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合作治理的实践、效能与生成逻辑——基于X乡S村“民俗博物馆”项目的经验观察

良性的乡村关系是国家治理进入村庄社会的重要通道。基于合作治理理论视角和“结构—过程—结果”的分析框架，发现吉林省X乡S村在乡村振兴实践中，建构了一种乡村合作的治理模式。二者在“民俗博物馆”项目的筹划、建设与运营整个过程中，围绕利益诉求、行动规则、资源配置及行动选择进行了一系列紧密互动。这种治理模式打破了乡村之间的二元结构阻隔，实现了体制推动与社会动员的互补，进而使乡村两级利益诉求同时得到了满足。乡村合作治理的生成逻辑在于，乡村基于特定目标达成合作共识，并以资源互补和优势合作的方式提高集体行动能力，进而在平等协商的互动中实现各自的利益诉求。在需求与响应、互赖与共享、认同与协商等要素的共同作用下，乡村合作治理机制得以生成。     

治理结构现代化:中国乡村发展的政治要求

从合法性来源与利益关联等方面考察乡村治理,可以看出中国乡村治理的历史变迁源于国家权力对乡村社会的塑造。当前乡村政治发生障碍的根源在于建立现代国家进程中的制度性缺陷,乡村发展的关键在于乡村治理结构的现代化,应当以制度化的方法确立新的治理规则,以取代原有的“潜规则”,实现乡村治理的现代性改造。     

参与式行动：中国乡村振兴实践的路径选择

实现农村发展是中西方国家面临的共同议题。以近代西方国家发展干预的演变过程及特征作为线索,罗伯特·钱伯斯在《农村发展：以末为先》一书中深度反思农村发展实践项目失败的主要缘由,围绕实践干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倡导“外来者”要进行价值转换,遵循“以末为先”的发展理念,并认为参与式行动是该理念的实践方案。中西方国家在历史演变进程、制度环境、乡村社会基础等方面存在着根本差异,应结合中国城乡发展逻辑体系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具体实践要求,探讨罗伯特·钱伯斯提出的参与式行动在中国乡村发展过程中的适用性与重要性。乡村振兴是“外来者”与当地民众之间双向互动、共同参与的过程,其自身所拥有的各类资源是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因此,要立足于中国乡村发展的本土化特征,在充分发挥“外来者”与“内部人”各自优势的基础上进行协作。同时,在乡村振兴具体实践中还需明晰各个行动主体的能力和任务,实现“参与”与“行动”的兼顾,高效整合多元系统,从而推动乡村振兴高质量开展。     

乡村生态环境治理“阻点”及其破解路径研究 — —基于利益相关性视角

乡村生态环境治理是乡村振兴行之有效的切入点。但当前，乡村生态环境治理，在不同利益主体不同利益关注点下，出 现了多重阻点，如政府有限利益认知下的治理排序选择；政府“重当下政绩，轻远期生态”的行政作为；村民“重当下收益、轻长 远生态”的个体作为；村民“重私人利益，忽视公共利益”的习惯性倾向；乡村污染型企业主“重成本支出，忽视生态环境”的行为 选择等造成了乡村生态环境治理重重“阻点”。为破解这些治理阻点，需要重构乡村生态环境整治利益机制，重塑利益链条，并 建设包括理念重整、生产转型、技术提升、监督强化等在内的路径体系。     

从“硬管理”到“软治理”:国家与社会关系视域下乡村治安问题研究

治安工作的实施状况是判断一个国家治理能力成熟程度的重要依据,治安治理的创新是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手段。国家与社会在互动情境中的相互赋能与增权,是乡村治安系统得以持续和有序发展的内在机理。本文在帕森斯的AGIL功能模式的基础上构建了“组织结构-资源配置-意识形态”的乡村治安系统分析框架,探析在国家与社会强弱关系发生变化进程中乡村治安发展的历史推动力与内在逻辑。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乡村治安的发展历程进行梳理,本文将乡村治安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分为“国家统合社会”“国家社会互嵌”“国家社会共强”三种模式,提出在乡域社会打造“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大背景下,着力实现乡村治安从“硬管理”到“软治理”的转变,推动实现国家与社会多元参与合作、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安治理的现代化发展。     

最后的儒家，最后的觉悟——国家构建视野中的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

目前学界对梁漱溟乡村建设的研究大多局限于史的研究或对乡村建设运动本身就事论事的研究层次，本力图把梁的乡村建设思想放在近代中国国家构建与社会转型的宏大背景中，侧重从国家构建(State—building)理论的视角对其展开讨论。首先详细分析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的主要代表作《乡村建设大意》，进而突出梁漱溟乡村建设工作中具有重大意义的两项即“农民自觉”与“乡村组织”。在引入国家构建理论之后．本认为星火燎原式的“乡村组织”意在化育独立成熟而拥有自身公共空间的中国社会．而由知识分子引发的“农民自觉”便于提供一种足资构建现代国家利用的化形态，这亦是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的精义所在；并在末试图指出梁乡村建设思想的现实意义。     

数字时代下国家与乡村关系的嬗变与重塑

基于中国乡土特性,国家与乡村关系的迭演是影响国家现代化的重要变量。结合既有理论争鸣和实践沿革,以数字乡村建设过程为分析视角,通过构建“动力层-基础层-应用层-导向层”的分析框架探析国家与乡村关系的嬗变与重塑。作为动力层,“数字惠民”是数字共同富裕要求与数字鸿沟扩散的张力结果,为重塑国家与乡村关系症候提供了机遇;作为基础层,“数字下乡”通过技术逻辑、沟通逻辑、政策逻辑和治理逻辑推动国家与乡村从单一的“政权链接”向“政权-智技”的混合链接嬗变;作为应用层,“数字乡村”的构建凸显出“技术-结构-组织”交互递进下“现代-传统”“模糊-具体”“嵌入-协同”的关系表征;作为导向层,数字时代下“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促使“强国家-韧乡村”体例的产生,既为理解国家与乡村关系拓展了新视角,亦为实现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和提升国家治理效能提供了新路径。     

“宗族弱化”的历史原因探析

当前转型时期乡村社会政治权力变迁格局中，宗族处于弱化地位。这种情况从历史原因来看,是由于中国社会自从夏、商、周三代以来,就是一个“有国家的社会”,它区别于“无国家的社会”,“国家”在中国的传统乡村社会中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在现代国家的建设中,宗族因缺乏整合社会的功能而无法走入国家的体制之内,国家对于社会,有着强烈的干预意识和巨大的驱动力量。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治理共同体的时代契机、运行机制与行动方略

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成果,是在对“乡村善治”时代议题回答过程中所形成的“中国答案”。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互证成的理论根基之上,乡村治理共同体根据乡村治理的现实议题开展实践创新,实现了继承性和创造性的辩证统一。随着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乡村治理内生出多元主体在场、治理秩序认同、主体利益联结、治理行动协同以及治理成效分配的运行机制,完成了传统乡村治理文明向现代乡村治理文明的深刻变革。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以共同体逻辑推进乡村治理的现代化转型,应着力于实现制度与组织势能向基层治理效能的转化、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现代化乡村治理新格局、畅通和规范社会力量和乡村群众参与治理通道、探索“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实践路径,从而描绘出中国式现代化的乡村治理蓝图。     

试论中国对外战略文化的核心价值观

对外战略是指国家在对外交往中以增进国家利益为核心的各种政策、策略和原则。国内外学术界近年来的研究表明文化因素在对外战略中具有重要地位,文化价值观可以引导国家利益的建构和追求方向,同时它本身也是构成国家利益的重要内容。中国和平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中国在对外战略中提倡什么样的价值观。在这方面,中国战略文化传统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资源,泛道德主义取向、和合思维、“天人合一”的整体宇宙观、“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以及诚信博爱是中国战略文化传统的核心。这些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不仅有利于增进中国的国家利益,有利于回应和化解当代世界的各种冲突与矛盾,而且有助于形成全球共同体意识、实现国际社会的和谐发展。     

试论《围城》的审丑意蕴

《围城》包孕着丰厚的审丑意蕴,钱钟书先生把他对中西方化、对人性以及对社会的畸形、片面、病态及丑陋的的揭示,真诚地奉献给读者。这些对文化、对人性及对社会生活的审丑的新的纲领,极大地扩大了文学表现的感觉空间和思考空间,让读者睹见作家对中国现实生活、精神文化生活和人性善恶的严厉的审视乃至洞穿,从而反复引发人们的审美体验,这其实正是《围城》被认为是美的文学作品的原因之一。     

《梁书》《陈书》舛误辨

《梁书》、《陈书)历经千年,传抄过程中难免造成文字差错,后人直接引用,必然与事实不符。文章对这两部史书里面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进行了考证,对错误之处作了剖析,并参照有关史料予以纠正,有助于正确把握梁陈史实。     

党的新闻事业性质观念发展述略

自建党以来 ,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性质观念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和阶级斗争工具。第二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阶级斗争工具、社会舆论工具。第三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第四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社会舆论工具、大众传播工具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近现代黄帝陵祭祀研究

黄帝陵祭祀是近现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和发展的重要载体。晚清以来,革命党人对传统黄帝陵祭祀加以改造利用,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初步形成作出贡献。民国时期,借由对黄帝陵祭祀的制度化,黄帝为整个中华民族始祖的身份逐渐广为人知。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祭黄帝陵的仪式进行了借用与创造,赋予了"黄帝符号"以"劳动人民性"等新内涵。改革开放后,黄帝陵祭祀越来越得到重视,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和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方面等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后还要找到历史和现实的结合点,总结黄帝陵祭祀的有关历史经验,以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论散曲对元杂剧形成的重要作用

散曲的套数成熟在前 ,对元杂剧的形式有重要作用。后为元杂剧的唱曲起了定型作用 ,并为之提供了基本的乐调和曲牌 ,奠定了本色美的艺术特征。元杂剧的形成 ,从体式到风格 ,皆与散曲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新制度经济学对国家作用分析的理论演进

新制度经济学对国家作用的分析是逐渐纳入其框架的 ,总体上通过组织的演进来说明。其代表人物经历了科斯、张五常、威廉姆斯、巴泽尔和诺斯等 ;其逻辑经由交易费用演进为契约合同 ,再由交易维度转向产权的“公共领域” ,最后扩展到国家的作用 ;其中心思想是 :在不同的领域和层面 ,存在着利用“公共领域”财产的各种各样的组织 ,而国家也是一大组织 ,它的存在和作用是为了利用整个社会层面的公共财产     

企业理论的发展对产业组织理论演进的影晌

产业组织理论分析的基础是企业理论,企业异质性假定对企业同质性假定的替代和企业异质性假定的不断深化是产业组织理论获得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20世纪70年代以来,产业组织理论沿着两个基本方向发展:一是坚持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在哈佛和芝加哥学派对企业异质性假定的基础上引入博弈论等新的分析工具,着重研究企业行为及其相互依存关系,形成了以泰勒尔为代表的新产业组织理论。二是修正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前提和分析方法,在对企业的异质性作出全新假定的基础上,构造新的产业组织理论的分析框架。企业能力理论把企业的异质性归结为企业知识和能力积累的差异,并把产业组织理解为企业专业化分工和企业专业化知识与能力成长的协调机制。企业理论的创新对产业组织理论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弱势群体的角度解读“作者之死”理论

从那些在历史和传统中一直被排除在主体和作者之外的群体--女性、黑人、被殖民者等等弱势群体的角度来看,"作者之死"理论不适合他们.不应该简单地否定主体,否定作者,而应该把被排斥的部分包括进来.不过正是因为"作者之死"理论,传统作者主体的权威地位受到质疑,弱势群体才得以在历史中发现自己的位置.而这种新型的作者主体追求并确立自身的主体性,同时也尊重他人的存在.     

论质证实现的保障措施

现行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控辩双方享有质证权,其目的是为了加强它们之间的对抗,在对抗中澄清争议,发现案件真相,使庭审不走过场。然而,审判实践中质证大都以书面形式出现,往往流于形式,与立法初衷相去甚远。其症结在于:我国缺失有关质证权实现的保障措施。该保障措施来源于:交叉询问规则之完善和相关配套措施之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