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视域下的贫困治理

"社会治理"理论深化了治理理论,社会治理的理念、价值追求超越了社会管理,两者在主体构成、内容、实施方式、目的等相差甚异。我国的社会治理是"大国的超大社会治理",须建构国家与社会的"双轮驱动"。社会治理理论可运用于贫困治理研究。贫困治理可立足于大国的超大社会治理视野,其性质是社会资源的创造与分配。贫困治理应与社会治理"互嵌",因其目标同构,互为条件。大国长期发展应是贫困治理战略选择的基调,多主体合作参与是其基本命题。     

治理的理论诠释——从治理到乡村治理

中国共产党关于“和谐社会”的构建以及“和谐世界”的倡导不仅是中国政府对全球治理的回应，同时也是中国政府治国理政理念的体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提出，反映出党和政府对“三农”问题的深刻认识。乡村治理的提出和实践，需要我们考量西方的治理理论，从而为中国的乡村活理提供可资借鉴的理论资源，最后实现中国乡村的善治。     

包容性治理:社会治理的新思路

社会治理应该具有一定的包容性,作为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统一体,包容性治理是对现有社会治理模式的优化与创新,并富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包容性治理源自存在逻辑同构性的治理理论与包容性发展理论,其核心意涵主要包括三个部分:主体的多元参与性,过程的互动合作性,成果的利益共享性.在我国,推行包容性社会治理是有其合理性与可行性的,即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为包容性治理预留了发展空间;社会治理危机的出现为包容性治理提供了实践动力;政府与社会管理职能转变、公民意识觉醒与社会组织发展都为包容性治理奠定了现实基础.与传统以政府为中心的一元式社会治理体制不同,以治理主体多元化、主体间基于立体治理网络的协同与合作、促进社会公平、容纳全体社会成员自由发展为特征的包容性治理,将显示其优越性,并会成为我国社会治理实践的新思路、新选择.     

新时代国家治理视阈下的边疆治理

边疆处于我国疆域的边缘地带,由于其特殊的地理空间、政治环境、历史文化以及社会背景等因素,使得边疆治理成为国家治理的基础性要素,边疆治理与国家的政治安全、经济发展等有着密切的关系,边疆治理的成效更是关系到整个国家的盛衰兴亡,对于整个国家的安全稳定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新时代边疆治理的重要性与特殊性,直接决定了国家的全局治理能力与国际竞争力。但我国在边疆治理实践中仍然存在许多问题,使得边疆的改革发展严重滞后,尤其是在新时代背景下,边疆治理问题更加凸显。从新时代国家视阈高度对待边疆治理问题,以国家政策方针为导向,重新审视当前边疆治理具体形势,创新优化治理措施手段,已经成为国家改革发展的必然趋势。     

伦理治理与标准治理:家族企业内部治理的双重机制研究

家族企业是以家族关系为基础构建的关于企业产权的契约结合体,基于非正式制度的伦理治理和基于正式制度的标准治理是家族企业内部治理的双重机制。本文在家族企业的内部治理体系的分析框架下构建了一个双重机制模型,从激励、约束和决策等三个方面分析了伦理治理和标准治理的治理效应,指出家族企业要提高其内部治理效率,应该相机选择内部治理机制的组合模式,并采取相应的优化措施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约束机制和决策机制。     

联动治理：市域社会治理的逻辑与路径

新时代提出的市域社会治理理念是对传统社会治理结构和机制的变革与重塑,具有治理结构方面的特殊性,表现为纵向治理层级的多维性、横向治理主体的多样性以及空间治理样态的非均衡性。如何更好地发挥市域社会治理结构特点是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前提。由于我国地方实践的联动治理与市域社会治理的运行逻辑具有契合性,结合X市市域社会治理的实践案例,运用联动治理理论对市域社会治理的内在机理进行阐释。文章认为,市域联动治理包括对横向层级的统筹联动、上下层级的联带联动以及空间地域内的整合联动,反映了以市级层面为内驱的主导式联动和以空间地域为外驱的网络化联动的双重机理。市域联动治理的内在逻辑为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提供了可行路径,有利于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高质量发展。     

从简约治理到精细治理:效率视角下的社会治理及其变迁

治理问题作为当前研究的热点概念,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社会科学的话语自觉.从"简约治理"到"精细治理"作为当前治理模式的重要历史转型,体现了在我国独特的治理体系下,为适应社会发展变化而不断提升社会治理效率的努力,即如何通过组织流程的再造以及灵活多变的治理技术,以相对较低的成本推动公共目标的实现,并满足人民群众差异化需求的达成度.社会治理效率的多维目标是推动治理模式变迁的基本动力,主导中国社会治理模式经历了简约治理、系统治理、技术性治理等不同阶段,并逐步转变为适应新时代社会治理需求的精细治理模式.理解社会治理效率的内涵对于理解当前治理实践的精细化变革以及推动治理理论的本土化具有积极意义.     

治理新进展:知识治理维度分析

企业处在日益复杂多变和充满不确定性的动态环境中,决策复杂性与决策难度不断加剧。在这一背景下,治理理论在企业中大行其道,新理论、新模式、新方法不断出现。本文在对治理及其相关概念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从交易成本经济学的角度对治理维度与形式的演变过程进行梳理,明晰科层治理、市场治理与网络治理三种模式的演进路径。由于治理理论存在残缺性,而知识作为价值创造和竞争优势的源泉,己成为影响经济绩效的重要经济活动,所以,知识治理维度将成为治理理论发展的重要方向。本文把知识治理作为新的发展方向,分析其内涵、形成原因与研究主题,以期拓宽并深化对治理的认识。     

国家治理视野下的贫困治理及其结构变迁

中国贫困治理的实践曾以国家与农民关系、中央与地方关系为实现路径。国家意志、基层政治与社会民情曾是治理结构中的核心变量。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推进,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市场要素开始进入贫困治理实践,国家与市场关系成为贫困治理的主要路径,并由此逐步形成市场引领、国家保障、基层应对、民众顺应的贫困治理格局。     

国家治理进程中社会治理体系的制度化建构

社会治理体系是一套系统化的制度体系,包含了社会治理的价值目标体系、结构体系、功能体系、运行体系和工具体系等。社会治理体系的各个构成要素也相互影响,共同作用于社会治理,影响社会治理的运行和效能。在社会治理体制改革和创新中,要坚守社会治理的价值理念,并以此指导社会治理的运行和操作,实现社会治理的高效运转和目标的达成,同时在社会治理体制改革和创新实践中,完善和更新社会治理理念,用先进的治理理念指导社会治理实践。     

新中国70年国家治理格局下的社会治理和基层社会治理

新中国建立70年在国家治理格局下进行了社会治理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探索。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稳定和建设政权,国家治理覆盖了社会治理。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激发了社会生产力,也导致了独立的社会力量的产生,社会治理成为必要。市场化、城市化衍生了以民生为主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新时期和新时代下政府通过建构新的社会治理格局,尝试将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结合起来,基层社会治理成为实现有效社会治理的基本领域,这也需要对多种社会治理方式进行整合。     

政府治理与公司治理约束机制比较

无论是政府治理还是公司治理,约束机制对治理绩效起着核心作用。美国公司治理能取得良好效果,是由于其约束机制相对完善。因此,我们要达到改善政府治理、降低治理成本、提高治理绩效的目标,可以在借鉴美国公司治理成功经验的基础上,通过约束机制的创新来实现。     

全新的政府治理模式——网络治理

信息时代,信息技术革命给社会带来深刻变化的同时,也对当前政府治理模式提出了全新挑战。网络治理是不同于电子政府的一种全新模式,网络治理主张的透明、效率、民主、回应等理念与政府治理的内涵存在天然的契合点。但目前网络治理仍然存在着许多困境,政府应着重从优化网络安全环境,加强信息法规建设;消除信息资源的不平衡,打造民主化治理的政府;提升公务员运用网络科技水平,保障网络治理顺利进行等几个方面加以解决。     

网络化治理及其政府治理工具创新

网络化治理作为公共部门的新形态,是政府治理模式演化的一种新趋势,必然要求政府治理工具进行创新.网络化治理对政府治理工具选择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在网络治理中政府将越来越多地使用程序性工具.在我国的政府管理过程中,政策工具增加也将成为一种必然趋势,而对于管制这种传统的治理工具应该进行重新定位,增加社会性管制的运用,并通过建立沟通机制,共享知识与信息,充分发挥行政指导的作用.     

公共治理——和谐社会的治理模式选择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政府管理是关键。因此，我国政府应借鉴西方国家公共治理的模式，结合中国的实际，转变政府职能，建立有效的利益机制，确保社会公平，发展全民社会。政府与公民相互配合，才能实现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     

中国陆地边疆的软治理与硬治理

我国陆地边疆地域辽阔,随着国际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其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由此带来我国陆地边疆治理在国家治理格局中的地位相应地突显出来.我们以政治学的理论视野对以往陆地边疆治理实践进行了梳理和反思,可以把我国长期以来逐渐形成的边疆治理模式概括为软治理模式和硬治理模式,从治理效果来看,发现两者各有利弊.通过比较和权衡,我们认为我国陆地边疆治理的最佳格局应该是实现软治理与硬治理的有机结合.     

国家治理能力与地方治理的困境

国家治理能力不仅仅是制度的整合和应对社会变动的能力,更主要是执政者的理政能力,说到底还是执政者的能力建设问题。从执政者能力提升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系入手,认为执政者是社会规则的引领者,也是社会规则的守护者,还是社会价值的代表者。近些年来,由于城镇化加速,社会利益分化在加剧,社会矛盾多发,如何维护社会稳定,解决各类社会冲突,已成为地方执政的最重要工作之一。国家和基层治理能力的提高,需要进行一系列的改革。应从转变政府职能定位、加强国家制度建设和培育社会力量等方面着手提升国家治理能力。     

新型农村治理结构的重塑

农业要实现现代化,农村要建成新农村,必须改变农村现行治理结构。结合当前我国农村治理机制中存在的问题,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改造重塑农村治理主体;培育农村良好的治理氛围;选择合理的农村治理模式;构建多元合作主体的农村治理结构;完善多方共赢的治理机制。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阈下的农地软法治理

农地的软法治理,与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对基层协商民主的推进相契合,与社会转型时期的规范多元主义理论相一致,也符合法律与政策互动的基本理论,因而满足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时代需求。为规范农地的软法治理,我国应准确定位农地软法的实体价值目标,并建构软法的程序审查机制。要优化农地的软法治理,就应大力推进乡规民约制定程序的民主化建设,维护和强化农地行业规章与团体章程的自律属性,同时使国家政策在农地治理中的作用机制更加顺畅地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