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失地风险分配差异

农民失地风险的分配不仅由城市和政府流向失地农民群体,同时在失地农民群体内部也因个体差异而呈现出群体内部的两极分化。失地农民群体在行动能力上的差异影响着失地过程中失地风险的分配,而个人承担能力的不同也影响着失地之后风险的应对,同时失地农民群体两极分化不仅表现在阶层内部也表现在地区差异上。这种风险的分配机制和贝克等人的风险分配机制吻合。研究失地农民的风险分配差异可以使得政府对于失地农民的救助政策得到最大的发挥,而且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论社会风险不平等

现实世界存在广泛的个人风险不平等.在我国,个人风险不平等以及风险分配不公正导致的社会风险冲突,已影响到社会整体的安全和发展.风险分配公正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应有之义,为此必须建立健全促进风险分配公正的法律制度,强化政府对风险分配的调节,发挥各种主体的积极性作用.     

论社会风险不平等

现实社会存在广泛的个人风险不平等。在中国,个人风险不平等以及风险分配不公正导致的社会风险冲突已影响到社会整体的安全和发展。风险分配公正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应有之义,为此必须建立健全促进风险分配公正的法律制度,强化政府对风险分配的调节,发挥各种主体的积极作用。另外,只有培育低风险、应对风险能力强的庞大中产阶层,才能真正实现和谐社会建设。     

试论FIDIC合同风险条款在工程量清单中的应用

施工合同的管理是施工企业经营管理的基础,施工合同风险条款作为合同管理的重要环节,应引起施工企业的高度重视.FIDIC合同被称为国际承包工程的"圣经",在合同风险分担方面,有比较明确的论述.本文通过对FIDIC合同中有关风险条款进行了分析,提出了与计价规范相适应的风险分配条款,对于承、发包双方和减少合同的争议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试论FIDIC合同风险条款在工程量清单中的应用

施工合同的管理是施工企业经营管理的基础,施工合同风险条款作为合同管理的重要环节,应引起施工企业的高度重视。FIDIC合同被称为国际承包工程的“圣经”,在合同风险分担方面,有比较明确的论述。本文通过对FIDIC合同中有关风险条款进行了分析,提出了与计价规范相适应的风险分配条款,对于承、发包双方和减少合同的争议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PPP风险分配法律规制的正当性及具体路径

PPP经营模式由于私方主体的介入,给政府公共服务带来了这样或那样的潜在风险,如公共服务质量递减、公共职能改换、治理秩序阻滞、投入主体收入递减等。为了保障社会治理正当化、公共服务理性化、PPP项目正常化和当事人投入的积极性,必须以法治手段在行政主体和私方主体间合理进行风险分配,包括风险预防的风险分配、风险阻却的风险分配、风险后评估的风险分配、风险承担的风险分配。通过风险分配让私方当事人和行政主体由权利主体转向义务主体,由权力行使转向责任承担。风险分配遵从公权主导原则、公共利益最大化原则、责任自负原则和实际负担原则。     

新型群体性事件:一项基于风险冲突的分析

随着近年来我国政府日益强调和谐社会的建设,传统的群体性事件逐渐减少。但是,社会客观上各种风险的增多和民众主观上对个体安全的日益重视,使得个体安全日益成为值得关注的社会问题,特别是通过风险生产、转嫁损害而谋取私利的现象,导致了风险分配不公和风险冲突,并日益成为新型群体性事件的重要原因。抑制风险生产、促进风险分配相对公正,可以有效缓解风险冲突和减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并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的真正实现。     

股市投资者收益水平及与融资者和中介机构的财产分配关系

股票市场分配规律是现代市场经济中非常重要的分配关系。就股市参与群体的收益水平及其财产分配关系而言,其主要规律是:股票投资者人均财富的增加大大小于股价指数的增长;股票投资者的收益并不与股市风险相对称;融资者和金融机构是股票市场的主要受益者;股票投资不仅毫无风险报酬可言,股票投资者平均收益率低于无风险收益率也是大概率事件,甚至整体为负。为增加投资者收益,应取消基金公司,限制证券中介机构收入,不允许融资者在股市转让股权,从严限制高管股权套现,限制股票发行数量。     

人工智能技术权力影响下人工智能技术风险的法律分配路径

人工智能技术权力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孕育而生，其以“微观的”权力为内核、传统公权力为载体，是一种既难以掌控又难以解释，且具备“微观的”权力与传统公权力双重控制力的力量。在这些特性的影响下，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风险也具有非完全的人为性、双重不确定性、差异普遍性等特性，这最终使得法律在使用“行为-责任”机制分配人工智能技术风险时存在诸多“行为”无法通达“责任”的困境。为摆脱该困境，可借鉴罗尔斯的分配正义理论，建立一种类“原初状态”的沙箱环境为公平分配风险提供基础，再以纯粹程序正义为分配渠道，打通“行为”与“责任”之间的路径，最后通过差别原则与反思平衡合理地直接连接“行为”与“责任”,以解决另一部分难以适用“行为-责任”机制的困境。     

分配正义中的政府责任:以风险与法为视角

传统意义上的分配正义通常被理解成财富分配正义,甚至等同于收入分配公平,而忽略或者较少涉及风险分配正义及其所针对的当下社会中财富占有越少者而风险承受却越大的规律性事实。处在争论中的机会公平方案和结果公平方案都只注重于财富分配正义而缺少风险分配正义的安排,且主要基于原理取向的进路研究问题和设计制度。为矫正当前因风险分配失衡所恶化的财富分配失调,具有较强分配功能的经济法和社会法,应当遵循问题取向的进路,在追求财富分配正义的同时,将风险分配正义纳入社会分配制度改革的目标,并确立风险分配正义中的政府责任。     

通货膨胀与资产价格上涨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2007年中国社会同时受到通货膨胀与资产价格大幅上涨的压力,这不仅给中国经济带来巨大冲击,也给中国社会带来深刻影响。通货膨胀"劫贫济富"的收入再分配效应比较明显,城镇低收入家庭成为最大的受害者。尽管通货膨胀在客观上增加了农民收入,但农民从粮价上涨中得到的收益相当有限。通货膨胀使低收入群体产生焦虑感,增加了人们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这些都可能诱发各种社会问题。资产价格大幅上涨迅速扩大了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差距,加剧了低收入群体的不公平感。资产价格的大幅上涨刺激了居民追逐各类资产的热情,助长了社会成员的投机与浮躁心态。如果任由资产价格泡沫风险发展成为系统性风险,股市动荡必将危及社会稳定。2008年中国仍将面对通货膨胀与资产价格上涨的双重考验,中央及各级地方政府必须积极审慎地应对,加强宏观调控。     

风险分配与气候正义

现代社会的分配逻辑正发生着从财富分配向风险分配的转型,正义分配实质是风险分配。气候正义是风险分配的关键议题,目的是实现认知和应对气候风险能力的公平分配。实现气候正义除了依靠罗尔斯的平等原则和差别原则外,还需要扩充到全球正义原则。全球化与民族化、共同性与个体性、环保与发展的冲突构成了气候正义的问题背景,实现气候正义离不开全球治理,但也遇到伦理、制度和行动的三重困境。     

基于博弈论的物流金融违约风险研究

对物流金融业务的违约风险防控是物流金融健康发展的核心问题,而有效地分析与规避违约风险则是物流金融能否成功的关键。要防范和控制物流金融的违约风险,必须从物流金融的合作方式、利益分配、惩罚激励、治理机制等方面入手,建立事前控制、事中控制和事后控制的防控体系,最大限度地降低物流金融违约风险,提高物流金融的收益。建立契约式战略联盟;建立完善的利益分配机制;建立违约惩罚机制;建立声誉激励机制。     

电子诉讼中的诉讼参与人真实性问题——基于外观主义的分析

诉讼参与人的真实性问题是电子诉讼发展过程中的"源头性"问题。电子诉讼背景下,外观主义的程序法准入,既有域外立法经验可资借鉴,也同我国民事诉讼"程序正义"理念、"诚实信用原则"和电子诉讼特点相契合,在解决诉讼参与人真实性问题上不仅可行而且必要。电子诉讼中的外观主义适用,实际上是"表见代理"制度的诉讼法渗透。这一渗透过程因为人民法院"公权力"的介入而呈现出"严格性"的特点。     

初始收入禀赋、风险承担能力与收入分化

市场经济中马太效应的内在机制可以从初始收入禀赋对风险态度的影响以及风险承担能力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得到说明。一者,反射效应和确定效应与市场主体的收入禀赋有关:穷人往往更难以承受得益中的不确定性风险和损失中的确定性损失,从而只能得到最少的确定性收益而承受高额的期望损失,而富人则相反。二者,损失厌恶系数与市场主体的收入禀赋有关:穷人因强烈的损失厌恶而会努力规避极小风险,从而往往难以获得与风险成正比的期望收益,而富人则相反。三者,风险承担能力构成了市场交易中谈判势力:穷人较弱的风险承担能力在市场谈判中也处于劣势,从而只能获得较少的收入分配份额,而富人则相反。四者,收入禀赋也决定了市场主体的交易次数和类型:富人可以通过重复交易和多样化交易分散和降低风险,从而获得几乎确定性的高额期望收益。在很大程度上,基于这种内在机制的作用,现实市场中收入分配就出现分化。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分配行为的规范化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分配行为具有调节作用的全程性、调节手段的多样性、调节内容的针对性和调节依据的规范性,具有实现公平的功能和推动经济发展的功能。现实中政府分配行为存在诸多不规范、不合理因素:对分配起点的调节失当;对分配过程的调节失当;对分配结果的调节失当。其原因是:对分配起点的调节、对分配过程的调节、对分配结果的调节缺乏规范的制度保障。为规范政府分配行为必须采取相应的对策。     

风险社会视域下大规模侵权的重新定位--侵权责任的正当性基础比较分析

单一侵权责任的正当性基础在于矫正正义,其通过双极性的结构意在平衡侵权人和受害人之间的利益,追求的是个人正义,并依据矫正条件的不同更倾向于实现个人自由抑或个人安全;大规模侵权责任的正当性基础在于分配正义,其通过三层分配的结构旨在尽可能恢复被行为破坏的社会秩序,追求的是社会正义,偏重于社会安全的实现。风险社会背景下大规模侵权不能被单一侵权所涵盖,侵权法应当确立其独立地位。作为一类新型的侵权行为,大规模侵权应适用严格责任原则,且是一种更为严格的归责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