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外交使节的人选

中国古代外交使节人选从先秦到汉代发生了一个变化 ,那就是先秦时期的外交使节是以“辩士”为主 ,“勇士”(“壮士”)次之 ,而汉代则以“勇士”(“壮士”)为主 ,“辩士”次之。先秦与汉代外交使节人选特点的这种变化 ,根本原因是由于汉代突破了先秦时代的“外交圈”所导致的 ,即汉代突破了先秦外交基本上是在“东亚外交圈”范围内进行的局限而大为拓展 ,而这一突破引起了汉代外交态势与难易程度的一系列变化     

论汉代儒学中的《大学》本义

汉代宇宙论的丰富为儒学的发展奠定了形而上基础,“天人感应”思想也构成了汉代儒学的鲜明特色。以《大学》这一典型文本为例,从“天人感应”这一特色思维模式阐释来看,其意义基本可以自足,并不存在后世所认为的缺简错简等问题。“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从三个维度阐发了“天人感应”这个主题。在工夫论中,“格物致知”讨论的是“天人之际”即“天人感应”的边界,实现过程中需要有天的参与。诚意、正心、修身等均为人力所及之范围。《大学》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汉代儒者对时代命题的思考与解读。     

汉代乐舞风俗与汉诗

汉代乐舞风俗对本时期诗歌具有突出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为：汉代乐舞的娱乐功能使汉诗具有较强的趣味性,包括世俗之趣、拟人之趣、谐隐之趣、妙理之趣、逢迎之趣等;汉代歌与舞、歌与戏相结合的乐舞表演方式赋予汉诗一定的表演性,即许多汉代诗歌具有与舞蹈或百戏表演相配合的舞词或“戏”词之性质;汉人“悲歌当泣”的音乐行为方式和“以悲为乐”的歌乐欣赏风习是造成汉诗悲情美的主要原因之一。     

崇神祭物与求吉辟邪——基于考古资料的汉代相关社会风俗探讨

汉代，在大一统的背景下，社会风俗和观念及其内容、内涵等均获得较大发展，涉及内容十分广泛，崇拜神仙、祭祀物品、求吉纳祥、辟邪驱恶等作为汉代社会风俗的重要组成内容，与人们的生产、生活、思想、文化等关系较为密切，并在社会发展中发挥着较为重要的作用。考古资料所体现“崇神祭物”与“求吉辟邪”的社会风俗及其观念、内容等十分丰富，对研究汉代社会风俗乃至汉代社会内容均具有相应的参考价值和意义。     

从“以袖比翼”到“以翼通天”——汉代袖舞的审美分析

汉代在中国古典舞蹈发展史上是一个重要历史时期,为后世汉民族舞蹈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袖舞”是汉代舞蹈的重要组成部分,评者赞其“俏”、“翘”、“柔”、“妙”、“逸”,表演者“绕身若环,柔若无骨”,进乎技,游于艺,“舞情袖美”,形神兼备,达到了物我两忘、天人合一的境界.汉代袖舞对手袖技艺的提升与运用,不仅延长了人的肢体,袖的流动感也出色地表达出舞者的情感.同时,汉代袖舞成功地幻化了远古图腾形象,表达了“以袖比翼、以翼通天”的舞蹈理想,充满鲜活的生命力,在历代袖舞中独树一帜.     

《汉代经学与文学》简介

侯文学著《汉代经学与文学》一书,凡27万字,作为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资助出版之“高校社科文库”丛书之一种,2010年4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是侯文学根据其博士后出站报告增删而成。汉代是经学“昌明”与“极盛”的时代,欲明汉代文学,不能回避其与汉代经学的关联。汉代经学与文学的关系是十分复杂的,     

论“夸富”类题材汉乐府的官职问题

“夸富”类题材汉乐府涉及到的官职名称中,郎官占有相当一部分,如“侍郎”、“侍中郎”等。联系汉代官制及汉代官僚的一般仕历,考察郎官的沿革及选拔途径,明确汉人热衷于郎官的原因,从而深刘理解此类“夸富”作品的文学特点,即作为口头文学的祝颂辞,歌者往往会根据祝颂对象的不同来改变歌辞。     

汉代男女德育比较及启示

汉代是我国古代道德教育的奠基时期,基本形成了以“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为核心的伦理道德教育。汉代男女道德教育不仅在内容方面有异同,这种异同还体现在教育方式、教育目的上。研究汉代男女道德教育,可供今天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借鉴。     

论汉代的乡规里约

汉代中央集权延伸至基层的触须是“乡里”,乡规里约作为其意识形态,反映了汉代基层的行政控制、经济调控、文化改造等一系列权力运作。从乡约的内容、来源、作用三个方面探讨与此有关的社会变迁,是剖析解读底层民众日常生活的另一路径,也是对汉代人文环境认识的深化。     

河西出土汉代纺织品的色彩与丝路史的关系

汉武帝时期列置河西四郡,打通西域道路之后,丝绸之路的历史文化意义更为显著。对于汉代丝路贸易具体方式的考察,限于资料缺乏,推进颇有难度。结合出土汉简资料与遗址发掘收获了解河西地区民间市场的中原织品,可以增进对于当时丝绸之路经济与文化功能的认识。中原制作染色织品史称“缯采”或“采缯”,服务于上层社会,也通过贸易等方式,满足外域需求。士卒贳卖衣物,是汉代中原织品流向河西的特殊形式。出土汉简简文与汉代遗址发掘获得的实物资料可以证实相关现象。通过烽燧遗址考古发掘出土色彩多样的纺织品,对照汉代制度“公主、贵人、妃以上,嫁娶得服锦绮罗縠缯,采十二色”与“特进、列侯以上锦缯,采十二色”等制度规定,可以推知这些多彩的纺织业产品不大可能为戍卒自己使用,而具有贩运“远国”的商品的性质。汉简所见河西军人服用多为“皁”“白”色衣物,也证实了这一点。而西汉南洋航路也有“杂缯”输出的明确记载。相关现象也可以说明汉代纺织生产的水准,以及当时社会的审美意识。而西来毛织品多种色彩的发现,也可以增进我们对丝绸之路贸易实际情形的认识。     

从《说文解字·玉部》看汉代对玉的认识

《说文解字·玉部》是东汉时期许慎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结合当时社会用玉的实际 ,对中国古代玉文化的总结。通过对“玉部”字的分析 ,可以看出汉代人对玉的释义、分类等已有比较科学的认识。尤为可贵的是 ,“玉部”所反映出的汉代“玉符”思想的强化 ,这对后人认识玉有很重要的启发。     

儒学与汉代社会风气的嬗变

社会风气是文化面貌的重要表征之一。两汉社会风气,有一个由“轻急”到“谨厚”、由狂放到保守的变化过程。汉代社会风气的形成与变化,受经济条件、政治演变、文化背景等重要因素的规定和影响,它们皆与儒学有着密切的关系。儒学的普及,统治观念的转变,是导致汉代社会风气发生变迁的最主要因素。     

秦汉“都亭”考略

(一)要明白秦汉“都亭”的含义,有必要先从这时的“亭”的含义与性质说起。关于秦汉时期的“亭”,今人王毓铨先生在《历史研究》1954年第二期,写了《汉代“亭”与“乡”、“里”不同性质不同系统说》一文,认为秦汉时期的“亭”,并非《汉书》卷19上《百官公卿表》所说“大率十里一亭”和“十亭一乡”的“亭”之属于地方行政机构的名称;所谓“十里一亭”的“里”,不是指“乡里”组织的里,而是指十里的距离。因此,“亭”不是介于“乡”与“里”之间的一级行政机构。至于“十亭一乡”的话,则是在把“亭”当作地方行政系统的一级机构的基础上按照十进制推演出来的说法,故同东汉人应劭在其《风俗通》中所说的“国家制度,大率十里一乡”的话矛盾。这就是王先生的汉代的亭与乡里不同系统说的梗概。那么,汉代的“亭”是什么性质的结构呢?王先生根据《续汉书·百官志》刘昭补注引《汉官仪》说“亭”是“司奸盗”的机构及《晋书·贺循传》说汉代的“亭”有“防禁切密”的职能等,从而认为汉代的“亭”主要是监督劳动人民以巩固其统治的机构。这就是王先生的汉代的“亭”与“乡”“里”不同性质说。我在阅读秦汉史籍时,往往以王先生之说验之,深感其说不诬。及1975年云梦秦简出土后,由于简文中几次提到秦时在城市中设有“亭”,则“亭”显然非十个“乡里”组织之“里”设置一个;且简文中谓“亭”有“亭校长”、“求盗”等     

“孝”与“孝治”：汉代伦理与政治的同构

汉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孝治国”的朝代。汉代之所以重孝，究其历史渊源，主要是受先秦重孝观念的影响，以及出于对秦孝理念的继承与反思。汉朝推行“孝治”经历了这样的过程：在高祖时营造氛围，景帝时期正式开始推行，一直到武帝“罢黜百家”，“孝治”才得以全面实施；在东汉时“孝治”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汉代推行“孝治”的举措有很多，其中较为重要的可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把“孝”上升为核心价值观；二是在教育中大力推行《孝经》；三是“孝”与选官用人相结合；四是引“孝”入法令政策。从“孝”到“孝治”，汉代从国家实践层面全面完成了伦理与政治的同构，这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从政治上看，伦理与政治的同构为汉代的国家治理提供了伦理支撑；从社会层面来看，利用核心价值观增强了汉代社会凝聚力；从精神文化层面来看，汉代伦理与政治的同构提振了文化自信，推动了精神文化的传承。     

孟子与汉代思想史的散点透视

汉代孟学史包括《孟子》传记博士、孟学思想史、《孟子》章句学三个层面。检讨其中的孟学思想史,需要立足于《史记》、《盐铁论》、《法言》、《论衡》四部名著。这样一种“孟子与汉代思想史”的散点透视告诉我们：孟子在汉代思想中的地位是通过逐步消解“孟荀齐号”范式、不断凝聚“孔孟一体”规模而得以提升的;汉代思想家与贤良文学们之所以提升孟子的历史地位,根源于孟子建构了自己的思想体系,而这种思想体系又是跟汉代的政治建设与文化发展相适应的;它对唐宋间的孟子升格、《孟子》升经运动也产生了深远的思想史影响     

从“制君安民”到“尊君制民”——汉代民本思想的特点及其价值悖反

汉代民本思想的价值核心 ,就在于对民生的关注。为实现这一目标 ,汉代思想家力图通过在理论上建构一个最高原则 ,在实践中确立“大一统”与“礼”的绝对地位 ,来对君权加以限制。但是 ,由于汉代民本思想本身在理论上与实践中的两重性 ,使得“制君安民”的理想在政治实践中走向自身的反面 ,成为“尊君制民”的工具     

汉代强化孝伦理的措施及社会影响

汉代倡导“以孝治天下”,将孝作为文化教育的重要内容,并通过奖励孝子、选拔有孝行的人为官、开展尊老活动等措施强化孝伦理教育。这些措施对汉代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师生关系、君臣关系和乡里社会的人际关系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汉代齐地尚巫之风考实

尚巫之风在汉代极为盛行 ,不同地区的巫风形成了各自的地域特点。“巫儿”习俗 ,是富于个性的齐地巫文化典型 ;“神仙 -方士”之学是齐地居多 ;齐地的“八神”系统 ,曾经是东方宗教祭祀、宗教崇拜的中心 ;“城阳景王”崇拜是汉代形成于齐地的新巫俗。尚巫之风 ,直接推动了从民间巫教到早期道教的转变 ,巫术与政治相结合的传统源远流长。汉代齐地的巫风 ,既有对远古东方巫文化的继承 ,又有在汉代形成的新的巫文化分支 ;它超越了地域界限 ,对全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汉代灾异思想所见“天人”中“人”的内容演变

汉代“天人”问题集中体现在灾异思想之中,两汉灾异思想所见“天人”中“人”的内容不断演变：西汉前期,“天人”中“人”的内容为君主,中后期,“人”的内容先扩增“臣”,后加入“民”,至东汉,“人”的内容———君、臣、民三者所占比重出现变化,“臣”与“民”所占比重加大。汉代天人思想本服务于神化君主,故前期“人”的内容为君主。然随着灾异频发,君主无法承担上天过多降谴,臣子也须分担灾异之咎。随后,“民”加入“人”的内容,对汉代政治思想产生重大影响,这意味着不仅“天”决定君主是否命世者,“民”也成为决定君主是否得到承认的重要因素。     

从《二年律令》论汉代"孝亲"的法律化

汉代以孝治天下。“孝亲”在今天看来主要属于家庭伦理道德范畴,但在汉代更属于国家政治和法律问题。汉代对孝的特殊重视有其特殊的原因,即“五德终始”学说的影响。在汉代不孝被认为是十分严重的犯罪行为,对不孝之人的惩处也非常严厉,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提供了这种处罚不孝的原始法律条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