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当前我国公共权力腐败社会治理的运行机制

社会治理腐败是发挥政府和市场之外的社会组织和力量,对公共权力进行自下而上的制约和监督,以期实现"善治"的权力腐败治理的重要模式,在制约监督公共权力方面有着传统监督模式不可替代的作用。社会治理腐败存在社会组织受政府制约、参与机制不完善以及舆论监督作用难以有效发挥等现实障碍。有效实现社会治理腐败的关键在于建立健全社会治理腐败的法律保障机制,完善社会治理腐败的行政公开听证参与机制,强化社会治理腐败的公众监督制约机制。     

实施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治理商业贿赂

商业贿赂是国际社会面临的亟须解决的全球性问题。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是国际社会通过国际法律合作治理商业贿赂新的里程碑。我国作为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缔约国,按照公约的规定治理商业贿赂,不仅是我国履行公约义务的责任,也是高效而有力地预防和打击腐败的必然要求。按照公约的规定治理商业贿赂,还将有效促进反腐败领域国际法治与中国法治的良性互动。     

治理村干部腐败的制度视角:基本思路与措施

村干部腐败呈现出制度性特征。有效治理村干部腐败需要不断充实治理村干部腐败的知识储备,全面梳理村干部腐败的各种类型,分析各种村干部腐败产生的原因,研究、探讨古今中外治理腐败的各种药方。可通过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完善制度的实施机制、完善村民在腐败治理中的作用机制、加强权力约束机制、整合反腐败机构、完善村干部管理制度等措施来治理村干部腐败。     

反腐是治党强国万策之本

腐败是人类社会的顽疾,腐败问题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针对中国腐败形势,深入论述了腐败对人类社会所产生的危害,分析了中国社会产生腐败的主要原因,并结合国外反腐败经验,提出了治理腐败的几点建议.     

中国腐败治理结构变迁与纪检监察机关职能定位审视

构建合理的腐败治理结构是健全中国反腐败运行机制的基础和前提。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腐败治理结构经历了由"党政合一型"向"政党嵌入型"的模式转变。根据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的部署和要求,我国的腐败治理结构应当逐步向"政党主导共治型"模式转变。"政党主导共治型"腐败治理结构强调,党在强化反腐倡廉建设领导责任的同时,应当以制度化的方式科学分解纪委、政府及其他公共权力机构的反腐败职责,使腐败治理体系制度化、科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各个治理主体彼此之间相互协调、共同发生作用,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治理腐败,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方面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腐败的效能。     

论我国的腐败社会化倾向

我国现阶段的腐败呈现出社会化的倾向，它扭曲社会心理，消解社会公德，毒化社会风气，是官员腐败的土壤和掩护。重视对腐败社会化的治理，是提高反腐败成效的重要因素。     

加大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力度

十五大以来 ,反腐败斗争正在从侧重遏制转到标本兼治、逐步加大治本力度的轨道上来。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已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迫切要求。一、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已成为社会共识十四大以来 ,党中央高度重视党风廉政建设 ,把反腐败斗争放到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严重政治斗争的高度来认识。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以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 ,坚持从严治党的方针 ,注意从群众反映强烈、干扰改革开放、阻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政策界限比较清楚和经过努力能够取得成果的问题入手 ,集中力量进行整治 ,不…     

如何建立和形成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

面对中国国情和复杂深刻的国际背景,决定了反腐败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加大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力度,关键是要对权力的运行实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这已经成为广泛的共识,本文从准入关口、权力配置、制度体系等视角,提出了建立和形成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是预防和治理腐败的方法.     

完善中国国家审计腐败风险控制机制之构想——基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腐败风险控制机制的思考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着力倡导建设以风险控制为导向的国家审计腐败控制系统,据以强化预防优先理念在腐败治理中的价值引导功能.审计具有天然的腐败发现与控制功能,但是,囿于腐败风险控制观念、制度设计与运行环境等诸多障碍,中国国家审计的腐败预防功能尚未得到有效发挥.根据<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要求,确立以风险控制为导向的腐败预防理念,强化审计评估的预防功能,提高审计公告透明度,完善审计问责的法律约束力,是现代法治背景下构建中国国家审计腐败风险控制机制的基础.     

论人权保护对反腐败国际合作的价值

腐败是对人权的侵犯,拒绝腐败应该被视为一项基本人权。但目前国际反腐败合作机制普遍没有确认这一基本原则,这导致国际反腐败国际合作机制的表面化和缺乏深层次内容。建议国际反腐败合作机制承认腐败是对人权的侵犯、拒绝腐败是一项基本人权,这样将给与国际法与国内法更重的约束力量,在公共政策中增加反腐败的重要性;可以改变对于腐败的公共态度;同时会带来新的行动可能,尤其是可以使用现存的国家的、区域性的以及国际的监督人权履行状况的机制来遏制腐败行为;对于腐败的治理也将提供更多的路径。     

原则与机制:人类反腐败斗争的历史趋势(上)

腐败 ,犹如蛀虫一般吞噬着我们的这个社会。其巨大的危害和可怕的后果 ,迫使人类自腐败产生以来便在积极寻找着铲除腐败的途径和办法。陆震先生的《原则与机制 :人类反腐败斗争的历史趋势》一文 ,在学理与现实的交汇点上 ,对腐败产生的多种原因和如何防止、治理腐败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试论反腐败体制、机制和制度的创新

创新反腐败体制 ,建设整体效能高、合力性强的反腐败体制 ,主要是创新党委统一领导 ,党政齐抓共管 ,纪委组织协调 ,部门各负其责 ,依靠群众支持和参与的反腐败体制 ;创新反腐败机制 ,构建操作性强又高效率的反腐败机制 ,主要包括权力监督制约机制的创新特别是选举制约机制的创新、政务公开制度的创新、廉政教育机制和官德监督机制的创新等 ;创新反腐败制度 ,特别是从解决管权、管钱、管人这三个方面的问题入手 ,改革行政审批制度以预防用权腐败 ,改革财政制度以预防用钱腐败 ,改革干部人事制度以预防用人腐败。反腐败体制、机制和制度的创新 ,是新时期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根本措施     

论腐败在我国市场经济中的新特征与治理对策

腐败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原则,打破了资源的最佳配置,从而增加了办事企业和有关单位的经营成本,降低了办事效率。在目前的经济条件下,腐败的存在有其特殊的条件和个性特征,因此,反腐败的任务受到诸多限定。我们既要大张旗鼓地反腐败,又要认识到反腐败的艰巨性和长期性,从而能够有一个长期治理腐败的策略。腐败既与物质因素有关,又与非物质因素有关,因此反腐败需要从制度与道德方面双管齐下。     

行政权力、市场体制与腐败治理——一份基于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报告

从规范权力运行和完善市场体制着手预防腐败,是反腐败斗争走向源头治理、制度治理的关键所在。2008年,中共中央颁布了《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标志着我国的反腐败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近年来,福建省在中央的统一部署下,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尤其是把规范行政权力运行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与预防腐败有机结合起来,使反腐败纳入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中,有效地提高了腐败治理的效果,形成富有特色的创新经验。本报告力求把理论研究、实证研究和对策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全面梳理行政权力、市场体制与腐败治理之间的关系,推动新形势下惩治与预防腐败理论的创新,并提出中国转型期福建省规范行政权力、完善市场体制与创新反腐机制的方案,为推进地方政府权力结构和运作方式的完善,构建一个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预防腐败体系提供参考。     

腐败溯源与对策初探

腐败通常表现为掌握一定的社会权力的组织和个人违反法规纪律和道德规范而谋取私利的行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出现腐败，有种种复杂的原因。要深刻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从源头上防腐和治理腐败，建立强有力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形成有约束力的预防腐败的体系     

关于反腐败的几点思考

腐败如长在社会主义肌体上的一块恶性肿瘤,时刻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为此,党中央把反腐败当作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提出“在党内决不允许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目标。要从根本上遏制腐败,要从产生腐败的根源上着手进行治理,铲除产生腐败的条件和土壤。一、腐败的中心是权力腐败近年来,腐败已经侵蚀着社会各个领域。从前段反腐斗争的成果来看,腐败行为主要有以下特点:     

新型腐败：特征、诱因及惩治

随着反腐败斗争持续深入,对新型腐败展开研究,旨在促进反腐效能的提升。新型腐败在主体、手段、危害、形式方面变异出了新特征,同时隐蔽性贯穿始终。通过归纳总结,发现腐败主体的心理扭曲、社会环境的客观变化以及反腐败制度资源不足构成了新型腐败的诱因。数字时代新型腐败的惩治需要嵌入数字技术,探寻腐败变异规律,完善反腐败协调机制,加强教育引导。     

论中国政府治理与善治的实践与探索

治理与善治既是一种全新的政治分析框架,又是一种先进的现代统治模式。它强调公共权力的社会化配置,需要成熟的市民社会的现实支持。合法、透明、责任、法治、回应以及有效构成了善治的精神内核,民主发展的最终结果促进了治理的实现。中国20多年改革开放的历程是一个逐渐走向治理与善治的过程。经济市场化与政治民主化的努力,法治与德治思想的提出,政府主导型治理道路的确立,村民自治、社区建设、电子政府等典型案例的展开,标志着中国在走向善治的道路上取得了突出成绩。然而,善治之路并不平坦。舶来理论的本土化、治理失效问题的解决、第三种力量社会整合功能的发挥,都向我们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论新时期中国民营企业的腐败治理

民营企业的腐败行为不仅损害所有人和投资人的利益,贻误企业发展,也破坏政治生态,助长社会腐败风气,影响国家治理的效果和反腐败进程。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对公共权力领域的腐败重拳出击的同时,也通过推进简政放权、加大对行贿犯罪的惩治、倡导建立亲清政商关系,努力遏制民营企业从事腐败活动的动因。当前我国民营企业的腐败治理在经济政策、法律保障、反腐格局等方面依然面临诸多制度性障碍,应当有针对性地予以化解和应对,为深化党风廉政建设和推动企业健康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公共资源市场化配置对于控制腐败的有效性——韩国反腐败的经验与启示

公共资源市场化配置,既被认为是抑制腐败的有效手段,也被认为是滋生腐败的新来源。韩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民营化与反腐败的实践,为我们提供了利用公共资源市场化手段治理腐败的经验与教训。回顾韩国利用公共资源市场化治理腐败的历程,不难看出,公共资源市场化配置是一柄双刃剑,既有可能遏制腐败,也有可能为腐败带来更多的滋生空间。而其中的要义在于,唯有真正的市场化,即通过市场化改革,以公开、平等和自由的竞争方式配置公共资源,才能成为预防和打击腐败的利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