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日美同盟合作强化的学理分析——兼论中日美关系及中国的应对之策

冷战结束后,日美同盟不仅没有终结,反而在强化。得以强化的日美同盟,显示出了新的特征,其原因涉及谋求同盟整体功能的最大化与同盟运行成本的最小化、同盟国相互约束的强化、同盟参与国际和国内需求的强化以及同盟过去的收益产生对未来收益的预期等。在实现中国和平统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日美同盟的强化是中国必须应对的重大挑战。     

美国霸权的历史成因及其现实问题

美国霸权的获得是一个历史演进过程,它既根源于美国超强的国家实力和持续的创新能力,也离不开在国际战略方面对世界霸权的追求和谋划,这其中包括对实力的崇尚、对世界大战的利用、倡导"国际规范"、保持对地缘政治的关注、掌控联盟体系及对潜在竞争者的遏制和打击等。当前,随着美国国内力量基础生变、国际战略调整失误和外部环境的演变,美国霸权正在步入结构性式微阶段,有可能成为影响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一个风险因素,其何去何从引人关注。     

日本地区外交战略调整的若干问题

面对全球化与区域合作并行的国际与地区形势 ,为进一步争取在政治与经济方面的地区主导地位 ,日本地区外交战略的调整势在必行。在可预见的将来 ,日美同盟依然是日本地区外交的有力依托 ,而加大与包括周边国家和地区组织在内的多边协调的力度 ,改善并加强与东亚国家的关系 ,将成为日本提高国际地位、增加外交独立性的重要手段。国际安全形势的变化、日本国内政局的变化、方兴未艾的亚洲区域主义潮流以及中国在地区地位与作用的不断提高等因素 ,使日本的地区战略调整存在一定的难度与变数。     

排他性的"海权论"可以休矣——析日本流行的"海洋国家战略"

“海权论”近年来在日本大有流行之势,《呼声》月刊最近登载的一篇文章就是一个标本。其基本内容是刻意煽动“大陆国家”与“海洋国家”的对立,主张日本采取“挟美制亚”、“借船出海”的国家战略,从中透露出作者对日本侵略历史的“胜王败寇”式的消极总结,对“美主日从”的日美同盟架构难以摆脱的心理依赖和神学式附会,对中国发展的莫名恐惧与无端仇视以及对21世纪日本生存之道的“战略贫困”。     

深入开展安全与防范问题研究

主持人语:当今世界,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科技进步的加快,安全与防范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越来越复杂,越来越被世界各国所高度关注。因此,《学习与探索》对安全与防范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有着很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安全与防范问题的复杂性,表现在它的内涵极其宽泛,所涉及的问题极其复杂。从安全的地域内涵来说,涉及到国际安全和国内安全;而且国际安全与国内安全又是相互联系和交织在一起的。从安全所涉及的领域来说,除了包括传统的领土安全以外,还包括经济安全、政治安全、文化安全、信息安全以及生态安全等等。从安全的行为主体来说,不仅包括民族国家和政府,也包括非民族国家和政府以外的多种行为主体,如各种非政府组织、社区、公民个人等等。由于上述安全的地域内涵、所涉及的领域及安全行为主体的复杂性,就决定了防范问题的复杂性。所以说,当今世界的安全与防范问题呈现出复杂化、多层次化和跨领域的特点。     

日本民主党安全战略走向初析

在经历了一年多的政权试用期后,民主党的执政思路出现重大变化,对外战略的现实主义、实用主义色彩趋强,安全、军事因素在对外战略中的占比上升。鸠山、菅两届内阁的政策演变、新《防卫计划大纲》及其形成过程的台前幕后所体现出的民主党安全战略,较自民党时期更具进取性、更为积极外向。巧用日美同盟、提升独力防卫能力及构建民主安全网,是日本维护及扩张安全利益的三大基本手段,其中提升独力防卫能力是主线。日本安全战略的此番调整反映了近年来其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是各方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鉴于主要促变量如国际战略力量对比的变化等预计将持续发展,今后一个时期,这一调整将继续朝着进取、积极、外向方向不断推进。新《防卫计划大纲》的出台,标志着民主党执政以来的安保论争暂告一段落,但同时也预示着日本更高层次战略调整的开始。     

因应与调适:战后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的演化

2022年12月16日,日本岸田文雄内阁审议通过了包括新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在内的“安保三文件”,对日本的国家安全和防卫战略进行了大幅调整。对日本这一举措的理解和评估需要将之放在战后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演变的整体脉络中,综合考察不同时期国际环境的变迁和大国关系的变化、日本决策者对这些变化的认知和解读,以及战后日本国内政治如“保革之争”、宪法“第九条”等对安全保障政策所构成的限制等因素,并对这些因素之间的互动情况进行系统分析。根据国内外环境的变化和日本的因应情况,战后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的演变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即1945—1972年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的发端、1972—1990年作为“经济大国”的战略摸索、1990—2009年冷战后的战略调整以及2009—2022年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转型。其总体发展方向是从“重经济、轻军备”的“吉田路线”向“普通大国”“军事化”和更加积极主动的自主安全保障战略迈进。安倍晋三第二次执政期间是战后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发生转换的关键时期。     

日美同盟与东南亚地区安全问题研究

东南亚是牵涉日美同盟重大利益的地区之一.在日美同盟的影响下,东南亚地区安全形势也发生了一系列新的变化.日美同盟与南海、东南亚海上通道、东南亚地区反恐等地区热点问题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东南亚地区的安全.东南亚国家唯有通过积累强大的综合实力、积极发展与中国的关系、抓住机遇,强化独立自主意识、营造以东盟为中心的多边对话机制、实施具有层次性和非对抗性的"大国平衡战略",方能有效地实现自身安全利益.     

冲绳问题的复杂因素及其本质

冲绳问题的复杂性主要由两个因素构成,即被吞并被牺牲的历史记忆和战后至今的日美军事同盟关系。冲绳问题的本质是日本的国家定位以及如何实现国家定位的问题。日本近代帝国主义扩张道路给冲绳留下了历史伤痕,战后冲绳的经济社会发展因日美军事同盟下的基地而转化为复杂敏感的政治问题。冲绳问题背后所讲述的是近现代东亚国际秩序的变迁以及日本在这个变迁中的国家战略选择。     

论台湾问题与国家安全战略的关系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战的遗留问题,属于中国的内政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到＂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祖国方针的形成,表明了党和政府解决台湾问题的决心和信心从未改变。领土完整历来是国家安全战略的重点。国家统一是现代国家的核心价值所在,是中华民族复兴的需要,同时也是民族复兴的重要标志。台湾的战略地位更是关系着国家的前途命运。     

“民主联盟可靠论”及其批判

民主联盟可靠论是国际关系学民主理论家族中的新成员。它认为,民主制度可以缓解国际无政府状态中履行联盟承诺的难题,民主国家做出的联盟承诺更加可靠。其具体表现是:与含有专制国家的联盟相比,民主国家之间的联盟更加持久。因为民主国家的领导人受到的制度约束较高、政策制定的灵活性较低、国内施加的违约成本较高,并且具有遵守契约的文化规范。但是,正如其批评者所指出的,民主联盟可靠论采用了一种不准确的方法来衡量联盟承诺的可靠性,即以联盟持续时间代替联盟成员履行联盟承诺的实际行为;过于强调民主制度的优点,而忽视了民主制度的缺点,如委托—代理难题、适应国际环境变化的能力相对较弱和使用武力的难题。这些缺点使民主国家比专制国家更不可能履行联盟承诺。     

论巴基斯坦联盟外交及其困境

在南亚舞台上 ,印度和巴基斯坦无可争辩地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印巴关系的好坏从根本上决定了南亚安全环境的好坏。然而 ,国家理念的对立和印强巴弱的地区力量结构决定了巴基斯坦的国家安全始终都面临着来自印度的严重威胁 1。结果 ,巴基斯坦对印度的一种本能的恐惧和对自身安全的忧虑一直支配着国家政治生活。显然 ,改变地区力量结构性失衡是巴基斯坦摆脱印度威胁的根本出路。但问题是 ,在仅凭自身力量的情况下 ,巴基斯坦根本无法实现这一战略目标。于是 ,唯一的可能性便是借助联盟 2 求安全。本文主要基于斯蒂芬 .瓦尔特所提供的研究范…     

日本对德结盟与日本对美结盟的关系

始自第二次日英同盟、经日俄同盟直至日德同盟,日本一直存在把美国作为针对对象的结盟意图。日美同盟建立的历史基点是由日美冲突转为日本被美国单独占领,这一基本前提的形成与日德同盟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日德同盟时期的日本政界与日美结盟时的日本政界颇有渊源,从而在日本政治体制内保留了持续结盟的力量。日德同盟的经历为日本对美结盟留下了要尾随强者获得利益而不要轻易挑战强者的观念。     

联盟信任变迁与美韩联盟转型

联盟信任与联盟困境之间存在密切关系。在双边不对称联盟中,联盟困境的抛弃与牵连对联盟信任的作用更为强烈,进而成为推动联盟转型的重要变量。在美韩联盟发展过程中,其联盟信任不断变迁。联盟初期,由战火锤炼铸就的美韩双向情绪性信任,中经尼克松冲击转变为情绪性—工具性信任,后冷战时代历经双方的战略调整与实力变迁影响,转为双向工具性信任。受联盟信任变迁的影响,美韩联盟也实现了由军事联盟向战略性联盟的转变,这是联盟信任下降与共有利益拓展的共同结果。     

新军事变革下的美国国防科技工业调整及其启示

新军事变革给国防科技工业带来了巨大挑战,为迎接新的挑战和确保美国的军事技术优势,美国国防科技工业进行了重组,使这些国防公司由武器装备制造商变成了“武器装备系统集成商”。同时美国国防科技工业推行寓军于民,走军民一体化的道路。     

试论德奥同盟

1879年10月建立的德奥同盟是在德俄关系恶化的情况下,德国为了维护普法战争结束后对自己有利的欧洲格局而与奥地利签订的双边条约.1890年俾斯麦下台后,德皇威廉二世开始推行"世界政策",这一条约的本质也发生了根本变化.因此,把1879年的德奥同盟说成是德国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要的外交工具是不确切的.     

国际体系与日本对外结盟

国际体系与同盟之间存在着联系。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位置对该国的结盟外交产生影响。日本长期处于国际体系和地缘的双重边缘位置,滋生出现实的机会主义、孤儿意识和团队精神以及易受到攻击的意识,这使日本产生了强烈的结盟意识。日本从未停止对国际体系重心位置的追逐,这与处于国际体系重心位置国家的东亚均势战略相互动,也对日本长期结盟外交的实践起到了塑造作用。     

Client Improvement and Working Alliance: Case-Manager Factors

ABSTRACT

To investigate working alliance and other factors in case managers' perceptions of client improvement, data were collected from 95 case manager–adult client pairs from community-based agencies. Per the multiple regression results, client improvement as perceived by case manager increased with level of working alliance as perceived by case manager, and with manager age and social work education at the bachelor's level and master's level. Such improvement decreased with level of client substance abuse as perceived by manager. No association was found between client improvement as perceived by case manager and four further tested factors: level of working alliance as perceived by client; homogeneous gender and ethnicity of client and case manager; case manager work experience; duration of client working with the current case manager. Implications for practice and education are discussed.     

浅析汽车企业战略联盟的成因及其对策

在残酷的汽车市场竞争中,汽车制造企业为了扩大市场、分散风险和获取经验,不断发展相互之间的战略联盟关系。在加入战略联盟的同时,还要求汽车企业加强自主品牌建设和供应链管理,建立多元化战略联盟方式和协调冲突机制,增强相互信任,从而促进汽车产业的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