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弃妇诗中的叙述盲点

正因为古代婚姻是女性唯一的归宿和目标,《诗经》中的爱情大都有明确的婚姻目的性。也正因为婚姻与女人的命运息息相关,《诗经》重章叠韵的唱叹声中才会夹杂着弃妇们伤心欲绝的啜泣。《诗经》弃妇诗叙述了一个共同的事实:女主人公惨遭遗弃;叙述了她们被遗弃的原因:色表。但考察文本会发现,无子才是她们被休弃的真正原因,而这恰恰是《诗经》弃妇诗的叙述盲点。     

历史与伦理--"古史辨"《诗经》学的理论问题

“古史辨”在从事《诗经》研究时 ,首先预设了《诗经》是文学的观念 ,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了对汉代《诗经》学的批判。在反驳汉代《诗经》学时 ,“古史辨”提出了历史与伦理的分野。他们认为 ,汉代《诗经》学把《诗经》当“经”而不是诗 ,乃因于汉儒的伦理观念所致 ,而“古史辨”恢复《诗经》的文学面目正是尊重历史的表现。因此伦理观念可以被排除在历史研究之外。这一看法与“古史辨”的历史观———“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密切相联 ,并为反思“古史辨”《诗经》学的理论问题提供了有效的切入点。     

论徐光启《诗》学及其贡献

明代是《诗经》研究由经学向文学转变的一个重要时期,徐光启代表了这个时期《诗经》文学研究的最高成就。他于汉儒“美刺”“比兴”说与宋儒“纲常”“义理”说之外,从《诗经》文学的本质出发,提出了“《诗》在言外”的《诗》学理论,为《诗》学研究的转向,完成了理论上的重大突破。并以此理论为核心,对《诗经》作品从多个角度作了认真、细致、全面、深刻的分析,在晚明产生了很大影响,对中国《诗》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诗经》入选文学总集的历史考察

在以经学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中国古代社会,《诗经》被尊奉为人伦教化的神圣经典,与文学总集分途著录,形成了浓厚的尊经意识和文学总集不录《诗经》作品的学术禁忌.随着经学内部的嬗变和《诗经》文学阐释的发展,从隋唐“续经”到来熹提出《诗》入总集的构想,最终在明代后期出现了选录《诗经》作品的文学总集,《诗经》暂时走下了经学的神坛,融入了多姿多彩的文学世界.晚明总集选录《诗经》并不是偶然出现的文学现象,而与当时《诗经》文学阐释的繁荣局面相呼应,是《诗经》文学身份得到凸显和认可的最直观、最集中的体现,是现代《诗经》文学主体身份最终确立的精彩预演和关键步骤,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     

用“诗”的眼光读诗——论闻一多古典文学批评的现代性视野之三

在古典文学批评中,闻一多极力反对只从政治、伦理的角度去解读古代文学典籍的非文学化批评,他认为文学批评应该回归文学本体,应该“用《诗经》时代的眼光读《诗经》”,“用‘诗’的眼光读《诗经》”,深入挖掘文学的审美本性。     

《诗经》、汉乐府弃妇诗发微

《诗经》、汉乐府中有一些以弃妇为题材的作品 ,通常称之为弃妇诗。弃妇被休弃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 ,但主要还是男子的喜新厌旧和女子没有子嗣。而造成弃妇悲剧的根源则在于男权文化背景下的男尊女卑、夫妻地位不平等以及传宗接代思想等等     

东西文明视域下的弃妇形象塑造——以《诗经＆#183;卫风＆#183;氓》与《美狄亚》为例

《诗经·卫风·氓》与《美狄亚》分别是东西方两部较早的描写弃妇现象的作品。两部作品都叙写了＂痴情女子负心汉＂的故事，但在弃妇形象的塑造上有诸多相似与不同。这些都深深根植于产生它们的大文化背景。本文试图从上古时期东西文明对比的角度去关照这两部作品中的弃妇形象，尝试解读不同文明背景下的弃妇塑造。     

《诗经》文本与诗学原型

先秦文学中存在着两个《诗经》文本 ,一个是被“误读”了的文献学文本 ,另一个是被“遮蔽”了的文学艺术性文本。因而 ,在此基础上所萌芽、发展起来的先秦诗学 ,实际有两条相应的线索可供使用与承继 ,即《诗经》文献学研究与《诗经》本体论研究。但无论是“五四”以后的学者 ,还是“新时期”以来的研究者 ,大都是把研究基点建立在《诗经》文献学基础上 ,或者说是把对《诗经》“赋诗断章 ,余取所求”的“误读”现象 ,当成了唯一合法研究的逻辑起点。同时却简单化、庸俗化了孔子那条强调文学性《诗经》的重要研究途径 ,从而导致了本真面目的《诗经》与研究框架中的《诗经》、真实的诗学原型与学术框架中的理论阐述相悖离的历史现状     

文本载体对《诗经》学的影响

文本载体对《诗经》学影响很大。据载体的不同,《诗经》学可划分为各具特点的四个阶段。一、前造纸术阶段。《诗经》的传播接受以口耳相传为主,《诗经》文本文字歧异很多,《诗经》学著作大都非常简短。二、纸张书写传抄阶段。《诗经》学著作增多、内容丰富,《诗经》学“师法”、“家法”渐泯,出现文学鉴赏《诗经》的现象。三、印刷术阶段。颁行了统一标准的《诗经》学读本,《诗经》学著作大量涌现与刊印,出现了辑佚书及《诗经》善本。四、电子载体阶段。查询、检索《诗经》学信息、文献空前便利,电子载体为《诗经》学的发展带来极大机遇。     

是现象还是规律——对“周代学术发展论略”一文的质疑

《学术月刊》一九六二年第十期发表蒙文通先生“周代学术发展论略”一文。蒙文企图解决周代学术发展的规律问题,并提出了学术分期。蒙先生说:“当时的《诗经》和《尚书》常被当作一书”。而《诗经》和早期的《尚书》均属于文学作品,因而在《诗经》以前应属于文学时代。在《诗经》结束的年代,《春秋》、《语》、《国语》等书相继而起,而《语》、《国语》均属编年的历史著作。“这正说明了《春秋》的记载是衔接着《诗》的。这不正符合孟子所提‘《诗》亡然后《春秋》作’、以《春秋》继《诗经》的说法吧!”由《国风》变为《国语》,从而由文学时代转入了史学时代。蒙文又云:“到了     

余秀华诗歌谱系与疼痛美学--以《诗经》、海子、“梨花体”为参照

余秀华是新近爆红的诗人,她的诗歌理应纳入一个比较系统的评价体系之中。从互文与弃妇诗传统、意象选择与陌生化以及疼痛与戏仿三个方面分别将她的诗歌放在《诗经》、海子,以及与之同时而稍早的“梨花体”诗歌系统中,看她的诗对《诗经》以及当代诗人作品的继承、发扬和疏离,并由此衡量其诗歌创作的谱系、特色和得失。     

从《东山》《生民》等谈《诗经》的浪漫主义

从《东山》《生民》等谈《诗经》的浪漫主义●周生《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它不仅是现实主义文学的源头，而且也是浪漫主义文学的滥觞。“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这两个概念１８世纪末和１９世纪初才先后出现于欧洲，“五四”前后传入我国。我国古代文学史上没有...     

《诗经》情歌的形式美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有三百零五篇作品。《诗经》中的情诗特别多，约占四分之一。可以说，《诗经》中的情诗，是我国爱情文学的源头；《诗经》时代，是我国情诗的黄金时代。《诗经》中的情诗，反映了恋爱自由和感情专一的思想，显示了中华民族健康的爱情况。今天的读者，可以从中得到许许多多有益的启示。同时《诗经》中的情诗还提供了“赋、比、兴”等艺术方法，这些艺术方法对我们当代的爱情文学创作也具有借鉴作用。限于篇幅，本文着重论述《诗经》情歌在运用“赋、比、兴”等艺术方法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形式美。一、“比”的…     

再论张栻的《诗经》研究

张栻除了在《论语解》中对《诗经》进行了整体观照外,还对《诗经》的多篇诗篇做过个案研究。张栻以二《南》为本,以政教为中心,注重对《诗经》治国理政思想的探究。作为理学家,张栻的《诗经》研究具有“六经注我”的色彩,部分解读《诗经》的文字已经变成了他演绎自己理学思想的载体。张栻也着力于《诗经》艺术性的分析,在他的《诗经》研究中并没有表现出以文害道的观念,他对《诗经》情感传达的体悟、对赋比兴及其他艺术手法的揣摩,都反映了其较高的文学品鉴力。张栻的《诗经》研究尊《序》较多,保守性较强,再加上没有留下研究《诗经》的独立专书,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他在诗经学史上的地位。     

试论《诗经》中“鸟兽草木”的价值蕴涵

《诗经》中有大量动植物方面的内容，这些“乌兽草木”是《诗经》中“风、雅、颂”三类诗部分内容的传达载体，反映了先民早期的风俗民情，尤其是突出地表现了对动植物崇拜心理与情爱意识，成为一种情感符号。这类内容的价值还表现在它是《诗经》赋、比、兴形式的传达载体。这既是一种文学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对以后的文学、美学等古代文化的发展都产生了深层影响。     

《诗经》弃妇诗分类考述

考察《诗经》中11首疑似弃妇诗,可将之大致分为三类:一是《氓》《邶风.谷风》《中谷有蓷》《白华》以及《江有汜》,这五首作品都或详或简地反映了夫妻关系,都有妇人被弃的描写,应属可以确定的弃妇之作;二是《遵大路》《日月》《终风》《我行其野》《小雅.谷风》诸诗,从文本、后世评论和相关史实诸方面看,都不尽符合已婚或离开夫家这两个构成弃妇的基本条件,甚至所写本非弃妇事件,故均不宜列入弃妇诗之列。三是《邶风.柏舟》,因主"不得于其夫"和"仁而不遇"之两种观点均来源甚早,且从史实和文本上较难寻觅支持其中任何一方的确证,故权且将之视为"是非得失未易决"的多义之作。     

以“心”诠《诗》,以《诗》释“心”——杨慈湖《诗经》诠释之考察

杨慈湖诠释《诗经》颇有特色.他从自我“本心”出发,对《诗经》有一个“前理解”,即认定《诗经》三百首皆为“本心”之所发,均符合“思无邪”之旨.基于此“前理解”,他极力否定《毛诗序》对《诗经》的解读,并根据他之“本心”来决定对《诗经》古注的取舍.杨慈湖在以“本心”来诠释《诗经》的同时,也展示了自己的道德践履.     

从《乐府·陌上桑》与《诗经·氓》中采桑女形象的比较中看现实主义“文学”与“人学”的进步

《乐府·陌上桑》与《诗经·氓》被公认为是真实反映不同时代、相同题材（女性命运问题）的现实主义创作典范。本文从“文学即人学”的角度,比较分析两诗中采桑女形象之不同的所在与原因,并说明《陌上桑》之突破《诗经》的创作模式,不仅是现实主义之“文学”的进步,同时也是人道主义之“人学”的进步。     

论中国文学传统的变异与继承

凡是谈到中国文学的渊源,无不上溯《风》《骚》。我国先秦文学中的《诗经·国风》和《楚辞·离骚》几乎无可怀疑地被认为是最初体现了中国文学的优良传统。可是它们之被尊为传统的过程,其间表现了儒家的误解,而其误解又显得荒谬而矛盾。这些荒谬矛盾的见解,竟顽固地支配了中国两千年的文学传统观念。孔子很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他删定《诗经》的目的在于提倡“温柔敦厚”的诗教,而     

《文心雕龙》的诗学观

刘勰的《文心雕龙》成书于齐代,是我国古代一部权威性的文学批评的名著,素以“体大思精”而著称.《文心雕龙》的诗学观,大体而言可分成两个组成部份,一是总结先秦两汉以来传统的诗学观,即把《诗经》视作一部政治道德的教科书,以经学的眼光来详述《诗经》;二是以文学进入自觉时期的新眼光来论述《诗经》,即从文学的观点来论述《诗经》.但在《文心雕龙》中这两种不同的诗学观,在多数情况下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因此我们必须对《文心雕龙》有关《诗经》的论述,加以辩别判断,分别予以不同程度的评价.《文心雕龙》对《诗经》论述,基本可分如下八个部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