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中国话语与文学理论的创新

"话语"是国内外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在回顾和总结30年来国内学界关于"话语"研究的基础之上,认为,所谓话语,是指文学对话关系中的术语和范畴."话语"是文学理论构成的主要元素,也是浓缩着文学思想的理论构件和载体.因此,"话语"对于文学理论的创新来说极具重要性.文学理论"话语"的创新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程,大致可以在个人话语、民族话语、国家话语和世界话语四个层面上进行.其中,个人话语的创新是基础.也最关键,其它三个层面的话语创新都要通过个人话语创新来实现.所以,要从中国立场出发,以中国文学经验为基础,不断提出和解决中国文学问题,创造中国文论话语,并进而建构中国文论体系.只有这样,才不仅能够在世界文论中取得"中国话语权",而且还能够为世界文论建设不断地输送中国的新鲜材料,作出中国文论家应有的贡献.     

从"知识学"高度再论中国文论的"失语"与"重建"--兼及所谓"后殖民主义"批评论者

在备受关注的中国文论"失语症"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讨论中,不少学者认为"失语症"与"重建论"的提出只是一种"民族主义"情绪,是一种中国式的"后殖民批评".实际上,从"知识学"的高度看,"失语症"具有"后殖民主义"与"存在论"的双重内涵."失语症"的批评论者只看到其"后殖民主义"的表层意义,而对其在"知识学"和"存在论"上的内涵则并未有所领悟.从"知识学"高度再论中国文化与文论的"失语症"问题的确是深化"失语症"讨论的当务之急.     

对文化互动中中国文化"失语"问题的反思

在中外文化交流中,文化互动一直是人们关注的问题.从近代以来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在中西文化互动关系中,西方文化始终处于强势地位,中国人孜孜以求的是如何学习西方文化,中国文化逐渐失去了话语权.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互动中中国文化的"失语"问题引起了学者们的重视,提出了所谓的"失语症".但所谓的文化"失语症"并不是西方"话语霸权"对我们的强暴,而是面对新的文化现象、社会问题我们缺少表达的新话语.为克服"本土文化的失语",我们首先应对"西方话语霸权"进行重新审视,不能把来自西方的话语统统列为"霸权"行列;其次,要坚守本土文化的话语权.最后,必须根植于我们的文化土壤,重建我们的话语权.     

罗兰·巴特的中国"脸谱"

本文讨论法国当代思想家罗兰·巴特理论话语的"中国之旅".巴特"脸谱"在中国经历了三种角色的"变脸":最初是以一个符号学家面目出现的,尔后变成激进的知识分子,晚近又蜕变为大众文化的吹鼓手.巴特理论话语中国式解读的角色塑造演变,鲜明地反映出"后革命时代"中国当下社会一文化语境的转变,以及这一转变所蕴含的张力和矛盾.     

中国文学理论的话语重建

"古代文论现代转换"大讨论十年来取得了诸多成果,但这些努力还没有根本改变中国文论的"失语"状态,因此,需要重新检讨中国文论的发展方向。重建中国文论要调整方向,就要回到"失语"的根源——中国文论话语规则上来。中国古代文论固有的两个话语规则:一是以"道"为核心的意义生成和话语言说方式;二是儒家"依经立义"的意义建构方式和"解经"话语模式。"失语"是由于中西异质而不是古今异质造成的,只有掌握了中国古代文论话语规则,才能立足于中国文论的异质性,以我为主融化西方,重建中国文学理论。     

立足异质 融会古今——重建当代中国文论话语综述

在对"重建中国文论话语"这一命题的积极回应中,学术界开始了对中国传统的根本学术话语规则的注意和重视,有许多学者开始致力于对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清理.对于如何重建当代中国文论话语的命题,学术界的讨论大致经过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主要关注"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问题;第二个阶段的讨论则主要集中于研究"西方文论的中国化"以及"中国文论的中国化"问题.但中国文论因为没有自己坚实的话语资源,事实上又处于再次"失语"的状态.故应依据中国传统固有的两个主要文化规则,在"异质性"原则上走"古今融会"及"中西化合"之路,通过中国古代文论的中国化来最终实现中国当代文论话语的重建.     

"后学"话语与中国思想拓展

本文认为,中国学者对后现代后殖民问题的研究,大都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加以阐释,迄今未达成共识.这一方面说明中国当代学界已经走出了一元文化模式,而进入多元文化氛围之中;另一方面也说明"后学"自审意识的缺乏,思潮的交互出现成为时尚景观,"追新逐后"成为时代风向标.这意味着,世纪之交中国文化场在意义世界和认知地图上出现了新的"战国"状态,没有任何一种声音能够成为主流声音,没有任何一个流派能够主宰局面,没有任何一种话语能够成为当代话语的中心模式.     

质疑"感伤主义"话语

"感伤主义"话语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多有泛用和误用问题,考察这一话语的演变历程,揭示其内涵与外延,并通过区分中国感伤主义与西方感伤主义的差别,探询这一话语的模糊性和阐释的有限性,将有助于对它的深入了解.     

英美主流媒体报道中的"中国制造"

框架是组织意义生产的潜在规则,它以话语符号为载体,在媒体文本中体现;框架分析是通过探究话语符号中的蛛丝马迹来揭示文本背后的规则;隐形规则的特征集中体现在意义生产者对相同事实而采用的不同架构方式及其产生的差异性效果.采用文本分析方法比较主流外媒中美国的《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与英国的《泰晤士报》对"中国制造"召回的报道框架,能够有效分析媒体话语背后的框架并凸显其特征.美国媒体多将产品质量问题视为中国政经体系的整体性问题,而英国媒体更多从企业是否恪守道德或中国遵守国际产品标准角度将该问题作为个别事件而加以报道.不同架构方式反映出了英美两国媒体在价值观和文化上的差异.     

试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接地性

接地性是最近文艺理论界论讨渐多的话题,究其目的是要建构中国本土的学术话语体系。接地性的提出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也富有启示意义,是要在"启蒙"、"现代性"、"阶级性"、"人民性"、"革命"等宏观话语构建出的同一性、一致性的文学史观背后,发现差异性、多样性,摆脱对中国现代文学史本质主义的理解方式,从问题出发、从历史语境出发,重新梳理和评判中国现代文学历史进程中存在的问题,引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走向细密与深入。     

“中国梦”的国际话语体系构建与对外传播

"中国梦"的话语体系分为主权国家话语、民族文化话语和社会个体话语三个层面,具有不同的话语构建方式,在此基础上分别对应不同的传播策略。"中国梦"话语存在宏大叙事与个体叙事两个维度,分别具有不同的传播"偏向"特性。"中国梦"在国内与国际两个不同场域中传播,在国内传播话语日臻完善的同时,更要突出国际话语体系建设。在对外传播中,"中国梦"既要适应国际话语语境,也要保持中国话语的特色与"硬度",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建构与对外传播能力。     

西方文论在中国如何"化"?

“西方文论中国化”是我在提出当代中国文论的“失语症”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及推动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化之后的又一重要话题。我之所以提出这一话题 ,是因为我们重建中国文论面临两大资源 :一是中国传统文论话语 ;二是西方文论话语。只有充分利用好这两方面的资源 ,我们才能将中国当代文论话语建设好。在过去的几年 ,学术界围绕着“失语症”进行了激烈的论争 ,并对“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和研究 ,也取得了一些成绩 ,但对西方文论的中国化却谈得很少。西方文论已经大量介绍到中国 ,但在中国主要是被移植套用得多 ,人们忽略了西方文论的中国化。其结果如我们所看到的 ,不是西方文论“中国化” ,而是西方文论“化中国” ,即用西方的文论术语来切割中国的文学文论 ,或者把中国文学文论作为西方文论话语的注脚本。这种直接套用西方文论话语来阐释中国文学文论 ,过分相信西方文论话语的普适性 ,将其移植来替换中国文论话语的做法 ,正是造成中国文论“失语”的根本原因。所以 ,要纠正中国文论“失语”状况 ,还需要认真探讨西方文论的中国化问题。今天 ,我们提倡的西方文论话语的“中国化” ,指的是以中国的学术规则为主来创造性地吸收西方文论话语 ,借鉴、吸收、利用西方文论话语来补充、     

"跨文化历史语境"与当今中国文化言说者的基本立场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文化发展一直摇摆于"中体西用论"和"全盘西化论"之间,其间精神上的痛苦和迷失难以言表.如何才能摆脱这种困境呢?只有彻底清理出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文化发展所置身其中的话语场所以及该话语场所的基本面,方能从根底上指出中国文化发展的归路.本文通过20世纪中国文化发展中的三个个案分析,揭示出中国现代文化发展的话语场所就是"跨文化历史语境".因此,摆脱"轴心话语"而走向"跨文化语境",接受"跨文化历史语境"的重新解释、重新编码和重新配置的结构力量,才能对传统和未来命运作出有效规定.     

中国“和平发展”话语权探讨:争论与反思

中国"和平发展"的话语,如何得到国际社会更大的认可,是中国外交面临的重要问题。目前,"和平发展"的话语实践在解构"中国威胁论"上起到一定作用,催生西方更新对中国的话语。这一话语已被西方使用,进入西方议题设置中。西方虽然欢迎和认同"和平发展"的目标,但对"和平发展"是否可以实现的认同度较低。中西论证"和平发展"的理论视角存在很大的差异。中国"和平发展"要转换成话语权力,不但需要借鉴西方理论,更需要中国进行理论反思和创新。提升国际话语权,中国需要更多地表示中国和平发展的善意,而不应过多地陷入争论中。     

中国学术话语应走出“洋教条”

<正>9月27日,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胡键在解放日报撰文:中国学术话语应走出"洋教条"。文章指出:"中国学术话语"并非只是关于当下中国问题的话语,也包括关于中国历史问题和未来发展趋势。如果"中国学术话语"不回应历史问题,那么就有可能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沼之中;如果"中国学术话语"无法阐释未来发展趋势,那么说明中国学术缺乏前瞻性,最终难免失语。"中国学术话语"一定是中国人关于中国问题的学     

"中国社会":给定实在,抑或话语建构——以毛泽东和梁漱溟之间的一个分歧为例

毛泽东与梁漱溟之间关于"中国是否是一个阶级社会"这一问题的分歧和争论表明"中国社会"以及关于中国的种种故事,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被人们用这样或那样的话语建构出来的,并不存在着完全独立或脱离于人们话语系统的纯粹客观自存的"中国社会".并且,在关于中国社会的研究当中,有相当一部分的分歧和争论都属于这种话语系统之间的争论,但却被人当作了对于相关实在的争论来看待.     

西方文论话语的"中国化":"移植"切换还是"嫁接"改良?

“西方文论中国化”是我在提出当代中国文论的“失语症”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及推动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化之后的又一重要话题。我之所以提出这一话题 ,是因为我们重建中国文论面临两大资源 :一是中国传统文论话语 ;二是西方文论话语。只有充分利用好这两方面的资源 ,我们才能将中国当代文论话语建设好。在过去的几年 ,学术界围绕着“失语症”进行了激烈的论争 ,并对“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和研究 ,也取得了一些成绩 ,但对西方文论的中国化却谈得很少。西方文论已经大量介绍到中国 ,但在中国主要是被移植套用得多 ,人们忽略了西方文论的中国化。其结果如我们所看到的 ,不是西方文论“中国化” ,而是西方文论“化中国” ,即用西方的文论术语来切割中国的文学文论 ,或者把中国文学文论作为西方文论话语的注脚本。这种直接套用西方文论话语来阐释中国文学文论 ,过分相信西方文论话语的普适性 ,将其移植来替换中国文论话语的做法 ,正是造成中国文论“失语”的根本原因。所以 ,要纠正中国文论“失语”状况 ,还需要认真探讨西方文论的中国化问题。今天 ,我们提倡的西方文论话语的“中国化” ,指的是以中国的学术规则为主来创造性地吸收西方文论话语 ,借鉴、吸收、利用西方文论话语来补充、     

选择、吸取与衍变--论中国现代"自由"话语的建构

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思想的形成,其实也就是自由主义话语的形成,也即西方语境中的"个人"和"自由"转移成汉语语境的言说和表述.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思想的建构深受两大话语的影响一是西方自由主义话语的影响;二是中国传统有关人及其国家民族话语的影响."自由"在汉语语境中最大的衍生就是把在西方本属于与"自由"对立的社会、群体、国家等内涵包容到自由之中来,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在自由的主题上始终是在"个人自由"与"国家民族自由"这两个层面上展开的.在中国,个人主义具有否定性,它的作用主要是工具,个人本身并不是目的,也不具有终极性.中国现代自由主义一方面认同西方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另一方面,又认同国家主义,强调国家、民族和社会的优先原则与最高原则.在现代中国,"自由"绝不仅仅限于自由主义作为思想和政治的派别,同时还是一个精神范畴,正是在精神的意义上,许多反自由主义的思想派别和政党事实了奉行了自由主义的根本原则.     

中国话语方式

中国话语体系建设需要打造行之有效的表达方式、话语方式。有了行之有效的话语方式,广大人民群众能更容易理解和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际社会也会更容易理解中国道路、中国理论和中国制度。打造行之有效的话语方式,可以从国内、国际两个层面来考虑。国内层面从国内来看,有效的话语体系和话语方式要解决的问题是,让人民群众理解、接受并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团结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奋斗。为了解决     

试论中国历代"治世"的思想成因及其现实意义

中国历史上,出现了几个社会比较安定,政治比较清明的"治世"时期.从思想上而言,能否正确地总结前王朝崩溃的原因和教训,能否对人民的力量有所认识,这是出现"治世"的思想基础.在当前,认真分析历代"治世" 的思想成因,以史为鉴,牢记并坚持两个"务必";加强"法治"和"德治"的建设,并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关注并切实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这对于中国在现阶段构建和谐的社会主义社会将是不无裨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