别是主要大国产业政策的协调和互动过程,由此形成共同的治理规则和标准。构建全球产业治理的理论分析框架,不仅在于从产业领域考察和拓展全球经济治理理论和实践问题,也有助于在地缘政治竞争加剧背景下,提出中国加快产业政策转型、积极参与全球产业政策协调的实施策略。     

入世与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世贸组织既是一个以市场经济、以公平贸易原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系 ,也是一个以规则为基础、按规则办事的国际经济组织。目前 ,WTO的发展目标正由以实力为基础的国际环境向一个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环境迈进。从营造国际环境的角度讲 ,中国“入世”有两个层面的含义 :一是必须遵守 WTO的基本规则 ,二是开放市场。根据世贸组织协议规定 ,中国“入世”必须全部接受世贸组织所负责实施的所有多边贸易协议与规定 ,“入世”后在享受权利的同时也要履行相应承诺的义务 ,在享受权利和履行义务的过程中必然对中国经济的各个领域及地区发展产生不同…     

知识产权全球治理与中国实践:困境、机遇与实现路径

现行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知识产权全球治理体系正面临着霸权主义、利益失衡、人权危机等治理困境。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发展积淀和知识产权全球治理格局的演变使中国以更积极姿态参与知识产权全球治理已具备现实可能。这种现实可能性部分源于知识产权全球治理所面临的"单边化"和"碎片化"趋势,而中国在知识产权领域的治理实践则为中国参与知识产权全球治理提供了经验支持。推动知识产权全球治理变革,中国可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引,通过国际法治与国内法治的协调互动推动知识产权国际制度的发展和知识产权全球治理体系的建设,进而实现知识产权全球治理体系的包容性发展。     

全球公共物品的提供:以国际运输业为例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全球公共物品的提供成为全球治理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全球公共物品具有不同于一般公共物品的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其特有的提供方式。本文以国际运输业为例说明全球公共物品的提供问题。基于彼此间在制度能力和合法性方面具有的互补性,国际民航组织、国际海事组织与世贸组织通过制度协调,合作提供国际运输业的全球公共物品。     

汇率制度选择的政治经济分析——三种研究路径比较及其启示

自从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来,汇率制度选择一直是学术界和政治决策者关注的重要议题。在过去30多年中,国际政治经济学对汇率制度选择问题进行了富有开创性的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学关于汇率制度选择的三种重要解释模式,对于我们评估当代国际货币体系、设计地区货币合作安排以及选择本国汇率制度,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带一路”倡议与全球治理变革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化进程遭遇重大挫折,全球治理体系弊端凸显,主要表现为全球治理价值亟须优化、治理机制绩效有待提高、主权国家之间缺乏共识、美国霸权主义治理带来诸多负面影响,全球治理变革势在必行。"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践行区域合作共赢、推进全球协商共治的创新性设计,它不仅倡导全球治理新价值,致力于构建有效的全球治理机制,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推动国际合作、逐步拓展全球治理领域,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而且有助于中国积极参与治理机制建设、进一步增强国际话语权,进而不断提高中国引领和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     

自由贸易协定与多边贸易体系——基于美国贸易战略的洞察

20世纪80年代以前,美国基本主导了历次GATT谈判进程。20世纪末的欧盟一体化和21世纪初的东亚合作对美国在多边贸易体系中的地位构成了挑战,使它不得不通过区域经济合作撬动多边贸易谈判,以推行美国版本的贸易规则,进而维持其影响国际经济规则的能力。在此过程中,作为美国力推的自由贸易协定,TPP对东亚合作、亚太经济一体化和多边贸易体系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新一轮的国际贸易规则转变期内,中国需要根据自身经济发展现状,适时调整贸易策略以应对挑战。     

全球治理:适应全球化的新的合作模式

治理与全球治理理论是一种新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分析框架,蕴涵于其中的全球合作模式深刻地反映了全球化进程中所出现的国际合作的新特征和新问题。治理合作提倡一种包括非政府组织、全球性国际组织和各国政府等多种国际关系行为体在内的全球合作模式,其要点是:将合作的主体由制度合作中的政府扩大到非政府;以全球共同利益为合作的新动力;强调合作是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合作的统一,是长期协调与对话的互动过程。总之,治理合作既是对制度合作的继承,又是对制度合作的创新,将对全球合作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有益的启示。     

新自由主义经济霸权的衰败及其模式重构新趋向的中国应对

新自由主义是为垄断资本掠夺全球经济资源而存在的经济霸权主义。新自由主义将交换价值过度置于使用价值之上,导致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同时,这也标志着新自由主义的失败,经济停滞和阶级矛盾冲突成为新自由主义时代的常态。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和科技的崛起,世界经济体系多元化以及反新自由主义社会浪潮的兴起,新自由主义为维系经济霸权正在以激进方式进行重构。为此,新自由主义将交换价值的逻辑扩展到政治领域,形成以政治利益为导向、以经济利益为手段、以市场为中介的经济霸权新模式。对于中国而言,面对新自由主义经济霸权的威胁,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加强经济内循环和完善创新体系,并深度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以提高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