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密切联系原则本质初探

最密切联系原则,是当代国际私法核心问题,也是学术界一直在讨论的热点问题和难点问题.任何一个具体的法律关系在客观上绝对存在着一个"最适当"的法律与之相适应.在这一理论基点上,本文对其本质加以探讨,运用历史的、比较的和逻辑的方法,揭示最密切联系原则的本质,深化对最密切联系原则的认识.     

最密切联系原则的由来

美国的国际私法打破了传统的法则区别说的封闭规则系统,并且在一次次学说前进中,最终形成的最密切联系说,代表着大陆法系形式理性和英美法系经验主义的交锋、折戟、调和、融合,更加注重国际私法的功用性和实用性的同时,更强调国际私法的法律实践和方法的选择。     

最密切联系原则的局限与克服

最密切联系原则是当代国际私法中的一种崭新理论。本文在充分肯定其卓越贡献的基础上，也指出了它的局限性，进而探讨了各国在立法及司法实践中克服的方法，并就完善我国有关立法提出了一些改进性建议。     

国际私法中最密切联系原则之价值解析

本文从三方面论述了最密切联系原则在法律选择过程中所体现的基本价值,主要包括最密切联系原则是概念主义国际私法观与功能主义国际私法观交互作用的产物,是法律选择的确定性与灵活性的结合,也是传统冲突规则与现代灵活方法的结合。最密切联系原则实际上体现了传统法律选择理论与现代法律选择理论的有机结合。     

论表面联系原则

在国际合同有效性 (缔约能力、形式有效性和实质有效性等 )问题发生法律冲突时 ,目前一般是以“最密切联系原则”为指导进行法律选择和适用。但是 ,最密切联系原则无法满足合同关系所特有的对“有效性”的强烈需求。解决国际合同有效性的法律冲突需要一种不同于以往规则的崭新指导原则。为此 ,本文提出“表面联系原则” ,并从合同有效性需求的正当性、最密切联系原则的局限、法域选择与规则选择之区别、最密切联系原则与表面联系原则的区别、有效性理论、表面联系原则的功能、表面联系原则的具体适用和例外等方面详细论证了这个原则     

法律选择中的最密切联系原则探析——以《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规定为视角

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明确了最密切联系原则作为法律选择原则的地位,但对于该原则的具体功能学界仍有争议。本文结合该法中关于最密切联系的规定,通过追溯最密切联系原则的渊源,着重研究该原则在法律选择中的地位和功能。本文在承认该原则在解决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选择中的重要性的同时将其定位为一项补充性原则而非基本原则,同时指出在法官适用该原则时为了防止权力滥用应该对其自由裁量权有所限制,希望能对该原则的司法适用提供帮助。     

电子商务合同法律适用原则探析

保证电子商务的健康发展,需对传统商事合同法律适用原则作必要的调整和改革,以满足合理确定电子商务合同准据法的需要：一是进一步减少对意思自治原则的限制;二是更加重视对最密切联系原则的运用;三是继续强调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直接适用;四是更多采用法律适用上的分割方法。     

最密切联系原则在侵权责任法律选择法中的地位

最密切联系原则是近年来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流行的一种法律选择与法律适用的新理论,从最密切联系原则的概念着手,分析国际私法中的最密切联系原则在侵权责任法律选择中的适用。从而归纳出最密切联系原则的优势与弊端,分析我国法律适用法中侵权责任的规定,发现相关问题,并提出相应的修正措施,以期我国法律在侵权责任方面能进一步完善。     

试论涉外不当得利的“选法”规则

涉外不当得利的"选法"规则,应以适用不当得利行为发生地法为基础,同时引入意思自治原则和最密切联系原则,用灵活开放的连接点来修正单一僵化连接点的缺陷,实现冲突正义和实质正义的和谐统一.     

论我国侵权冲突法的价值取向

侵权冲突法的价值取向不仅决定了侵权冲突法的立法,也影响了侵权冲突法的司法,直接关系到国际民商事关系的发展和法治社会与和谐社会的建立。我国的侵权冲突法应在维护我国社会公共利益的前提下,从有利于国际民商事关系发展的角度,更加关注当事人的个人利益,同时提高法律适用的确定性与可预见性。     

最密切联系原则在侵权责任法律选择法中的地位简

最密切联系原则是近年来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流行的一种法律选择与法律适用的新理论,从最密切联系原则的概念着手,分析国际私法中的最密切联系原则在侵权责任法律选择中的适用。从而归纳出最密切联系原则的优势与弊端,分析我国法律适用法中侵权责任的规定,发现相关问题,并提出相应的修正措施,以期我国法律在侵权责任方面能进一步完善。     

理论联系实际:党史教学的重要原则

理论联系实际 ,就其本身来讲 ,应当有两方面的含义 :其一是理论联系实际 ,即从理论与实际的联系中理解和掌握理论 ,求得真知 ;其二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 ,即理论用于实际 ,并在实践中不断地检验和发展理论。前者为“学”,后者为“用”,学、用结合 ,构成了理论联系实际原则的全部内容。因此 ,在党史教学中 ,理论联系实际既是一项理论学习的原则 ,又是一项实际工作的原则     

我国冲突法立法局限性之克服

冲突法立法具有滞后性、不合目的性等局限性。冲突法立法之滞后性是法律的稳定性与社会的生动性之间矛盾、人类认识能力的非至上性的必然结果,其主要采取冲突法原则或最密切联系原则进行弥补。《法律适用法》采取最密切联系原则的立法补缺功能难以承担克服其滞后性的重任,我国今后的立法应结合意思自治原则,采取“应然法—实体法”的二元逻辑结构共同克服其滞后性。冲突法立法之不合目的性是法律的普遍性与社会生活的特殊性之间矛盾的必然结果,其主要采取例外性规定以及增强准据法正当性与合理性措施进行克服。我国今后的立法应运用最密切联系原则的立法矫正功能,并完善梯次选择性冲突规范,增加结合性冲突规范,改造保护性冲突规范。     

最大幸福,最大多数人的幸福,抑或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论功利原则的界定问题

在界定功利原则时,我们至少有三个选项,即最大幸福原则,最大多数人的幸福原则,以及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要求人们的行为既要增进幸福的总量,又要顾及幸福的人数。增加幸福的总量与给尽可能多的人带来幸福有时确实可以为同一个行为满足,但有时则只能为不同的行为满足。当追求最大幸福与追求最大多数人的幸福出现冲突时,功利主义者必须要澄清自己的根本承诺究竟是什么。若必须在最大幸福原则与最大多数人的幸福原则之间进行抉择,它定然会是一个两难的抉择,因为无论最大幸福原则还是最大多数人的幸福原则都有很强的直觉上的力量,有比较深厚的人性或观念的基础。虽然很难选择,但功利主义者事实上的确作出了选择。他们选择的是最大幸福原则,这可以从功利主义者特别重视的加总排序或人际比较与不偏不倚或客观性的要求得到解释。可是,事实上的选择并不一定是应该的选择,也许最大多数人的幸福原则才是更好的选项。     

中国司法实践中涉外合同法律适用的问题——兼谈《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41条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运用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出台为我国在司法实践中如何解决涉外合同争议问题规定了两个基本原则——意思自治和最密切联系原则,为司法审判提供了立法性的宏观指导。法官在具体处理涉外合同争议时还有许多细节问题尚需明确,因此,裁决时需要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外民事或商事合同纠纷案件法律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这一司法解释。为使二者结合适用时更符合我国宪法的规定,我国立法机关还须尽快赋予该"司法解释"与"法律"同等的法律位阶和司法效力。     

合同准据法论纲

合同准据法是一个有着特定含义的概念,它是指适用于合同的成立和效力问题的法律,其功能在于确定合同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合同准据法的选择是国际私法领域最复杂、最混乱的问题。在这方面,通过学说与实践的长期探索,已经形成了一些为世界各国所普遍接受的原则,诸如：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客观标志原则,最密切联系原则及特征履行方法等。这些原则和方法都有其形成、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并都有着丰富深邃的内涵。合同准据法主要用来解决合同的成立、效力、解释和消灭等与当事人权利义务直接有关的问题,但在合同形式与缔约能力等方面并不绝对排除合同准据法的适用。     

参与犯处罚原则设定模式比较研究——以我国参与犯处罚原则立法完善为线索

参与犯处罚原则的立法设定模式主要包括两种:一是差别对待模式;二是同等对待模式。差别对待模式试图在立法上实现对参与犯应受谴责等级的差别性预设,差别化的标准主要包括作用标准模式、参与样态标准模式、混合(作用与参与样态)标准模式。“作用─差别化”模式经常性地存在难以区分作用大小的问题;“参与样态─差别化”模式面临事实参与样态与参与犯的应受谴责程度难以通约的制度难题;“混合─差别化”模式则会累积上述两种差别化标准所带来的两种困难。同等对待模式在立法原则上对参与犯均适用分则个罪为实行行为设定的罚则,对于解决我国共犯制度实践中存在的难以区分主从问题具有立法技术层面的借鉴意义。我国共犯制度实践中存在的“多元身份主体共犯之定性难题”是要求参与犯量刑参照系选择“罪名同一”与“就同一性质行为针对不同身份者规定不同的罪名”的分则立法模式共同作用的结果,应当直接将参与犯从宽量刑的起点设定为“实行犯的法定刑”,剔除要求“罪名同一”的观念。     

直接言词原则与传闻证据规则比较研究

大陆法系的直接言词原则与英美法系的传闻证据规则在其诉讼中有着基本相同的要求,起着相同的作用。但它们在产生背景、指导理念、反映的诉讼关系、质证模式以及法律性质、表现形式方面存在着差异。我国应该顺应两大法系融合的趋势,在我国的证据法中确立直接言词原则及传闻证据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