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王国是中介还是终点?——论席勒美育思想中的一个矛盾

席勒美育思想中存在着一些内在矛盾,其中之一是他对自己所憧憬的理想社会到底是审美王国还是道德王国表现出一种游移。文章列出了这种游移性的种种表现,并进而分析了产生这种游移性的可能性原因,在此基础上得出结论:席勒最终意在审美王国;审美王国不是通往道德王国的中介,它就是终点。     

在拜占廷和法兰克之间:教宗扎迦利的伦巴德道路

教宗扎迦利在任期间,通过与伦巴德国王的谈判合作,不仅使罗马公国的独立性得到广泛认可,还使教宗在西部基督教世界的世俗权力和宗教权威得以提升.而伦巴德人之于教宗而言,不仅只有矛盾、压迫和侵略的一面,还有虔诚、合作和和平的一面.     

使臣的请求

从前,有位国王制定了一项特别的规矩：任何人都不得在他的宴席上翻动菜肴,只能吃上面的那部分。 一天,一位外国的使臣来到这个王国,国王高兴地设宴招待这位使臣。宴会开始了,侍者端来一盘盖着香料的鱼,这位使臣不懂这里的规矩,就把鱼给翻了过来。     

太平天国起义与千年王国

太平天国起义是一次有中国特色的基督教千年王国运动 ,它发生在洪秀全皈依基督教之后。洪秀全把基督教的千年王国论和基督教的平等思想作为武器 ,动员千百万贫苦农民向清朝封建统治者发起挑战 ,进行疾风暴雨式的斩妖杀魔战斗 ,在南京“小天堂”建都 ,将天京视为新耶路撒冷 ,并设计出以《天朝田亩制度》为核心的千年王国建设蓝图。由于这套蓝图无法实现 ,加之清王朝和西方列强的联合镇压 ,这场中国式的基督教千年王国运动走向失败。千年王国运动不能摆脱农民受剥削受压迫的困境 ,也不能挽救中国的危局     

西汉昌邑王国职官制度研究

西汉从初期至中期,为了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采取多种措施强化皇权,收归诸侯王国官吏任免权和治民权,降低诸侯王国的政治与经济地位,逐渐降低王国职官的官秩、俸禄级别,同时减少王国所属吏员的数量。昌邑王国只是西汉中期诸多王国中的一例,昌邑王国的职官设有太傅、少傅、相、中尉、郎中令、仆、卫士长、内史、礼乐长等,其职官数量不多,地位亦不高,主要职责是辅佐、教育、保卫与侍从昌邑王等,已不再拥有治民之权。西汉中期昌邑王国职官制度的主要特征:一是结构完整,官吏齐备,制度健全;二是与中央相比,官秩地位降低,俸禄、吏员较少;三是在中央王朝的强权下,以文官为主,以儒生任武官,弱化武官,防止叛乱。因此,从昌邑王国职官制度来看,昌邑王刘贺的政治阅历和政局掌控历练是有限的,加上这些职官的政治素质与能力整体上根本无法与中央职官相比,这或许是后来昌邑王刘贺被废的一个因素。     

别尔嘉耶夫哲学的终极追求

对精神王国的渴望是别尔嘉耶夫哲学的终极追求。别尔嘉耶夫极力证明精神王国具有实在性,坚信这是人之生存所不可或缺的神性维度,认为只有心系精神王国,才能成为精神、灵魂和肉体相统一的完整的人。别尔嘉耶夫关于精神王国的思想为我们批判和扬弃乌托邦历史设计,确定新的历史哲学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拉达克王国：公元950-1842年（九）——拉达克政府及其施政

本文利用有限的资料,从国家体制、行政机构、财政、税收、商贸、邮政等方面论述了拉达克王国的管理体系。     

基督教信仰与乌托邦的变迁

犹太教弥赛亚主义最早表现了一个苦难民族期盼社会解放的乌托邦理想,随着基督教从犹太教中脱颖而出,这种关于社会解放的乌托邦理想就转化为灵魂得救的天国福音,一个幸福美好的"千年王国"也从人间上升到天国。到了宗教改革时代,托马斯.莫尔、托马斯.闵采尔和再洗礼派又重新提出了在人间建立"千年王国"的乌托邦理想,并且在德国农民战争和闵斯特公社中付诸实施。虽然这些近代乌托邦尝试都以失败而告终,但是它们却构成了从基督教的天国救赎福音向共产主义的社会解放理想转化的重要中介。     

泰北早期孟高棉语民族与女王国的兴衰研究

孟高棉语民族,比傣泰民族更早地迁人了东南亚地区,在泰北的清迈一南奔盆地一带地区,很早就有孟高棉语族群中的分支——拉瓦人及孟人居住,他们对泰北核心文化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尤其是盂人,他们是最早接受印度佛教的群体,并通过商贸往来及领土扩张的形式将佛教以叠加式的模式源源不断地传人了泰北清迈一南奔地区,并建立了在泰北强盛一时的女王国。拉瓦人与孟人在女王国的兴衰过程中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康德目的王国的困境与当代康德式的辩护

虽然目的王国在康德道德哲学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但它依然面临着困境:第一,目的王国只是康德道德学说的理想假设,并不能对道德法则的有效性做出合理证明;第二,目的王国很难与人们的实际道德生活相融合.面对这些困境,当代康德研究者提出的康德式辩护,旨在阐明:其一,目的王国是基于人性原则对道德法则做出的论证;其二,目的王国通过道德法则的作用与实际生活密切相关.     

西域粟特移民聚落补考

本文根据近年来考古新发现和粟特文资料的新解读成果, 对粟特人在怛逻斯、碎叶、弓月、勃律、渴槃陀、于阗、楼兰、龟兹、焉耆、高昌等地留下的遗迹做了仔细的勾稽和讨论, 指出不论是北方草原路上的弓月, 还是南向印度的洪札河谷, 不论是葱岭高原上的渴槃陀, 还是塔里木盆地中的神山堡, 都成为粟特人的商贸点、货物集散地甚至聚居地。粟特商人并不总是由西向东兴贩宝石香料, 他们也以长安、武威等中原城市为基地, 由东向西运转金银丝绢, 然而不论向东还是向西, 上述西域王国的城镇必然成为粟特人的中间站, 同时也从丝路贸易中获取到丰厚的利益。     

试析古王国时期埃及与努比亚关系的演变

进入古王国，随着埃及国家的统一，其政治、经济以及军事实力都明显加强，这些都为其侵略努比亚、掠夺努比亚的资源提供了前提与保障，正是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埃及在努比亚建立了霸权。但到古王国后期，由于埃及政权衰落、国内混乱，无暇顾及努比亚，二者的关系趋于缓和，一直到第一中间期，由于埃及国内陷入无政府主义，两地基本上断绝了来往。     

女性王国里的精神贵族——陈染小说创作浅析

作家陈染以其私人化的写作,展示了其鲜明的女性立场。其写作展示了她对世界和人生的体验与执著的探索,她的追求从与各方面的关系中显示其过程的艰难,最后的绝望使她循于内心与写作并乐此不疲。     

康德目的王国的当代解读

康德以善良意志为其道德哲学的逻辑起点,以自由意志为最终依据,超越经验的局限,建立起以内心信念和道德律令为原则的道德王国即日的王国.文章通过对康德目的王国的建构进行逻辑的梳理,试图阐明:人是理性的存在,具有内在的、无与伦比的尊严和价值,理性人必须遵守道德法则.     

英诺森三世与中世纪“世界教会王国”的形成

英诺森三世是西欧 1 3世纪初著名的罗马教皇。他在位的 1 8年间 ,进一步完善罗马教廷的税收体系 ,在教会内部建立起高度中央集权的管理体制 ,摆脱神圣罗马帝国对教廷的控制并最终确立了教皇国的疆土。英诺森积极参与政教之争 ,制服了英、法、葡萄牙等国君主 ,发动第四次十字军东征 ,攻克拜占廷帝国都城君士坦丁堡。他成立修会、组织十字军讨伐阿尔比派 ,召开拉特兰宗教会议 ,全力清除异端势力和影响。使罗马教廷梦寐以求的世界教会王国初步形成 ,也使教会势力发展到中世纪的极盛时期     

西汉郡国并行制探略

郡国并行制是汉初刘邦在吸取秦二世灭亡的教训和成功运用分封承运天下基础上的独创,对于西汉政治稳定和经济的恢复、发展起着无可代替的作用。郡国并行制的演变过程也对汉代政治和政治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埃及古王国时期的家庭丧葬供奉制度

从古王国开始,家庭成员开始出现在官员陵墓祭堂的浮雕壁画与铭文中。本研究以浮雕和壁画对家庭成员的描绘为线索,探讨墓主人的子女和兄弟姐妹等亲属在丧葬供奉中的地位和作用,并结合相关文献,评述古王国时期的家庭丧葬供奉制度。在家庭丧葬供奉体系中,儿子最为重要,他们除了提供供品,还可以为墓主人举行丧葬仪式。自第五王朝起,家庭供奉逐渐与卡祭司制度和土地继承制度相结合。“丧葬庄园的兄弟”头衔的设立将非家庭成员纳入家庭丧葬供奉体系,是古王国独有的制度性尝试。图像与文本两方面的分析表明,古埃及人在祭堂中描绘了家庭丧葬供奉的理想模式,但在实践层面,他们并没有拘泥于此,而是根据家庭情况和自身利益进行灵活安排,这也是古埃及家庭丧葬供奉制度的特点。     

论现代社会主体权利的哲学基础

世俗化市场经济浪潮祛除了神性的蒙昧,使功利主义理所当然成为主体权利的哲学基础,失去超验价值的主体权利却遭遇了巨大的悖论。权利本是保障主体尊严的条件,以功利原则作为主体权利的哲学基础,不仅难以保障每个主体的价值尊严,还极易沦为物与自身双重奴役的对象。重新厘清主体权利的哲学基础,重建利益主体超验的维度,使其转化为价值主体,成为时代的命题。康德“目的王国”的实践哲学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他将权利与功利剥离,以“人是目的”的信念重塑主体超验的维度．真正确立了主体权利“质”的哲学基础。     

试论古代埃及法的特征——以新王国时期为例

古代埃及法因独特的古代埃及文化而具有鲜明的特征,并以新王国时期的法最具代表性,从而形成了古代埃及法的宗教性、公正性、人文性和权利与义务的等量性等特征。古代埃及法源于古代埃及文化,同时也充分展现了古代埃及文化的基本特征。     

明代王国庙制的演进及礼制特点

明代分封同姓诸王,封藩建国。明代王国宗庙制度以亲王"之国"为契机,初定于洪武九年,是在师法周代诸侯宗庙礼意的基础上,参酌本朝太庙礼制并有所降杀而建立,至万历朝臻于成熟,其制对清朝宗室家祭制度有一定影响。明代王国宗庙以支子立庙,为小宗之祀,以始封者为始祖,立五庙,祀五世。王国宗庙与太庙构成一个祖先祭祀系统,等级分明,层次丰富,与分封制相表里,具有礼制与政治上的双层蕴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