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存在过度金融化吗

目前尚没有文献对过度金融化一词进行专门的定义。从金融发展理论和西方金融发展史的视角，过度金融化是指随着金融化程度的提高，金融化不能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反而阻碍经济发展的现象。根据当前国内经济现象以及金融化指标的国际对比评估判断，中国存在总量的过度金融化；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则显示，除总量过剩外，中国的金融化还具有显著的结构性特征，大量金融资源集中于少数行业和领域，导致部分行业金融资源过剩，形成局部泡沫，另一部分行业缺乏金融服务，面临融资困难，且这种结构性的过度金融化对经济发展已经造成不利影响。从改革开放至今40年的时间中，金融发展在银行业和货币化水平上的深化并没有对经济增长率做出显著的贡献。控制过度金融化、防范金融风险，短期应控制总量增长，防止放水漫灌，长期则重在调整金融结构。     

金融化、金融异化与金融危机——基于金融本质二重规定性的解读

金融本质具有二重规定性:最大限度地跨时空配置资源进而实现利益最大化的工具规定性和为人类追求自由和全面发展而服务的价值规定性。金融的发展促进了人类的现代化进程,金融化的深化将促进人类的现代化步入新境界。但金融化又具有金融异化的倾向:在资本扩张本性的推动下,虚拟经济领域的金融资本只能通过不断吸纳民众的闲散资本、从实体经济"抽血"以及尽可能将各种资源证券化实现扩张,这使得金融逐渐脱离了其本质的原在规定性,走向了异化。而金融异化的结果必然导致金融危机,金融危机是金融异化外化的表现。     

金融边界与金融过度化发展——基于金融结构内生的视角

在金融结构内生的视角下,通过构建两部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分析了金融边界与金融过度化发展的内在机制,并运用全球217个经济体近50年的面板数据检验了各经济体金融发展的结构演化效应以及金融边界的存在性。研究表明,金融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边界效应,并受到金融中介资本占比的影响。特别地,当金融中介资本占比较高时,收入水平较高的经济体会表现出过度化发展的态势。由此,相关政策的制定应结合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对金融中介资本占比进行适当干预。     

当代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初探

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最大特点是金融资本在一国经济生活中占据绝对垄断地位,由于金融资本的推动,资本和财富迅速集中,金融资本利润取代产业资本利润在资本的积累中逐步占据主导地位.在国际上,金融掠夺、金融霸权成为资本获取国际统治地位、迅速攫取他国财富的重要方式.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出现是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一个重大变化,是垄断资本在新时代的重大突破.     

中国金融深化进程与成效

本文从金融的职能、金融资产结构、金融组织结构、金融市场结构、利率市场化等方面分析总结中国20多年金融深化的成就与绩效.     

资源配置视角下的粮食金融化研究

近几年来,国际粮食价格剧烈波动,我国粮食进口数量剧增,对外贸易依存度提高,粮食供需处于弱平衡。粮食作为大宗商品进入金融市场,表现出金融属性,粮食金融市场的主要功能为价格发现、投资投机和资源配置。粮食金融化进程经历了资源配置和财富分配两个阶段,有效的资源配置会稳定粮食生产,提高粮食安全,而粮食财富化则会导致粮食价格扭曲,威胁粮食安全。21世纪以来,我国粮食金融化程度不断提高,国内粮食金融支持体系不完善,国际资本不断渗入并控制我国粮食产业,我国粮食安全形势不容乐观。粮食安全应上升为国家战略。为了提高国家粮食安全性,可以采取加快土地流转进程,发展粮食金融,加强粮食金融市场监管,提高粮食调节能力等相关措施。     

粮食金融化的实质及应对方略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粮食问题对我国来说不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更是重大的政治问题。目前,整个社会的金融化、虚拟化发展的规模和速度非常迅速,粮食金融化日益显现,很有必要对其予以关注和研究,探究其实质。基于粮食金融化将导致粮价波动风险、助推通货膨胀、加剧收入不平衡、增加宏微观风险和引发粮食金融危机等不利影响,我国应对粮食金融化的发展,要建立与国际接轨的期货市场,争夺大宗粮食商品定价权,建立有关粮食金融政策,培育金融化的粮食龙头企业,大量提供急需、有效的公共性金融产品,促进农民增收。     

商品期货市场金融化问题研究综述

2002年以来,以指数基金为代表的金融投资大量进入商品市场,这股投资潮及其市场影响,被称为商品期货市场的金融化。由于大宗商品价格尤其是食品和能源价格与全球经济关系密切,所以这一问题备受关注,同时也引起了巨大的学术争论。文章通过对国际国内前沿研究文献的回顾,总揽争论双方观点和论据,试图从理论视角厘清这一问题。那些认为商品指数基金推动了大宗商品价格高企的学者发起了论战,他们指责指数基金大量入市颠覆了商品市场的正常功能,而反对者认为指数基金引发价格泡沫的论断在逻辑上和事实上都存在矛盾。国内研究尚未深入商品期货市场金融化领域,相关方面的深入研究具备了比较突出的学术价值。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经济的金融化:涵义与实证检验

本文聚焦当前我国不断强化的实业金融化趋势,尝试设计经济金融化的评价体系,以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中国制造业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企业的金融化活动及其成因.研究表明:我国实体经济部门并未出现类似美国的持续金融化现象,实业部门的金融化活动主要是为了扩大再生产或者弥补实业投资不足,金融部门的快速发展虽然从总量上提高了经济金融化水平,但无助于改善企业等微观主体的金融能力.经济金融化要关注结构优化与微观主体的金融效率,防止实业金融化走向极端的产业空心化.     

二元均衡下房地产过度金融化:机制、测度及影响因素

在分析我国房地产金融化形成机理的基础上,构建了房地产金融化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法对我国2009—2019年的房地产金融化程度进行测度与研判,并利用VAR模型测度我国房地产金融化水平与住房空置、货币政策等重要经济变量间的关系。结果显示：居民、房地产企业、政府和金融机构在房地产金融化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居住属性与投资属性的转换会形成房地产金融化,且积累到一定程度将导致房地产过度金融化。整体上,我国不存在房地产过度金融化,处于低金融化水平,但存在潜在过度金融化风险;分区域看,东部地区和经济发达城市的房地产过度金融化可能性最大。而对于房地产金融化影响因素,住房空置对我国房地产金融化水平冲击最大,货币政策、心理预期与国内经济形势次之。文章最后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中国艺术品金融化模式研究

艺术品金融化的目的是要有效增加流动性,分散市场风险并促进财富的增长和艺术品市场的发展。本文将艺术品金融化的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艺术品从单纯意义上的艺术品形态发展出商品形态。第二阶段,随着市场的成熟和资本寻求新的投资渠道,艺术品又出现资产化、金融化的倾向,成为证券、房地产市场之外为投资者带来经济利益的投资对象。第三阶段,通过公开交易平台,以艺术品为原生产品进行衍生交易获利,实现了所有权和交易权的分离,降低了参与门槛,带来了新的运作手段和运营模式。在艺术品金融化的过程中,出现了中国特色的模式创新。本文对中国艺术品产权交易市场形成的理论基础进行了全面的阐述和分析,并提出了我国艺术品金融化模式的两大发展方向。     

停滞背景下的资本主义金融化——福斯特对资本主义金融危机的探讨

福斯特对近年来美国的金融爆炸现象进行了分析,提出了"资本主义金融化"的观点,认为美国经济自"福特制"以来正经历着长期的停滞,这种停滞催生了美国金融业的大发展,而这种资本主义的日益金融化却内含着资本主义灭亡的危机.他对美国经济长期处于停滞以及对资本主义金融化的批判立场都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他在分析过程中,固守消费与分配的逻辑,放弃了生产方式的批判,这就使他无法进入到本质的层面对当代资本主义进行根本性的批判.     

基于粮食金融化的粮食安全问题研究

由于城镇化进程加快和居民粮食消费结构变化的双重影响,我国粮食供应缺口不断增大,对外贸易依存度越来越高,粮食安全已上升到国家战略地位。新形势下粮食安全形势堪忧:快速城镇化和家庭农场经营模式都会减少粮食生产规模,居民消费结构变化会提高粮食消费数量,国际贸易新规模可能影响到粮食进口。粮食金融化会从粮食生产、流通、加工和贸易四个方面影响粮食供应。发挥市场对粮食金融资源配置的决定作用,完善粮食主产区粮食生产者利益补偿机制,引导新型粮食生产单位对冲粮食价格风险,完善现代市场体系以提高粮食流通的效率,利用贸易新规则稳定粮食贸易价格和数量是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的必要举措。     

区域金融发展与制造业企业金融化——兼论企业金融化的同群效应

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动力。金融投资高回报致使制造业逐渐走向金融化,导致经济出现“脱实向虚”现象。利用2012—2020年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分析区域金融发展对制造业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制造业企业金融化的同群效应,研究发现：中国区域金融发展对制造业企业金融化存在明显的推动作用,且金融化行为存在明显的同群效应。融资约束是区域金融发展影响制造业企业金融化水平的重要渠道,而企业间的同群效应更是加剧了这种影响。基于此,要完善公司内部治理,加强股东会、监事会、董事会对经理层权力的制约与监督,从而明确主营业务和金融业务之间的主次关系;政府部门应加强对制造业企业配置金融资产的监管,引导资金流向。     

资本主义经济脱实向虚困境的比较研究和现实反思

资本主义国家大都曾通过金融化改革实现本国经济市场的短暂繁荣,但随着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及国际贸易间的深度捆绑,部分国家均先后卷入了不同规模的金融危机漩涡。事实证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存在显著的金融化特征,并且伴随着强烈的金融功能异化现象。具体而言,金融化发展程度不足会抑制社会财富创造能力,金融市场难以发挥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正面效用;相反,金融化程度过度活跃又会影响到实体经济规模,加剧社会不平等关系甚至引发金融危机。深入挖掘资本主义国家在逐步实现金融化过程中所面临的尖锐矛盾,有助于充分把握金融资本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职能定位,切实增强我国实体经济盈利能力,也是我国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内在要义。     

数据要素金融化趋向及其规制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数据作为一种新型生产要素已迅速融入社会再生产的各个环节,然而金融资本的介入使得数据要素在价值实现过程中呈现出明显的金融化趋势。基于资本、土地和劳动力等传统生产要素金融化及其表现逻辑,构建金融资本介入数据要素价值实现过程的理论分析框架,有助于更好地对数据要素金融化进行政治经济学分析和规制。研究表明,数据要素金融化逻辑与普通商品的金融化逻辑并没有根本的不同,实质上反映了数据要素在劳动价值创造过程中的新角色——它紧密迎合了数字经济时代劳动形态的演变与需求。这一过程中,数据要素凭借其对新劳动模式的高度适应性,吸引了巨额金融资本的汇聚,激发了其固有的潜在金融属性,以产业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为利润来源,形成了一种以生息资本运动为形式的积累模式。针对数据要素金融化趋势对其价值实现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数字产业化政策意图回归数据要素的劳动价值属性,约束其金融属性的无序膨胀,控制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过度脱节,逐步推动数据要素的适度金融化和价值实现,但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变革私有制。     

经济金融化与劳资利益关系的变化

经济金融化导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劳资利益关系呈现出资更强、劳更弱的格局。这些国家所奉行的新自由主义理论与实践是导致劳资利益关系变化的主要原因。金融化所带来的"股东价值"支配地位和公司治理结构的变化,以及金融业的日益膨胀也是形成劳资利益新格局的重要原因。     

企业金融化、减税刺激与提振实体经济

以新一轮的减税政策为背景,重点探究减税激励如何作用于实体企业金融化,并从实体企业金融化视角揭示税收激励提振实体经济的作用效果。研究发现:相对于税率未发生变化的企业,税率下降的企业金融化水平显著提升,而税率上升的企业并没有抑制实体企业金融化,两者呈现非对称性影响。按照产权性质分组检验发现上述检验结果主要在非国有企业更显著;实体企业金融化有助于放大减税对投资扩张的激励效应,系列稳健性检验也支持了上述研究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