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对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

文章基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以人力资本、R&D经费投入强度为中介变量,研究了数字经济对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结果显示:数字经济正向影响中国人力资本、R&D经费投入强度、出口技术复杂度;人力资本与R&D经费投入强度具有链式中介效应,存在数字经济—人力资本—R&D经费投入强度—出口技术复杂度的路径;人力资本是数字经济与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中介变量;R&D经费投入强度是数字经济与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中介变量;大学生毕业人数占比调节了R&D经费投入强度与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关系。因此应培养大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相结合,完善中国科技创新体制机制。     

要素扭曲影响中国的出口技术复杂度了吗?

基于2004—2007年我国29个省级区域24个行业的出口数据,分析要素扭曲对各省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作用及影响机制。研究发现:要素扭曲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存在显著的倒U型影响;并且,要素扭曲通过阻碍FDI、R&D投入的正向效应抑制了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这表明地方政府对要素市场的控制严重阻碍了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要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现状,就要全面加快和推进我国要素市场的市场化进程和改革。此外,出口技术复杂度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FDI、基础设施水平、R&D投入与对外贸易依存度对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起到了积极作用,非农业产业就业密度与国有企业比重的影响恰好相反。     

中国服务业分行业出口技术复杂度问题研究

本文利用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测算方法和116个国家服务业分行业的出口数据,探讨1980-2012年中国服务业及分行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变迁与异质性,高、低复杂度的服务产品对国家复杂度的贡献程度,服务贸易国家复杂度与人均GDP的关系以及服务业各行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异质性的内在机理.实证结果显示：中国服务行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稳步提升;资本及技术密集型服务行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增长较快;与英美日及印度相比,中国服务业出口技术复杂度与出口技术结构显得相当低下;中国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明显低于其出口规模及人均GDP的发展,中国服务业目前仍停留在中低端服务品的延伸和扩张阶段.     

创新、生产率与出口技术复杂度——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创新和技术进步对生产率的增长和经济进步产生了显著影响。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研究表明,全要素生产率对出口技术复杂度有直接的影响,而创新、研发、人力资本、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开放度等则是通过影响生产率对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间接的影响。不论是用研发资本存量代表的创新,还是用专利申请数量代表的创新,对高中低收入国家的生产率都有显著的影响,并且人力资本、开放度等指标也对生产率有显著影响。人力资本对于中低收入国家的影响比对高收入国家的影响大,贸易开放度对所有的国家都有显著影响,而知识产权保护指标对生产率没有直接的影响,这可能源于法律上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与一国实际知识产权保护程度有一定的差异。     

制度因素对中国制造业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研究

本文利用中国制造业分区域2001-2007年数据,从市场体制、外资鼓励政策、金融市场效率、市场分割等四个制度彩响入手,实证研究制度因素对中国制造业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文章从理论上阐述了上述四种制度因素对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构造相应的变量进行回归分析.     

FDI对中国制造业国际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因素分析

从制造业行业层面入手,文章分析了FDI对其国际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因素。在考虑行业内技术差异的基础上将制造业行业分为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三类,分别对不同类型行业的影响因素进行面板数据的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人力资本对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技术溢出影响最大,行业竞争度是资本密集型行业的首要影响因素,而市场开放度和人力资本状况阻碍了我国制造业技术密集型行业的技术溢出。根据计量结果笔者认为,要根据行业内影响因素的差异性有针对性地制定促进FDI对制造业各行业技术溢出效应的政策建议。     

我国制造业利用外资技术溢出效应的实证分析

文章选取我国制造业2004-2008年的面版数据,考察了制造业整体和制造业不同要素密集部门FDI的技术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对制造业总体而言,外商直接投资为正向溢出,进一步进行行业结构分组后发现,技术密集型的FDI也为正向溢出,劳动密集型的FDI技术溢出效应则不明显.文章分析了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并提出相应对策.     

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对中国制造业出口的影响机理与对策建议

制造业是中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中国制造业的出口规模一直位于世界制造业出口规模的前列,长期以来,制造业的出口促进了国民收入的提高和就业的增长。但是,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尤其是在新一轮世界经济危机过后,中国制造业出口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难题和挑战:新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兴起,欧美等发达国家提出"重塑制造业"的口号,积极抢夺世界制造业分工生产价值链,采取种种贸易保护主义措施限制中国制造业产品出口,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凭借劳动力禀赋优势抢夺中国制造业市场,这意味着中国原来承载世界中低端价值链分工的部分地位将逐渐丧失,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由于其本身所具有的隐蔽性、合理性等特点,对中国制造业的出口产生了很强的抑制作用。文章系统地论证了当今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新特点,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对中国制造业出口的影响机理,提出中国制造业应对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对策。     

我国技术获取型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分析

技术知识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越来越大,而熟练劳动力或科技资源丰富的发达国家集中了大部分的跨国公司研发机构,发展中国家可以也可能通过OFDI实现技术获取和技术进步.为了探讨影响技术获取型OFDI活动的区位因素,选取研发机构集中的13个东道国的反映科技发展状况的变量、影响科技发展的宏观经济变量以及制度性变量,构造混合面板数据,分别采用OLS和分量回归方法对影响我国技术获取型OFDI的区位因素进行检验.结果发现,东道国已有科研成果对我国技术获取型OFDI影响显著,而东道国研发投入和科研潜力具有一定影响;宏观经济变量中,东道国服务业发展水平总体上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而双方总经济规模、东道国通讯设施状况无显著影响;制度因素中,东道国政府治理水平总体上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双边文化距离影响不显著.     

产业数字化对部门技术复杂度的异质性影响研究

利用我国投入产出表中42个经济部门的面板数据,在改进Hausmann技术复杂度测度方法的基础上,实证分析了2002—2018年产业数字化对我国部门技术复杂度影响。结果表明,产业数字化总体上促进了我国部门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在使用工具变量法进行验证后,该结论依然保持一致。进一步研究发现,这种影响存在门限效应,即市场化程度超过门限值时,促进作用较为明显。异质性分析表明,产业数字化对技术复杂度提升较为明显的部门主要是高技术制造业、生活性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等市场化程度较高的部门。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服务业市场开放与服务贸易出口复杂度提升——基于OECD-PMR指数的实证分析

服务业开放和服务贸易出口复杂度提升是当前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在国际贸易规则日益由边界间措施转变为边界内措施的背景下,以OECD-PMR的服务市场管制措施为基础,从"政府控制"、"企业障碍"以及"贸易和投资障碍"三个政策领域评估一国服务业市场开放的水平。借鉴程大中等(2017)的方法,利用计算的42个世界主要经济体2000～2014年的服务出口增加值数据,测算服务贸易出口复杂度指标,并运用OLS法和GMM法实证检验"政府控制"、"企业障碍"、"贸易投资障碍"领域服务业市场开放对服务出口复杂度的影响。计量结果表明,一国整体市场管制放松的服务业市场开放对服务出口复杂度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不同政策领域检验的结果表明,"贸易投资障碍"领域的管制放松对服务出口复杂度提升作用依次大于"政府控制"和"企业障碍"。上述结果在考虑2008年金融危机的冲击后依然稳健。结论为提升我国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服务业市场开放实践提供了较好地实证支持和政策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