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共同体的转换与中国诗歌的新旧嬗变

以科学范式革命理论观中国新旧诗歌嬗变之发生的根本,并非是传统诗歌失去了表达情感、表现现实的功能,也非简单的外来文化的冲击,而是传统文人共同体被现代知识分子共同体所取代。正因为此,旧体诗歌才由地位最高的文类,蜕变为单纯的文人圈子之间酬唱把玩之物或个人性情抒发之体;而现代白话体新诗,则占据了权威正统诗歌的地位。     

百年来的“新诗”与“旧诗”问题平议

1917年,胡适提出“白话诗”这个新名词,用以革“文言诗词”的命;旋即又将写得自然的“白话诗”标举为“新诗”,将所有文言诗称之为“旧诗”,并将两者认定为革命与被革命的关系。在当时的潮流中,这种关系又很快与思想上乃至政治上的革命与被革命扭合在一起,以致百年来诗歌史的书写,大都是不分何人、何时,用何思想、何形式写的白话诗都认作是“新诗”,而将所有文言诗,几乎不分青红皂白地都视为“旧诗”。期间,一些有识之士已开始不愿接受给白话诗与文言诗戴上带有价值判断的“新”与“旧”的帽子,且坚持写文言诗。特别是近40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陆续提出要给现代的“旧诗”与“新诗”正名。回头看,现代“新”“旧”诗的提法,并不符合现代诗歌发展的历史真实,其理论基础是并不科学的进化论,而且对当前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诗歌极易产生不良的影响,故亟须通过认清百年来的“白话诗”与“文言诗”的共存、共济、共荣的历史事实,为“新诗”与“旧诗”正名,对中国百年的诗歌史进行实事求是的书写。     

缱绻与决绝:五四新文学家的"新诗"与"旧诗"

五四时期的"新诗"与"旧诗"不是一个纯文学的分界,而是一个道德性的判别.在"文/白"、"死/活"、"善/恶"的五四式的论辩框架中,新诗与旧诗发生了功能性分离:新诗被抬进了面向公众启蒙的文化广场,旧诗则退隐为表达私人情趣的精神自留地,现代知识者自觉的启蒙责任感与传统的文人情趣构成了一种对峙的和谐.而正是在五四新文学家对于新诗与旧诗分流又越界、缱绻与决绝的暧昧态度中,演绎着"新与旧"、"常与变"的复杂精神样态.     

新旧之争中的诗歌立场——陈三立的诗歌新旧观论

近代新旧之争中,陈三立在政治、文化、诗歌上都持保守主义的立场:对于传统,有着强烈的依恋感,强调变动中的历史延续性和渐进性.不过他也不因此盲目维护传统,而是表现出近代理性区分意识.这一立场落实于诗歌上,他对新诗的崛起甚表忧虑,却决无排斥新诗的意图.相反,在新诗与旧诗的结合上,进行了积极而有意义的探索,对新文学革命与建设有很大的启示作用.     

钱玄同的文学革命之路:在“复古”与“革新”之间

钱玄同在清末的白话文运动中,办过白话报,信奉吴稚晖等无政府主义者"废除汉字"的激进主张。留学日本后又受章太炎复古思想的影响,反对王照、劳乃宣等提倡的切音字运动,创办《教育今语杂志》,用白话普及国学。受章太炎研究方言时"古今一体,言文一致"思想的影响,开始重视白话文,并由此参加民国初年的国语运动进而成为文学革命的主将。     

论19世纪末20世纪初汉语诗歌文体革命的特征及后果

白话诗和新诗革命具有特殊的生成语境。19世纪末20世纪初汉语诗歌的功能发生了巨大变化,导致了文体革命。这不是一场纯粹的诗歌文体革命,而是当时激进的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的一部分,革命的重点是对古代汉诗,特别是以格律诗为代表的定型诗体的摒弃。由于当时恶劣的诗歌生态,19世纪末20世纪初汉语诗歌文体革命不仅无法建设现代汉诗诗体,而且还为以后百年新诗的诗体建设留下了隐患,使新诗在百年历史间始终存在着自由化与律化的对抗。     

诗界革命:现代新诗语言追求的先声

诗界革命与现代新诗在语言追求上是一脉相承的,他们同属于晚清语言变革运动的同一谱系,采用进化论及域外语言变迁史作为镜鉴,并且在变革文言与建构白话的方略上也有着共同的取向,即以口语、方言与外来语改造文言。因此,就语言变革而言,诗界革命足以被视为现代新诗的新声。     

起点的摆荡:胡适对古典诗歌意象的继承与创造

古典诗歌意象的高度纯熟化从文化上钳制与扼杀了思想的自由发展,从诗歌艺术层面也使注重意象营造的古典诗歌基本丧失了诗歌应有的审美感受性,并危及到诗歌本身的存在。“五四”文学革命在创作实践上是以新诗为突破口,而早期白话诗以胡适的《尝试集》为代表,胡适通过在理论建设和创作实践两个方面对古典诗歌意象的继承与创造,凸现了其在诗歌由旧到新发展史上的意义。     

在中西之间:朱光潜的诗论

朱光潜的诗论力图融合中西,但其立足点在西方诗论,其侧重点在中国新诗的健康发展。朱光潜的诗论科学地揭示了诗的本质特征和中国传统诗的独特内涵,同时又总结了新诗的经验,为新诗"非诗化"倾向的克服提供了理论指导,对新诗的健康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鲁迅与现代汉语诗歌——以《我的失恋》为中心

《我的失恋》在《野草》中一直不为人所注意。文章通过对此诗的剖析,认为鲁迅的这篇作品实际上关涉两个重要问题:当时流行的新诗为什么不能算作诗?它们和传统诗歌有着怎样的关联?并以此揭示鲁迅对现代汉语诗歌的认识。     

没有断裂,何来承传?——从文化断裂的角度谈五四新诗发生的意义

“没有断裂,何来承传”,正是五四新诗发生的意义.五四新诗发生是建立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传统文化断裂的基础上的.五四新诗创作者们用白话写诗遵循了汉语发展的自身规律,激活了汉语语言的应变能力和再生能力.五四新诗选择白话为文学工具和自由体的诗体形式,促进了中国诗歌的发展.五四新诗发生的“断裂与承传”启示我们:现时代中国人的主要任务应该是承继五四新文学的创造精神,去淬炼、提升现代汉语的诗性魅力,而不是问责,更不是否定五四新文化运动.     

面向新世纪的“突围”:诗歌形象的重构

进入新世纪后,诗人们对中国诗歌形象进行了重构,具体表现是实现了书写、传播方式的革命,更贴近了时代与人的复杂状态,以艺术上的自觉打磨使九十年代以来的个人化写作落到了实处;但重构并非完全成功,有分量作品少的问题仍未解决,诗歌写作本身问题严重,书写形式革命暴露的弊端和事件化倾向也需警惕。     

还俗:媒体文化语境中诗歌的传播策略

以"呼唤新诗二次革命、推动新诗再次复兴"为理念,以"诗歌精神重建、诗体重建和诗歌传播方式重建"为内容的"新诗二次革命论"正在引起现代诗学界的热烈讨论。回顾近百年的中国新诗发展史,人们会发现,新诗已多次处于十字路口,面临许多几乎是周而复始的难题,焦虑于何去何从的选择。新诗处于十字路口,理论的重要性就凸现,理论促变成了普遍规律。在三大重建中,精神重建是新诗复兴的根本。这种重建的中心是:如何通过心灵性、内视性的通道去保持诗歌与社会、时代的连接,发挥诗的多向度的功能。在新诗关于"大我"和"小我"的长期争论里,"集体性的心理经验"是一个可以给予重视的可能性。在诗体建设上,如何把握新诗的"新",显然有误区。有人认为,新诗就新在随心所欲,不受限制。其实任何艺术都是被捆缚的艺术,艺术的美正是在捆缚中产生的。提升自由诗、给自由诗以审美规范,倡导格律体新诗、推动部分新诗的成形,增多诗体是新诗诗体重建的三个美学使命。在媒体文化语境中,新诗应当走出象牙塔,实现"还俗"的传播策略,通过公众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走向更多的受众,摆脱边缘化的尴尬,取得震撼性、即时性、持久性的传播效果。实现三大重建,是时代赋予21世纪中国新诗的使命。     

集体性心理经验:诗歌精神重建的一种可能性

以"呼唤新诗二次革命、推动新诗再次复兴"为理念,以"诗歌精神重建、诗体重建和诗歌传播方式重建"为内容的"新诗二次革命论"正在引起现代诗学界的热烈讨论。回顾近百年的中国新诗发展史,人们会发现,新诗已多次处于十字路口,面临许多几乎是周而复始的难题,焦虑于何去何从的选择。新诗处于十字路口,理论的重要性就凸现,理论促变成了普遍规律。在三大重建中,精神重建是新诗复兴的根本。这种重建的中心是:如何通过心灵性、内视性的通道去保持诗歌与社会、时代的连接,发挥诗的多向度的功能。在新诗关于"大我"和"小我"的长期争论里,"集体性的心理经验"是一个可以给予重视的可能性。在诗体建设上,如何把握新诗的"新",显然有误区。有人认为,新诗就新在随心所欲,不受限制。其实任何艺术都是被捆缚的艺术,艺术的美正是在捆缚中产生的。提升自由诗、给自由诗以审美规范,倡导格律体新诗、推动部分新诗的成形,增多诗体是新诗诗体重建的三个美学使命。在媒体文化语境中,新诗应当走出象牙塔,实现"还俗"的传播策略,通过公众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走向更多的受众,摆脱边缘化的尴尬,取得震撼性、即时性、持久性的传播效果。实现三大重建,是时代赋予21世纪中国新诗的使命。     

新诗的尴尬:中国文人诗歌形式演进的必然结果

中国诗歌形式细分起来有多种样式,但总的来说只有齐言和杂言两种形式。文人齐言诗创作历经千年,至唐代格律诗已接近发展的尽头。文人杂言诗创作自中唐词体建立,经过了宋词的繁荣和衰歇,之后是元明清时期散曲和剧曲创作的波澜起伏。新诗是文人杂言诗形式的进一步发展和延续。新诗出现之前,文人齐言诗和杂言诗的语言形式的涵量已达到了饱和点。当代诗歌深陷困境,当代诗人固然难辞其咎,但同时也是中国文人诗歌形式演进的必然结果。     

徘徊于理性与审美之间——谈西方诗歌影响下的中国新诗发展之路

中国新诗是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特别是西方诗歌的直接作用下发生的。仔细回顾中国新诗的发展之路,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现代新诗对西方诗歌并非只是一味地认同与追崇,特别是在具体创作实践中,它既表现出了对西方诗歌在观念上的理性认同,又在审美上常常流露出犹豫与徘徊。这种犹豫和徘徊使得中国新诗不可能踏着西方诗歌的老路大踏步前行,而是经历了异常曲折的发展道路,但同时也保证了中国现代新诗成为“中国的”新诗。     

徘徊在象征与唯美之间——论王独清和蓬子诗歌的"两面性"

在流派林立的中国新诗史上,虽然没有出现一个非常明确的唯美主义诗歌流派,但唯美主义诗歌却表现出与其他流派诗歌迥异的一面,即它并未独立形成流派,而是坚实地附着在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现代主义各流派的诗歌上,以一股潜流的方式贯穿了几乎整个中国新诗史。在现代诗人中,王独清和蓬子便是典型的具有"两面性"特点的诗人,他们的创作虽然被贴上了象征主义的标签,但唯美主义却是他们在诗歌创作上的不容否认的倾向。     

词语旅行与文化想象:晚清诗歌的一种现代性

晚清诗歌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许多外来的"新"语词被广泛引入写作实践,但晚清诗歌的现代性并不在于其新的语言系统所带来的新思想是否与西方义理一致.必须正视文化碰撞中语言的"旅行"特征和诗歌自身的想象性特征.晚清诗歌的现代性,在于在新的语词与西方义理的冲突当中、在由新的语言构成的意象系统和诗歌境界的冲突当中、在承载现代性的个体经验需求和古典诗歌美学之间,其为我们所呈现的丰富性及其矛盾性.汉语诗歌也正是从新的语言系统的进入而引发问题,促生了历史性的变革.新诗的发生,应溯源于此.     

中西与新旧之间:中国近代史上的激进与保守

和西方不同,在近代中国,除政治上的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外,还存在着文化上的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政治上的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分歧在社会制度方面,前者主张全面改革甚至革命,后者主张维持现状或少许改良.文化上的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分歧在思想文化方面,前者主张西化或全盘西化,后者主张认同、维护传统.中国近代思想家们的文化取向与政治取向的联系往往是历史的,而非逻辑的,二者之间并不存在一种必然如此的因果关系.一个政治上的激进主义者,在文化上可能是激进主义者,也可能是保守主义者,反之亦然.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都发端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式形成于"五四"运动前后.我们在评价中国近代史上的激进与保守时应坚持如下几个方法或原则:一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或原则;二是一分为二的方法或原则;三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或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