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时期的孝经学

在汉代,《孝经》曾作为辅经之书,但在中国经学史上,一直有人将《孝经》作为儒家最重要的经典,其因大概有三:一是《孝经》所讲儒学道理,简明扼要,容易把握;二是《孝经》容易由理论转化为实践;三是宣传《孝经》,容易收到教化实效。汉唐时期治孝经学者百余家,主要为两大派:一派为今文《孝经》,以郑氏注(并非郑玄注)为主。一派为古文《孝经》,据称孔安国作传。两派互指其伪,难定是非。于是有唐玄宗御撰《孝经》。此御撰《孝经》,乃是玄宗本人亲撰。     

后苍经学探论

后苍博通诸经,是汉代经学特别是《诗》、《礼》发展传承中的里程碑式的人物.他以阴阳风候、五行、干支、天人感应来诠释《诗》中的政治意蕴,注重发挥《诗》的讽喻教化作用,提出“五情”、“六性”、“五际”之说,形成了独特的解《诗》风格.其《后世曲台记》运用“推补”之法,由“士礼”推补出“诸侯之礼”、“天子之礼”,在完备汉代礼仪制度的同时,也建构起了完整的礼学理论体系     

颜延之的经学建树及其学风旨趣

魏晋文学家颜延之既具备良好的儒学文化修养,也深受玄学浸透下的魏晋新经学的影响。无论是与周续之辩难,对《周易》注的“黜郑置王”,还是对《论语》的解说,都表现出了贵简约、重义理等典型的玄化倾向。由于礼学方面的优长,颜延之一再参与国家的礼乐文化建设。在朝廷禁碑的情况下,颜延之援引古制加以变通,为王球作石志,在当时产生了广泛影响。     

《文心雕龙辨骚》“折衷”解义——以刘勰的“辨《骚》”为例

“折衷”作为《文心雕龙》的主要论文方法,其运用模式较典型地体现于《辨骚》篇。就“辨《骚》”而言,刘勰在对汉代诸家关于经、《骚》关系所持论点进行梳理,以及对于“骚经”（概指《楚辞》）本身进行“擘肌分理”的基础上,准确把握了关于这一问题的“势”和“理”,即《辨骚》中《楚辞》“四同”、“四异”于经书的结论。关于这一点,在《楚辞》文本中是有迹可寻的。     

《文心雕龙·神思》中“神与物游”之“游”试析

“神与物游”是刘勰《文心雕龙·神思》篇的精论要语。刘勰的“神与物游”之“游”涵盖并发挥了“游”字的原始义及诸多引申义 ,并深得前人“游心”的妙处 ,发展了庄子的释定 ,把它作为一个文艺范畴的概念来理解和运用 ,将“神与物游”这一主旨自然而牢固地贯穿《神思》全篇 ,同时也展示了其自身特有的灵活而丰富的旨趣     

《易》到《论语》的经学转向——扬雄晚年思想转变的经学解读

扬雄采取模拟的方式著述,晚年从五经之首的<易>转向当时尚称为"传"的<论语>,其弃"经"从"传"的原因有两点:一是西汉末年<论语>经学地位的提升,一是扬雄希冀"尊孔辨经"以言立法.<法言>便是扬雄转向<论语>研究的产物,这种转向具体表现为:经典选择的不同、解释方式的不同和解释资源的变迁.     

《易》之“象”与《诗》之“兴”

《易》之“象”和《诗》之“兴”是两个既紧密相关又互有区别的范畴:其共同之处是两者在本质上都是隐喻,都需要借助“象”来表情达意,而且存在一定的源流关系。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是一哲学范畴,后者是一艺术范畴,这就决定了前者主要用于言理,后者主要用于抒情;前者是灵活多变的,后者则是固定不变的;前者所取之“象”既有实象又有虚像,后者所取之“象”则仅限于实象。     

王夫之经学的新诠释

王夫之“兼综汉宋”的和合诠释方法的融突和合精神,体现在“易道”上,如“以乾坤并建为宗,错综合一为象,《彖》、《爻》一致、四圣一揆为释”,为经典诠释开出新“生面”。     

唐人史注与“小说”观念——以《史记索隐》《史记正义》为例

文章选取成书时间与《史通》相近和稍后的《史记索隐》与《史记正义》,将其置于《隋志》和《新唐志》之间,对其引书中与“小说”相关的22种书予以重点考察,然后结合刘知几对采“小说”入史的态度,探讨分析了唐人所持的“小说”观念：以“道”为核心判断标准,外围概念随不同时期或不同史家对表达之“技”的认可程度而存在动态增减。这种以阐述“小道”为核心的“小说”观念,经由《汉志》《隋志》《旧唐志》《新唐志》直到《四库全书总目》,始终是史家著录小说的重要标准。     

论"《读者》现象"

“《读者》现象”值得深思。它之所以出现 :一、物质生产与艺术生产发展不平衡 ;二、甘肃有着丰厚的文化底蕴 ;三、自新时期以来 ,甘肃形成了思想解放而又实事求是的思想群落 ;四、编辑部同仁在办刊中发挥了主观能动性。由是造成了“《读者》现象”。     

从曹髦问难看义理思辨在传统经学中的价值

魏高贵乡公曹髦与经学博士围绕经学文本展开的论辩,披露了经学文本自身的不周全性。经典之间、经注之间记述的不一,尤其是儒家继承的资源与自撰文献之间观点上的冲突,不可能完全通过字词的训诂和＂奉遵师说＂的家法获得解决。在求真的知识追问中,能否＂喻大义＂凸显了义理思辨在传统经学研究中的价值,其所体现的批判性思维事实上推动着经学的发展。     

中国古代经学与西方解经学发展概略及比较

中国古代经学与西方解经学各是中西古典解释学的主体,各有其悠久的发展历史,两者在文本性质、解经态度、解经方式、解经原则、社会功能、与权力话语的关系、意义建构方式、文化影响、学术命运等方面都存在可比性和异质性,两者的比较研究对于清理和转换中国古典学术资源以及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和对话具有重要意义.     

爱读＂闲书＂的毛伢子

毛主席的小名叫毛伢子,他童年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外婆家度过的。8岁时,父母把他接回韶山开始读书。他和别的孩子一样,从《三字经》、《百家姓》等浅显的读物开始,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读的书也逐步深入。“四书”、“五经”等书,他都读过,甚至包括《左传》。正是因为《左传》这部书,使他对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现在韶山的毛泽东纪念馆还保存着他小时候读过的《诗经》和《论语》。     

"进化"视野下的经学阐释——陈柱经学研究

"西学注经"是民国经学的一个特殊现象.<中庸>宣扬育化万物、赞天地化育,进化论主张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二者于人类生存问题上有共同议题,促成中、西之间的对话契机.陈柱的经学论著,尤其是对<中庸>经义的阐释,涉及到神造论与进化论、物竞与互助、伦理进化与历史进化等相关话题,反映了民国时期中国经学在西学影响下的变动.在生命起源上,陈柱相信儒家的鬼神好比西方造物主,后来避免与进化论出现抵触,认为鬼神的有无不能一概而论,以便袭用西方力学解释<周易>中宇宙的生成.在生存方式上,陈柱采用"互助"取缔"竞争",挪用<孝经>中的伦理规范印证互助的必然性.在人类进化上,陈柱认为伦理进化是人类进化的必要途径,二者同步并行.陈柱对西学抱着实事求是的包容态度,但在与进化论相关的经学阐释中,他的儒家本位思想没有因此动摇,那就是强调人伦教化和生生之德.     

“服术有六”:试论《礼记·大传》中的制服原则

所谓“服术有六”,即是指“亲亲”、“尊尊”、“名”、“出入”、“长幼”、“从服”等六条制服 原则。这六条制服原则是《礼记·大传》从周代丧服制度中总结归纳出来的。在这六条“服术”中, “亲亲”与“尊尊”是纲领性的两务基本原则,所体现的是周代宗法制度的精神。而所谓“名”、“出 入”、“长幼”、“从服”等其他四条“服术”实质上是从“亲亲、“尊尊”这两条基本厚则派生出来的。     

对质疑“《导言》、《问题》不成熟论”的质疑——与林锋先生商榷

有学者对马克思的《问题》和《导言》这两部早期著作中的＂人类解放理论＂作了详细论述,以此为由对＂《问题》、《导言》不成熟论＂提出了质疑,并试图从＂五个方法论原则＂对＂《问题》、《导言》不成熟论＂进行驳斥。事实上,这五个驳斥都是经不起推敲的。足够的证据表明：《问题》和《导言》作为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尚未摆脱＂旧哲学＂的影响,仍带有明显的人本主义旧哲学的＂痕迹＂,的确具有＂不成熟性＂。该学者的＂质疑＂和＂驳斥＂是不能成立的。     

《诗经》评点与《诗经》传播——以晚明时期为中心

《诗经》作为儒家的经典,有关它的研究著作可谓汗牛充栋,而明代万历以后更是出现了不少评点作品。这些作品长期被一批学者视为旁门左道,遭尽非议,但实际上它们为《诗》学闯出了一条新路。由于它们满足了读者的审美期待,顺应了学子的应试需求,而且其批评样式具有特别的亲和力,所以在明清两代还是有一批有识之士乐此而不疲,赢得了读者的广泛欢迎,为《诗经》的广泛传播与深入研究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这是中华民族珍贵的《诗》学宝藏与文论遗产,有待于进一步开发与研究。     

《恒先》的宇宙生成论及其思想价值

《恒先》宇宙生成论的核心概念“恒”与“或”实为二位一体的关系,类似于《老子》的“道”与“一”,“恒”为本体论概念,“或”为生成论概念。“或”是最高本体“恒”在生成论论域中的代名词,以“或”为起点的生成论本质上是古代哲学中常见的“气生论”。从“或”开始的宇宙演化,经形上之“气”的过渡阶段,最终落实为形下之“有”,展现了一个关于宇宙万物生成的更为哲学化的解释系统。对照传世典籍中的相关思想,可以展现这个久佚的解释系统中的独特思想价值。     

《论语》的“乐学论”解读

要真正理解和把握《论语》的“乐学论”,首先需要弄清楚孔子所言“学”何谓、如何“学”、为何“学”这三个问题。本文通过深入探讨这三个问题得出以下结论：“学”是“成己”,是乐在心,故谓之“独乐”;“时习之”是“成己”并“成物”,是乐主发散在外,故谓之“众乐”;为己学而“乐”,是“成己”而后“成物”之乐,故谓之“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