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说五言《悲愤诗》非为蔡琰作

《悲愤诗》,其体有二:五言体与骚体,范晔以为均为蔡琰作而载入了《后汉书·董祀妻传》。《悲愤诗》是否为蔡琰作,自苏东坡提出否定意见后,学者或肯定或否定,一直争论了几百年。经过数百年的争论,迄今,除个别学者外,多数学者意见已基本趋于一致,即认为五言《悲愤诗》为蔡琰作,骚体《悲愤诗》非为蔡琰作。经过初步研究,我亦同意有些学者的意见:骚体《悲愤诗》非为蔡琰作,五言《悲愤诗》亦非蔡琰作。若欲明其辨,不能不先就蔡琰的有关生平略加考释。     

南宋《胡笳十八拍》集句诗之书写及其历史意义

传为蔡琰所作之诗有五言体和骚体的《悲愤诗》及《胡笳十八拍》,《胡笳十八拍》虽然不能确定为蔡琰所作,但由其文字内容观察,作者十分贴近蔡琰的心灵声音。其后以《胡笳十八拍》为题目的续作者,唐代有刘商,宋代则有王安石、李纲和文天祥等人的集句诗。李纲和文天祥《胡笳十八拍》集句诗的历史意义可梳理为三个层次:一是延续王安石的《胡笳十八拍》集句手法,仿效蔡琰自述乱离身世的叙事模式;二是进一步确立了杜甫的文学地位,推崇杜诗为集句诗写作的取材典范;三是实践“以诗为史”,扩大了“诗史”的指涉范围。     

时代幽人 缥缈孤鸿——简论蔡琰

时代幽人缥缈孤鸿——简论蔡琰周昌梅⒇在建安文坛上，蔡琰以才华著称，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位博学出众的女诗人。她的作品根据《隋书·经籍志》著录有一卷，但保存下来的只有三首诗，即五言《悲愤诗》、骚体《悲愤诗》以及《胡笳十八拍》。由于史籍记载的粗略和抵牾，后人...     

丁廙《蔡伯喈女赋》与蔡琰《悲愤诗》二首的真伪——兼论《后汉书·董祀妻传》的史料来源

《后汉书·董祀妻传》所载蔡琰《悲愤诗》二首的真伪问题已有长达千年的争议,因缺乏实证而至今未果。实际上,丁廙《蔡伯喈女赋》正是我们此前苦苦寻求而未得的一个实证,它完整记录了蔡琰归汉前的生活经历和状况,将其与《悲愤诗》二首对读,可以发现二者描述的蔡琰事迹达到了惊人的一致,由此可证《悲愤诗》二首表现的史实是完全真实的。因《悲愤诗》二首的真实性已经在丁廙赋中得到了有力的印证,这就宣告了这场旷日持久的历史争议的结束。蔡琰曾经也是邺下文人集团的一员,其《悲愤诗》二首与曹丕、丁廙同题《蔡伯喈女赋》的创作有着密切关系,它们同是建安十八年至二十二年间邺下文人集团一次集体性文学创作活动的产物。《董祀妻传》的史料来源,应是曹魏时代项原的《列女后传》而非世所谓《蔡琰别传》。《董祀妻传》记述的蔡琰事迹和创作情况是真实可靠、确切可据的,经得起时间和历史的检验。     

《胡笳十八拍》的作者问题

东汉末年的女作家蔡琰(字文姬)传世有三篇作品:五言和骚体的《悲愤诗》各一篇,载《后汉书·董祀妻传》;另一篇《胡笳十八拍》(简称《胡笳》),见于宋郭茂倩《乐府诗集》,后朱熹收入《楚辞后语》。文学史家很有些人不相信《胡笳十八拍》是蔡琰所作。一九五九年郭沫若先生作历史剧《蔡文姬》,引用了这篇作品,并写了     

蔡琰作《胡笳十八拍》的一个佐证

最近,我在对曹寅所著《续琵琶》传奇残旧钞本作一些探索.由于它是以曹操赎蔡琰修史为线索敷衍蔡文姬悲欢离合故事的主题,并且在第二十七折《制拍》中迳以蔡琰所作《悲愤诗》及《胡笳十八拍》中的一、三、六拍入曲;再加之曹雪芹在《红楼梦》第五十四回中亦曾以《续琵琶》之《胡茄十八拍》与《西厢记》之《听琴》,《玉簪记》之《琴挑》并提,贾母还说“觉成了真的了”等等原因,忽然想到,蔡琰到底是否创作了《胡笳十八拍》,这个学术界进行过热烈讨论的题目,能不能在这里得到启发,提出一个佐证呢?     

阿盖和蔡琰同名诗中的“悲”与“愤”之比较

生活在不同朝代，具有不同身份的阿盖和蔡琰在亲身经历的基础上，创作了感情描写心理活动刻画真实而细腻的同名诗《悲愤诗》，留给后世的不仅是哀婉动情的爱情故事和催人泪下的母爱传奇，更多的是关于“悲”与“愤”的思考。     

蔡琰《悲愤诗》的艺术特色

蔡琰的《悲愤诗》,真实而具体地描绘了诗人在汉末大动乱中的悲惨遭遇,是对汉末军阀混战给人民造成的灾难的血泪控诉,具有强烈的时代精神和鲜明的艺术特色。首先是叙事与抒情的完美统一。《悲愤诗》是叙事诗,但她是诗人通过自叙不幸遭遇,以追怀悲愤之作。《后汉书·董祀妻传》说《悲愤诗》是诗人重嫁董祀之后,感伤乱离,追怀悲愤而作。诗人写诗的目的,决定了她叙事与抒情相随,叙事以抒发悲愤感情为依归。诗人在汉末动乱中流落南匈奴十二年,要写的事情很多,但作者只选择了三个悲愤感人的场面来加以集中描绘,即第一段写的被掳,第二段写的怀乡、别子,第三段写的回乡的遭遇。这     

阿盖和蔡琰同名诗中的“悲”与“愤”之比较

生活在不同朝代,具有不同身份的阿盖和蔡琰在亲身经历的基础上,创作了感情描写心理活动刻画真实而细腻的同名诗《悲愤诗》,留给后世的不仅是哀婉动情的爱情故事和催人泪下的母爱传奇,更多的是关于"悲"与"愤"的思考。     

谈谈敦煌本《季布骂阵词文》

敦煌本《季布骂阵词文》六百四十行,四千四百七十四字。为东汉有名的叙事诗《孔雀东南飞》的三倍,为魏晋南北朝的著名叙事诗《木兰词》的十三倍,比蔡琰《悲愤诗》多九倍。因此它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叙事诗发展的新开端,新纪元。《季布骂阵词文》产生在唐代,具体时间已不可考。但它的出现却和唐代商业城市     

从《婉容词》到《白塔桥词》——纪念吴芳吉诞辰一百周年

我国数千年漫长的历史中,妇女总是处于受束缚受压制的地位。反映妇女悲苦命运的诗歌,历代不绝。如先秦有《诗经》中的不少弃妇诗(如《卫风·氓》、《小雅·谷风》),汉末有蔡琰《悲愤诗》和《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唐有白居易《琵琶行》、韩翃《章台柳》和柳氏《杨柳枝》,宋有陆游、唐婉《钗头凤》,元有戏曲《窦娥冤》,明有黄娥《寄外》等名篇。     

蔡琰《悲愤诗》的独特叙事视角与女性心理观照

蔡琰的《悲愤诗》以女性的心理、女性的视角感受、观察、叙述亲历事件。首次真切地表现了被卷入战争漩涡的妇女的非人处境，首次从母亲的角度写了特定的情境中的母爱，首次展示了再婚女子的复杂心理，它对古代诗歌题材的开拓是多方面的。它浑厚的女性文化底蕴更值得深入挖掘。     

柳亚子无赠邓小平诗

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柳亚子诗选》有《赠邓小平》诗一首：嘘寒问暖费经营，泰气能消邓小平。出入车鱼宁有憾？播迁吴粤岂无名；狂奴肝胆吾轻剖，琐事眠餐汝总成。自是人间美男子，翻疑母性太多情。此诗系于1949年，前后标明写作日期的待分别为4月16日和4月23日所作，并加了笺和注释。笺云：作者当时因参加会议住北京六国饭店，对于党中央给予的照顾非常满意，写此诗致谢。注释云：“豪气”句：谓邓小平同志细致深入的关怀能令人豪气消释。“琐事”句：调小平同志宗自安排好诗人的生活。“翻疑”句：谓小平同志待人热情深挚，有若慈…     

《钱考功集》作者考辨

北宋鲍慎由怀疑唐代诗人钱起的《钱考功集》中有其曾孙钱他诗羼入,南宋葛立方举出起集中《同程九早入中书》、《和王员外晴雪早朝》①二诗,疑为(?)所作②.明人胡震亨、今人傅璇琮先生进一步确证,其中,《江行无题一百首》的作者为钱(?)③.继此,吴金明先生发表了《钱起,钱(?)诗考辨》④一文,将前人这一局部性的怀疑和论断扩展到全局.他认为,《钱考功集》五百三十一首诗中,只有八十九首(占总数的17%)可以确认作者为钱起,其余多为钱(?)等人所作.     

中国古代神童诗现象研究之一——宋代寇准《华山诗》、汪洙《神童诗》的个案分析

中国古代童蒙教育中出现了不少的神童诗,一部分神童诗及其故事又成为童蒙教育中的案例,也是当今研究古代童蒙教育的文献材料。然而神童诗中部分材料的真伪问题值得考虑。如寇准《华山诗》比较有名,但是考察寇准别集、《华山诗》流变及文献来源,此诗很值得怀疑。据传为宋代汪洙所作的《神童诗》有时成为神童诗的代名词,然而《神童诗》既不完全是汪洙童年所作也不完全是汪洙个人所作。《神童诗》是神童诗现象的代表,也是问题的集中体现。有鉴于此,当运用众多的神童诗作为研究材料时,应该慎重。同时无论是真实的还是存疑的神童诗,只要适当运用,都有作为研究古代童蒙教育的价值。     

首先怀疑“孔子删《诗》说”的不是孔安国

首先怀疑“孔子删《诗》说”的不是孔安国许廷桂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称：“古者（诗》三千馀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后人据此概括为“孔子删《诗》说”。司马迁的这一说法，自唐代起始受到学者怀疑，但程俊英教授在《诗经漫话》中说...     

班固《咏史》诗的真实性质疑

班固《咏史》诗的真实性让人怀疑。其一，从品评、著录班固《咏史》诗的典籍看，此诗的真实性让人怀疑；其二，从班固的创作特点和他对民歌的态度看，班固不可能写《咏史》诗。     

关于岳飞《满江红》词

怀疑“怒发冲冠”《满江红》词的作者,说它可能是赝品的,自余嘉锡教授所作《四库提要辨证二十三卷》始。对词的本身余氏认为“无破绽可言”,只强调不见于岳珂所编《鄂王家集》,不见于宋元人著录。疑之,而仍同意其“于世道人心深为有裨”。以为“疑之,而其词不因我而废,听其流传可矣”。国人因其只有消极方面的怀疑,并没有不是岳飞作的确切的实证,所以对这首词的影响并不大。     

《诗·小雅·十月之交》辨疑

《诗·小雅·十月之交》，《毛诗》、《郑笺》便有分歧。本文辨析“艳妻”、“皇父”二词，寻史实外证，绎诗辞内证，辨疑皇父为共伯和。复审辞气，疑此诗为两诗合二为一。     

宋代疑经思潮与理学的形成

宋代庆历年后,经学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南宋初年的陆游说:“唐及国初,学者不敢议论孔安国、郑康成。自庆历后,诸儒发明经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系辞》、毁《周礼》、疑《孟子》、讥《尚书》之“胤征”“顾命”,黜《诗》之序,不难乎论经,况传注乎?”汉唐以来群儒固守,不敢稍加怀疑的“传注”遭到了猛烈攻击。传统的章句训诂之学被否定了,神圣不可侵犯的五经本身也逃脱不了或疑、或讥、或毁、或黜的命运,走上“凌夷衰微”的末路。在熙宁变法中充当保守派首领的司马光面对这“疑经惑古”的局面,愤愤地说:“后进后生,口传耳剽,读《易》未识卦爻,已谓《十翼》非孔子之言;读《礼》未知数篇,己谓《周官》为战国之书;读《诗》未尽‘周南’,巳谓毛、郑为章句之学;读《春秋》未知十二公,已谓《三传》可束之高阁。”一代青年知识分子普遍感染上了怀疑症。一代学者名流如欧阳修、苏东坡、王安石等人不信经典、攻击传注不遗余力。这股疑经思潮怎么会形成的?它对宋代程朱理学的形成有什么关系?在哲学史上占有怎样的地位?本文拟从经学的演变角度来分析一下宋代理学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