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访台史实考订

郁达夫是唯一访问日据下台湾的中国大陆作家。时值"七七"事变勃发6个月前的郁达夫访台究竟属于什么性质?在台滞留期间他有过什么活动?访台与之前的访日又有何关系?台湾的官方报刊传媒当时对郁的访问反应如何?访问前后在台湾他又是怎样被阐述、怎样被想象的?关于那次访问,郁达夫有无留下相关著述?这些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日关系史上必须弄清的问题,可以说过去研究界由于资料匮乏而未能把握。本文通过根据发掘于台湾和日本的原始资料进行的详细考证,实现了对该段史实的总体如实把握,从而获得了进一步丰富文学史书写的可靠材料。     

深刻领会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思想 为振兴教育贡献力量

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是指导我们党新时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理论体系,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教育战线的每位工作者,都应深刻领会三个代表的精神实质,为振兴祖国的教育事业而奋斗。     

论中国早期“学”、“术”的产生与发展

本文通过对中国早期思想文化发展过程的梳理,认为中国思想文化的源头来自于"巫文化",后来逐渐演变为"巫史文化",进而在西周时期形成了以"史官文化"为主体的精英文化,然而这些文化,都是属于"术"的范围。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兴起,通过教育和整理典籍,使思想文化在大众中的广泛传播,导致中国早期"学"、"术"的出现。战国时代,士阶层的兴起与诸子百家的相继兴起,形成了政治理念的伦理化与一元化、宗教的伦理化,这样完成了中国在"轴心时代"哲学的突破,最终为中国早期"学"、"术"的发展确立了方向。     

全面理解“三个代表”中的“文化”

文化有广义、狭义之分。“大文化”概念便于揭示社会生产力与精神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把握社会的协调发展,达到社会主义根本任务与社会主义发展战略的有机统一。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要从“大文化”的角度入手,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的各个层次和操作环节,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培养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的新的道德风尚,把握好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等问题。     

“城市化”的祛魅之途与认知重构——新时期城市化进程中“反城市”文化的思想检视与审美反思

近三十年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文学对城乡景观和社会文化的演绎始终存在着两条交互发展的路径,表现出城市化/反城市化、现代性/反现代性的互动对话和双重姿态,并由此催生出一种对现代生活秩序不断消解与重构的话语张力。纵观这一过程,文学在生存的当下性、文化想象性和社会发展要求等多重挤压下所开启的"城市化"批判,既是对"城市化"的历史性祛魅和认知重构,又体现出了社会实践与文学叙事间的必要互动和平衡。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演进与当代价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经历了从"两个文明"到"五位一体"的发展演变过程。它是在立足我国具体国情基础上作出的正确选择。通过对"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进行研究,有利于深化"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进一步丰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有机体理论,并为我国实现伟大"中国梦"提供重要的实践路径选择。     

刍议“船”与英语

由于受岛国环境、航海生活影响,英国形成了独特的“船”文化。这种“船”文化对英语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使英语中产生了许多与“船”有关的词语及表达法。具体说来,英语词汇中有丰富多彩的“船”名,大量与“船”有关的姓名、职业;英语表达中有大量与“船”有关的比喻、习语和谚语。     

作为文化资源的"国学"

"国学"是20世纪有关中国学术的一个重要概念,也是一个被频繁使用的关键词。其内涵经由学术向文化史的转化后,作为一种潜在的文化资源,对现代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作为传统性的文化存在,其本身暗含的二元对立和价值区分,引发了现实中的学术冲突。而体现"大现代"精神的"新国学"作为对"国学"的反思和发展,以其超越性追求旨在实现学科间的整合和思维上的汇通。由此达成的文化创造必然为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发展提供更加丰富的文化资源。     

“鱼”与英语

英语中与"鱼"有关的词语及表达法比较多,这与英国独特的地理环境密不可分。英语与"鱼"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一现象明显地体现在丰富多彩的英语鱼名、英国人的姓名、与鱼有关的词语,以及英语中与"鱼"相关的谚语和习语上。     

从侯孝贤电影看台湾二十世幻八十年代影象文化中的“中国结”

自1988年1月蒋经国死后，李登辉上台把持台湾地方的党政大权，尤其是1986年以来，随着民进党成立以及1987年“解严”，岛内的“台独”势力日趋活跃起来，在文化事业领域他们打着“文化”的旗号，进行分裂祖国的活动。     

关于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强的思考

十七届六中全会强调,要＂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信,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弘扬中华文化,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围绕着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强三个分别涉及以什么样的视角认识文化、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文化、以什么样的思路发展文化的问题,文章从自觉到自信、自信到自强和＂他者＂到＂自我＂三个语境、从何以、何以能和以何能三个维度阐述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思考。     

“三个代表”与历史唯物主义——学习党的十六大报告的体会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贯穿党的十六大报告的主线和灵魂。深刻理解和把握这一重要思想 ,应从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 ,结合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着力进行研究。     

“两个结合”:从“文化基因”到“政党基因”

“两个结合”表明,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持续致力于传承赓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使这些“文化基因”走向大众化、时代化;另一方面,党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的现实问题,吸收传统文化的精粹,并将其转变为标识自身特质的“政党基因”。因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新与马克思主义走向民族化辩证地统一在从“文化基因”到“政党基因”的转变过程中。在此,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最基本的“文化基因”内化为中国共产党秉持的执政为民、人民至上、取信于民、公平法治、和谐共生、共同富裕的优良传统与价值观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由此实现了现代转型,成为中国共产党本质属性与价值归属的源起,是党凝聚民族、改造社会的精神力量。     

中国"三"文化研究论纲

作为一种原创性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三”文化,既是一种“数”文化,又是一种“世界观”文化、“方法论”文化,还是一种关于“思维方式”的文化和“价值理念”的文化。本文从事物的空间结构、时间和逻辑顺序、事物的联系和转化等六个方面用十二条原理进行了论证,指出“三”文化是21世纪应大力倡导的一种新型世界观文化。“三”文化是研究事物“第三状态”的文化,这种“第三状态”大致包括“立体状态”、“中间状态”、“中行状态”、“中介状态”、“统一状态”、“发展状态”、“结合状态”、“互动状态”、“和谐状态”与“创生状态”十个方面。与“三”文化相适应的一系列“三”思维方式,将有助于人们在新的世纪里化解各种矛盾、危机,应对各种挑战。     

“协同治理”与社会事业开放

"协同治理"的本质是治理的社会化,多元主体各尽其分、协同于"理",这是"协同治理"的关键所在。"协同治理"意味着打破封闭僵化的体制机制,社会事业开放是其题中应有之义。这种开放并不是简单的放开,而是在普遍、无预设的价值体系之上行其所宜。在确立政府、社会、市场边界的同时实现三者的贯通,是"协同治理"的体现,也是社会事业开放的基础。社会事业开放并不是单纯的市场化和产业化,而是主办、经营和运行方式的多元化,推动三者的交融与互动是社会事业扩大开放的现实路径。     

“新国学”建构与中国现代文化——关于王富仁先生《“新国学”论纲》的思考

“新国学”是对章太炎的“国学”的发展,是以中国现代文化为根基建构起来的。五四开启的中国现代文化是在中西文化整体比较中产生的,体现了中国文化自身的真正发展,从章太炎到鲁迅更为突出表现出寻求中国文化主体精神发展的要求。     

孔子学院传播网络的构建与运转机制分析

孔子学院不仅自身进行文化传播,还通过作用于其他行为主体,拓展传播能力,由此构建了孔子学院的传播网络。孔子学院传播网络的有效运转会对孔子学院的传播效果产生巨大影响,因此必须重视其他合作主体的传播能力及建立合作与获取优势的动态演进,但是网络联系少和与当地机构的不平衡依赖关系会导致孔子学院传播网络的效能的减弱。只有建立信息共享机制,遵守共同的行为规范,形成相互信任的关系,才能进一步推动孔子学院传播网络的良性发展。     

从司马迁的荣辱观看“八荣八耻”的文化内涵

本文重点以司马迁在《史记》中所反映的荣辱观为视角,来探讨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八荣八耻”的文化内涵。从文化之根溯源,可以寻找到文化的认同感,并将之内化为精神血脉,灌注于我们的血肉之躯,方能上行之,下效之。     

1920年代“文化泰戈尔”在中国接受中的“两歧”现象

1924年,"文化使者"泰戈尔访华并进行一系列演讲,在中国人文思想界掀起了不小波澜,因而出现"欢迎"与"不欢迎"两种迥异的文化现象。欢迎者之"欢迎",是因为泰氏对于西方"物质文化"的批判、对中西文化"调和"的见解等,迎合了中国人文主义者的"阅读期待";不欢迎者的"不欢迎",则出于多种原因,有反对其抽象之爱的,有反对其发售"玄学"的,更有不认同其对西方文化的非科学定位和对东方文化盲目乐观的。"文化泰戈尔"在1920年代中国接受中的"两歧"现象,反映了当时思想界关于"中国文化出路"两种叙述模式的碰撞。这种碰撞有利于将中西文化关系的讨论引向深入。     

中国传统“和”文化与和谐体育文化建构

我国体育文化根植于博大丰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土壤之中。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体育文化形成的本源,其丰富的内涵和特质对体育文化的产生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为构建和谐体育文化提供了精神资源。本文从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人与社会、世界和谐等角度,深入探讨中国传统文化对构建和谐体育文化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