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博楚竹书中的"诗论"文献及范型

根据上海博物馆公布的该馆所藏并整理的一批“战国楚竹书”材料 ,可以发现传世文献未曾记录的两千多年前的《诗》篇和“孔子诗论”的内容和形态 ,这对于比勘传世文献 ,研究经学史上诸如版本、异文以及相关诗学批评形态等一系列重要问题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条件。在相关数据库的支持下 ,结合有关古文字古文献 ,对比考释“战国楚竹书”中的《诗》篇和“孔子诗论”材料 ,可以部分呈现中国现存最早的诗学形态和后世批评模式的深层结构     

楚文字的历史发展与地域文字系统的形成

楚文字是个具有包容性的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其不同的含义。目前可知时代最早的楚文字保留了西周早期文字的特点,结合文献记载推测楚人使用汉字最晚在商末周初。这些楚文字是西周晚期的铜器铭文,已经与西周晚期通行的文字拉开差距,形成了一些字体与构形诸方面的特色。春秋楚文字形成颀长整饬与屈曲美化两种字体,随着楚国军事与政治的扩张,风行江汉与江淮流域。经过战国早期的过渡,战国中期楚文字实现了内部的统一,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域汉字系统。随着楚地域的不断扩大,楚文字内部也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地方差异。     

楚文化研究的一个重大问题 --对"佛像入楚"的再质疑

继《孔雀王朝不曾塑佛 ,东周楚国何来造像》 ,本文对张正明等先生“佛像入楚”的命题再次质疑 ,并对其《简答邵学海〈献疑〉》作出回应。认为所谓“佛像入楚”的论证 ,缺乏印度当时有像的前提 ;并且 ,既没有佛经的支持 ,又回避了佛经中一些关键的材料 ,另外 ,所立足的基础是对先秦遗物的误识。所以其观点不能成立。而论法的症结在于对历史的了解不求其详。至于张正明等先生所谓楚人在“佛像入楚”中所表现出来的开放气度与包容的胸怀等等 ,因前提本身不能成立 ,这些“优良的传统”只是一种无根据的臆说。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中的“诗论”(三)

上海博物馆最近公布了该馆所藏并整理的一批“战国楚竹书”材料。编者称 ,其中有先秦音乐的内容如《孔子诗论》、《诗乐》和几篇未见于《毛诗》的诗篇。今本《诗经》以《国风》、《小雅》、《大雅》和《颂》为序。竹书《孔子诗论》中的序列与此恰相反 ,称为《讼》(颂)、《大夏》(夏、雅通)、《小雅》和《邦风》。《诗论·序》论次也和今本《诗经》的大序相反。许多诗句用字和今本《诗经》不同。竹书《孔子诗论》没有今本《诗经》小序“刺”、“美”的内容(《楚竹书·序》)。由此也可窥见传世文献未曾记录的两千多年前的《诗》篇和“孔子诗论”内容。本文结合古文字、古文献的考释 ,作些初步讨论。这里发表的是第三部分     

上古秦、楚两族同源述论

春秋、战国时期,秦、楚虽然势若水火,但从其原居留地、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历史传说等多方面看,它们的族源相同--皆出于远古高阳氏族.     

楚公族先祖考索

本文充分利用现有的文献和考古材料，对楚公族的先祖身份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文章认为，楚公族的始祖是祝融，其嫡祖即具有后世楚公族父系与母系双生血缘因素的先祖则是季连。     

熊家冢楚墓墓主身份蠡测

从墓葬规模和规格来看,熊家冢墓应是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期的一座楚王墓。在春秋晚期到战国中期的楚王中,可以排除一部分楚王为熊家冢楚墓墓主的可能性。从人殉制度在先秦时期发展的历史来看,熊家冢墓主为春秋晚期楚昭王与楚惠王的可能性比较大。而从考古发掘所取得的材料与文献记载的内容所发生的诸多的关联性和耦合的现象来推测,熊家冢楚墓的墓主应是春秋晚期的楚昭王。     

楚人的华夏观及其神话论略

源于中原华夏族的楚人,在其所封楚蛮之地筚路蓝缕,励精图治,融楚蛮、并越濮、占诸夏,由"蕞尔之邦"到"地方五千里",由"蛮夷"而"华夏",成就了春秋战国时期强大的楚国楚民,壮大了华夏族,为统一的秦汉帝国及"华夏—汉族"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疆域与民族基础。楚人坚定的华夏观及其对华夏文化的接受与认同,特别是对黄帝世系及华夏神话的尊崇与认同,是楚人实行疆域扩张、民族融合、兴邦强国、回归华夏的强大的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     

上博竹书(二)文字杂考

本文对《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 (二 )》中的一些字做了考释 ,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宋人诗话之楚骚接受

宋人诗话中不乏对楚骚的评论,其在屈原精神、楚骚文体特征以及推尊楚骚诸方面的一得之见,显示了宋人对于楚骚多角度、多侧面的理解与接受,有助于全面了解宋人的楚骚观.     

屈原学专用名词术语汇释(楚、屈)

一、楚、楚辞、楚辞体、《楚辞章句》、《楚辞补注》、《楚辞集注》。二、屈、屈原、屈子、屈骚、屈赋、屈宋、屈原学     

战国秦简牍文、楚简帛文本体比较研究综述

在丰富的秦简、楚简材料的基础上,秦简牍文和楚简帛文的断代研究已经获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随着更多出土文献的发布以及研究的不断深入,或对已有结论有了新的补充,或又发现了新问题。其中,两类文字的比较成为比较突出的问题,而且秦简牍文和楚简帛文的比较研究还相当薄弱。     

“吴人伐慎,白公败之”再探——兼及楚平王嫡孙熊胜与“吴人伐慎,白公败之”的动因

本文对春秋时期吴、楚文化互动中的一个特殊历史人物——熊胜作全面的历史分析。这位由伍子胥带到吴国、并由伍子胥抚养长大的楚平王嫡孙,对其生长环境、个性形成对其后对楚国的政治影响等作客观分析。同时,对与熊胜密切相关的吴、楚百年战争的最后一战——吴人伐慎,白公败之在分析和推测时,亦指出这场战争与楚国惠王时的白公之乱有着直接因果关系,而战争的原因则极可能是:吴国与熊胜共同演出了一出政治双簧——吴国以发动战争并以自己的失败给熊胜一个发动政变的机会,从而以协助制造楚国内乱来破解可能出现的楚、越夹击并减轻楚对吴国的压力等。而熊胜则为实现其政治野心,故需要一个进入国都以发动政变的借口和理由。而吴国人送给他的这场胜利,则满足了他的政治需要。正是在吴国谋略与熊胜阴谋的交互运作下,吴人伐慎,白公败之由此产生。春秋时期楚国历史上的白公胜之乱,亦由此而生。     

楚先祖年代考析

清华简《楚居》和传世文献提供了楚先祖的年代信息。楚先祖在性质上是传说人物而非是历史人物。季连的年代上限为虞夏之时,下限为商代晚期,具体为武丁后期至祖庚、祖甲时期,考古年代大致为殷墟二期。穴熊的年代上限为廪辛、康丁时期,考古年代为殷墟三期,下限为帝乙时期或周文王早期,考古年代为殷墟四期偏早。丽季出现于穴熊晚期,与穴熊的时代有部分重合,约当殷墟三期偏晚,商武乙、文丁时期,其下限为周文王晚期或帝辛时期,考古年代为殷墟四期偏晚。熊狂的年代应为周初武、成之交。     

楚骚与哀吊类韵文

哀辞以悼童殇、吊文以慰亲属、诔文以彰德行、祭文用于典祀,它们均以亡者为悼念对象,都指向一种哀痛伤心的情感。《楚辞》中的《国殇》、《招魂》、《大招》等作,对上述哀祭类韵文的兴盛影响极大,而贾谊《吊屈原赋》这篇楚骚体赋作,更被视为哀吊文的首出之作。同时,楚骚体的“兮”字句,是哀祭类韵文中重要的句式之一;而“兮”字句与四、六言的搭配,可以增加句式变化、加强抒情效果,并在作品中起到结构上的作用。     

对楚地名中“陵”的文字学解释

“陵”字在古文字材料中,常常用为地名后缀。楚地名称“陵”者,有“襄陵”、“江陵”、“陵”等。“陵”字的古文字中写法近于“陲”,而用为“陵”。学者关于这个问题展开讨论,见仁见智,澄清这个问题,对于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意义。     

中国最早的长城——南阳楚方城

文章认为中国长城最早出现在春秋时期的河南南阳，并在战国时期发展到中原和北方．南阳楚方城就是楚长城，南阳楚长城是中国长城的发祥地     

从张家山汉简看楚汉法统关系

张家山汉简为研究楚汉法统关系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历谱“新降为汉”之“汉”是指刘邦刚刚建立的汉王朝 ,而非公元前 2 0 6—前 2 0 2年间的汉王国 ;《奏谳书》“楚时去亡 ,降为汉”之“楚” ,不应仅限于“楚汉战争之楚” ,还应包括陈胜“张楚”之楚、楚怀王“义帝”之楚 ;“楚时去亡 ,降为汉”反映了汉王朝建立之初官方和民间对汉王朝法统的看法 ,并对西汉文景至武帝时期汉人对楚汉法统关系的认识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麇国历史地理与文化考补

麇国是活动于楚国核心区西北方向的一个小国,春秋中期被兼并入楚,麇国被楚迁往汉东,原地纳入楚国疆土并加以管理,其管理者或可能为楚阳氏家族之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