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商言商”与近代中国商人的政治参与

“在商言商”是传统社会商人当中流行的口头语,至今仍不时看到人们使用这一词语。而追寻其源头,至少必须上溯至20世纪初的清末。本文着重探讨“在商言商”的产生与发展,以及在近代中国所产生的双重影响。     

论抗战后的私立商业职业教育——以青岛地区为中心的考察

抗战胜利后,受经济复元运动的影响,各地商会对专业人才的需求极为迫切。青岛市商会向国民政府呼吁"亟须广设商业学校",并借献校运动之便利,创建了私立商业职业学校。相较战前的商业补习学校,商业职业学校具有教育目标明确、社会关系广泛、教学资源先进等新特点,也为战后教育复兴注入新的活力。然而,国民政府对这种私立教育,却采取不支持不反对的态度。各地商会在内战的影响下,亦无暇顾及学校的发展与学生的就业。由此,私立商业职业教育只能昙花一现,最终逐渐边缘化。     

近代中国“商人节”述论

1946年11月1日中华民国商会联合会一致通过决议,确定当日为商人节。贵州商会联合会和厦门市商会对于商人节的创立,都曾作出重要贡献。近代中国的商人节虽设立较晚,但对于商界而言仍称得上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近代商人节的纪念活动,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并成为商界表达其政治经济诉求的良好机遇,产生了值得肯定的多重社会效应。     

亦“民”亦“商”：华北危局中天津商人的双面性格

华北危机将天津商人置于历史“事件”的中心,商人的国民身份因此而凸显,积极抗日的呼声、维持地方秩序的举措,蕴含着“私利”与“国权”的双重考量,而采用抵制日货作为民族主义情感的主要表达形式,更加剧了二者之间的冲突与紧张。既是“国民”,又是“商人”,亦“民”亦“商”,唯有把握此一双重身份,方能真正同情性地理解民族主义运动中商人的诸种表现。     

民国时期商会的抗税斗争——以厦门商会为中心(1927-1937)

在目前商会史已有的研究成果当中,在研究地域方面,主要关注的是上海等地的商会,对其他地域商会的研究较少;在研究领域方面,主要是近代商会的起源、性质、组织结构与功能,商会与政府的关系等方面,而对商会的捐税抗争则较少关注.通过分析厦门商会在民国时期的抗税斗争,例如商会捐税抗争的形式、过程、内容和效果,不仅可以从这一角度说明商会与政府之互动关系,也可考察商会在捐税抗争中为发展近代民族经济所起的历史作用.     

中原“商”文化对华夏商文明的影响

中原地区因其重要的地理位置和历史原因,自古以来就被认为是华夏文明重要的发源地,而中原的“商”文化的发展对整个华夏商文明的影响也是毋庸置疑且有据可查的。中原商文化对整个华夏商文明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从中原“商”文化的内涵以及商业理念等方面进一步说明了中原商文化的发展是华夏商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将中原商业文化概括为智、仁、勤、俭四个字,指出中原商文化是建设华夏文明的需要。     

近代胶东商人与地方公共领域——以商会为主体的考察

近代胶东是山东商业活动最为繁盛的地区之一。随着商会的纷纷设立,近代胶东商人通过商会组织,积极参与工商管理、市政管理、社会公益等地方公共事务,在地方公共领域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促进了地方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广州商会(1925～1938):民国政商关系的一个侧面

以广州为例,20世纪20年代以来,商会在抵制外货、推广国货的运动中积极发挥着主动性。在此过程中,商会维护商民经济权益的举措得到政府方面的谅解,为双方走向联合提供了重要的基础;商会利用自身在市民中的动员力为政府所主导的反日活动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抗战爆发后,尽管商会的活动日益被政府所下达的行政性指令所限制,但商会也掌握了来自地方政府的部分行政职权,获得了更广泛的活动空间。总体来说,广州商会与政府当局长期保持着一种以合作为主线的向心运动趋势,这一趋势一直延续到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前夕。     

科举制下宋代商人的社会流动及“士商对流”的出现

宋代科举制度对包括商人在内的普通平民的开放是宋代商品经济大发展时代的产物,是商品经济其固有特征——开放性、流动性、平等性、竞争性在社会政治层面上的具体反映。宋代商人阶层凭借其财富通过科举制成功地实现了向上的社会流动。宋代商人在实现向上流动的过程中,产生了一个重大并对后世社会产生深远影响的突破,即在四民社会阶层的结构性松动下,士商两大阶层之间的界限不断模糊,士商之间开始不断地融通、趋合。     

以史为鉴再看资本主义经济的“危”与“机”

经济危机的必然性可以说是各体系经济学家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唯一共识,而无论是需求供给还是剩余价值都是理论上的,由于环境的限制我们无法将理论结合现实。但古语有：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本文主要以对经济危机为线索的资本主义经济史的叙述为主,并做简要论述。     

士、商融合与文体之变——以王世贞的商人传记为例

明清之际江南士商融合的社会大背景,使得王世贞的商人传记在文体上有较明显的变化:倾向于选择士、商身份有过置换的传主,并热衷于表现商人身上士的素养和道德节操.士商融合的社会形势还导致了作家以及文学思潮和文学史写作的动态变化.     

“内七篇奥义”之二 《齐物论》奥义——万物齐一的庄学“平等”论

本文是“内七篇奥义”系列的第二篇。继篡改并谬解《逍遥游》褒大知、贬小知之后,郭象又系统篡改并谬解理论色彩最强的《齐物论》褒大知大言、贬小知小言,谬解庄子否定“天籁”即“道”的存在,导致以研究《齐物论》为重心的旧庄学彻底误入歧途,以致厚诬“绝对主义者”庄子为“相对主义者”。在复原《齐物论》原文的基础上,作者无懈可击地抉隐发微,使被旧庄学遮蔽千年的庄学核心奥义,首次大白天下。     

“世界城市”:现实考验与未来取向

作为对全球化的响应,城市发展领域在20世纪末出现以"世界城市"为核心概念的理论思潮及社会实践,并且设定了城市研究的主流范式。全球金融危机的发生,使得"世界城市"面临严峻的现实考验,其理论缺陷及实践问题得到充分暴露。因此,需要基于更为多元化的城市化基础和城市发展经验,对"世界城市"的基本理论框架从发展战略、经济基础、社会效应和文化导向等多层面展开审视和再造,以便更准确地把握"世界城市"的未来发展趋势。这可以归纳为:强调国家责任和本土意识的"在岸发展"战略;兼顾流量枢纽和创新中心的全能型经济框架;贯穿利益相关者视野的社会共治之道;基于经济实力和文化传播力支撑的本土文化自信。尽管全球化遭遇重大挑战,但其基本进程并未中断,全球范围的塑造"世界城市"的追求仍将持续。只不过是在具体塑造路径和认识上,将以更为多元化、多样化的方式展开;同时,"低碳发展"、"幸福城市"等新兴发展理念将与更新后的"世界城市"理论共同丰富人们关于城市发展范式的认知。     

《齐物论》奥义——万物齐一的庄学“平等”论

本文是“内七篇奥义”系列的第二篇。继篡改并谬解《逍遥游》褒大知、贬小知之后，郭象又系统篡改并谬解理论色彩最强的《齐物论》褒大知大言、贬小知小言，谬解庄子否定“天籁”即“道”的存在，导致以研究《齐物论》为重心的旧庄学彻底误入歧途，以致厚诬“绝对主义者”庄子为“相对主义者”。在复原《齐物论》原文的基础上，作者无懈可击地挟隐发微，使被旧庄学遮蔽千年的庄学核心奥义，首次大白天下。     

框架与格套:中晚明“市民文学”学说重审

论及明中后期的文艺发展,学人喜用市民文学之兴起概括其大致。此一学说的建立与完善,往往建立在特定的社会基础上,特别是商业发展与商人地位的提升。二者虽在晚明时期呈现迥异面貌,但我们不宜对其“转型”色彩过高估量。在考察有关商人的言行时,我们于身份属性外,更应首先关注其作为“人”的基本诉求与需要,且应对其理想诉求与现实需要有全面之认识及客观之审视。有关商人/商业的评价既有不同,对市民文学的认识自然应随之调整。实则有关市民/市民文学的界定本就多存分歧与尴尬,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学人将这套学说引入文艺研究领域仅是简单嫁接,缺少必要的理论意识,以致其始终未有完善体系。由于种种“先入之见”的制约,市民文学理论无论是在考察文学现象,还是在描述文学历史和揭示文学规律时,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缺失,亟待深入反思。     

对“学子商人”现象的思考与分析

大学生经商产生于学生的贫困、就业的压力及受到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大学生经商是一把双刃剑,它能够减轻学生的经济压力,有助于培养学生的良好品质,促进大学生的社会化进程,但从长期来看,它存在着造成学业荒废、影响教学秩序、危机校园安全的隐患。对于校园商业现象,只有加强教育、强化管理、规范行为,才能克弊扬利。     

近代“商人节”纪念中广东报纸的作用与影响

在近代广东商人节纪念中,作为社会舆论机关的诸多报纸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与影响,其具体形式多种多样,包括发表社论、评论阐述商人节的重要意义,为商请命表达商人的意愿要求,报道商界纪念商人节各项活动以扩大其社会影响,强调商业的作用并呼吁政府和社会予以重视,向商界提出希望以帮助其自我完善,另还在商人节刊登专门广告。如此种种,不仅对于商人节纪念的影响十分明显,而且对于促进工商业发展也具有积极作用。     

从甲骨文看“商婦”在商王朝的作用

商王朝的“婦”，是商王朝的一个重要的社会阶层，姑且称之为“商婦”。“商婦”包括王婦、子婦、诸侯婦、大臣婦，有一些是商王的亲属。她们可作为主帅，统帅将士，参与战争，参加祭祀与占卜，参加农业活动，深得商王的关心，在商王朝起着重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