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大陆新儒家“复兴儒学”的纲领

评大陆新儒家“复兴儒学”的纲领方克立“复兴儒学”的政治宣言和思想纲领１９８９年的政治风波之后不久，台湾《鹅湖》月刊分两期连载了大陆学者蒋庆写的三万五千字长文《中国大陆复兴儒学的现实意义及其面临的问题》①。翌年春天，我在一次谈话中曾提及这篇文章，以它为...     

论“新儒学理性”与“新儒学情结”

本文认为,产生于本世纪２０年代的新儒学不仅是一种学术理性,而且还代表和体现着某种文化情结,因而至今仍然成为中国学术发展的潜流和支流。对于传统的“同情”、“敬意”的“理解”,“返本开新”的解决古今文化冲突的思路,“内圣开出新外王”的回应西方文化挑战的对策,构成“新儒学理性”的基本内容。“新儒学理性”内在的理论误区和困境决定了它不能完成民族文化精神现代建构的历史使命。中西冲突中的民族本位,古今冲突中的传统本位,民族危机中的文化本位,文化危机中的道德本位,构成“新儒学情结”的基本特色。这种情结在当代中国依然以潜在的形式发挥着作用。新儒学的思考和努力是严肃的,因而必有其一定的生命力;它所提出的思路包含着合理的内核,这些内核在与马克思主义的交流和交锋中也应当被继承和接受。新儒学的理论体系是精致的,但由于它所固有的内在缺陷,特别是由于它与现实的社会运动相脱离,因而只能是一朵“不结果实的花”     

应当严格区分“当代新儒学”与“现代新儒学”——评《新世纪大陆新儒家研究》

应严格区分“当代新儒学”(新世纪大陆新儒家)与“现代新儒学”.两者之间尽管存在着一脉相承之处,诸如积极回应当下问题、努力尝试复兴儒学、建构儒学本体论等,但毕竟存在着根本的区别:两个群体重建儒学的理路不同,所构建的新儒学的思想资源和关注层面相异;建构的儒学本体论也相差甚远.“当代新儒学”试图避免“现代新儒学”的理论困惑,实现对“现代新儒学”的超越,并复兴儒学.但这个群体成员对于儒学的本体重构,或者太注重实际操作而显得“急功近利”,或者太“形而上”而难于被理解.“当代新儒学”的观点能否引起学界的共鸣和认可,人们拭目以待.     

重审“现代新儒学”：评“大陆新儒家”的相关论述

以“大陆新儒家”命名的研究群体,将其儒学定位为政治儒学,将“现代新儒学”定位为心性儒学。近期这个群体中有学者更认为,现代新儒学将作为经学的儒学降格为现代分科学术,不是发扬光大儒学,而是肢解了儒学。加之“现代新儒学”第二代的学术舞台在港台、海外,他们因此失去了儒学主体地域的直接关怀,而且无法直接回应中国大陆的价值重建、制度再造和生活需要。在大陆新儒家立足中国重建经学形态的儒学之际,现代新儒学的中国使命似乎被终结了。大陆新儒家的这些断定颇可商榷。当代中国不能偏离现代发展轨道,大陆新儒家完全拒斥西方、闭门造车的做法,会误导中国的现代化。以中国的现代转变为基线,重审现代新儒学的价值主张与学理贡献,理应得到国人的首肯。     

康有为及“孔教派”的儒学宗教观

康有为及"孔教派"从儒教(孔教)的性质、特征、地位与功能等方面改造儒学为宗教,并倡导立儒教(孔教)为国教。这一思想主张虽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它反映了康有为及"孔教派"对传统儒学的现代诠释和对儒学特质的定位,以及为捍卫传统、挽救传统儒学边缘化与推动传统儒学现代转型所作的努力和尝试。而且,它对二十世纪以来儒学宗教性问题的深入探讨产生了重要影响,从而在学术思想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     

“文化儒学”:当代儒学新的发展空间——兼评“人文儒学”与“后儒学”

当今儒学继续处在破碎化的趋势中,人们为此提出了不同的规整化方案。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人文儒学,因其形上诉求的本体形态及与人文主义思潮的对接都有问题,并未能成功应对现代性危机的挑战。另外又有后儒学,主张由后现代理论介入,让儒学突围找到生存之路,但由于后现代理论本身的悖谬而同样陷入困境,学理上困难重重。其实,当代儒学的出路不在于用形而上学来拔高儒学,也不在于用后现代装配儒学,而在于转变态度与调整观念——不再把儒学当成传统神殿或思想权威来崇拜,不再把它当成有可能包治古今百病的灵丹妙药;相反,视之为转型时期的一种文化现象,实事求是地进行系统的研究。这也即是文化儒学的宗旨所在。     

“性”“气”合一与湖湘派儒学——宋明儒学论“性”的分派

前人把宋明道学划分为理学与心学,加上后人进一步区分的性学与气学,他们的基本差异在什么地方呢?基本点就在于他们对"性道"--即宇宙本原与人的本质的不同诠释.宋明新儒学在传统中被称为性道之学或性理之学,表明"性"这个概念在道学中的核心地位.它构建了宋明道学以人生哲学为核心,以伦理道德研究为框架的理论特色.     

评张君劢新儒学的文化观

张君劢是中国现代新儒学的主要代表之一,也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一位重要人物。他在民族文化的定义起源与中西印文化特征,以及创建中国现代文化等方面,都提出了许多有益的见解,对于中国文化史的建设作出了十分可贵的贡献。因此,研究张君劢的文化思想,对于正确认识中国现代文化思想发展的特点和规律,对于科学评价新儒学的文化观,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陆贾新儒学“圣人”观探析

西汉初年重要的思想家、政论家陆贾在反秦,承秦,变秦的汉初国家政治学说铸造中,在君主权力论上主张“圣”即“君”、“君”即“圣”的“圣君”合一理论,使君主成为“圣化”的道德人格揩摸、思想文化“独断”者与政治军事的“独裁”者,以儒学“圣化”的道德人格与社会理论作为君主专制的工具,由此奠定以大一统君主专制为核心的内法外儒的汉代封建国家意识到封建政治学说,完成先秦儒、法诸家在汉代大一统时代的转变。     

超越“五四”,超越新儒学

自1958年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诸先生发表《中国文化与世界》的联合宣言（俗称《新儒家宣言》以来,特别是80年代以来,当代新儒学在海内外都有了很大发展。之所以如此,有着历史的、现实的、世界的、中国的、政治的、社会的以及伦理道德的等各方面的复杂因素。其中,最为关键的则是世界性的道德滑坡的刺激。首先,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世界,随着科技的高度发展,人和人的关系愈来愈机械化、简单化、“工具理性”化,不仅“温情脉脉的纱幕”早已撕毁,人简直变成了科技和工具的奴隶。这种资本主义金钱关系的新阶段,进一步导致了…     

儒学的“社会”观念——荀子“群学”的解读

21世纪儒学界开始注意"社会"概念的儒学解读。"社会"虽是近代日本人对"society"的汉字对译,却体现了一般"社会"概念与汉语传统的"社""会"观念之间的对应关系。严复将"society"译为"群",源自荀子。确实,荀子的"群"概念即是一般"社会"概念。为此,有必要明确提出荀子的"群学",但不是严复那样的社会学的理解,而是生活儒学的理解,即理解为基于生活方式转换的社会哲学或一般社会理论。对于今天来说,最重要的是理解历时性的"社会形态"概念和共时性的"公民社会"概念。社会形态的历史转换,可由荀子的群学原理"仁→义→礼→群"的理论结构加以阐明。     

评俄国“造神派”及其幽灵

二十世纪初,在一九○五——一九○七年俄国第一次革命失败以后,无产阶级政党内部出现了一股反动的“造神派”的宗教哲学思潮,它打着拥护马克思的旗号,把马克思的哲学神化,鼓吹创造一种无神的社会主义的新宗教,企图把马克思主义和宗教结合起来。这股思潮是怎样出现的,它的理论渊源在哪里,它是怎样“批评”和“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它的社会影响如何,所有这些问题仍然有必要加以清算和批判。     

对现代新儒学最新进展的追踪——评《现代新儒学在美国》

《现代新儒学在美国》,这一名称或许很费解.古老的儒学,怎么会在商业习气极重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得到它生存和发展的土壤?然而现代新儒学在美国的存在是客观的事实,需要人们去考察、去研究.     

重评新感觉派小说的创作方法

重评新感觉派小说的创作方法王振亮一、新感觉派对现实主义的理解新感觉派曾经有自己独立的文艺刊物《新文艺》、《无轨列车》，但却没有自己独立的理论体系。更可怜的是，它甚至很少发表自己的理论见解。因此，他们对当时国内盛行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如何理解，对自己的创...     

试论“文以载道”的文化内涵

影响深远的唐宋古文运动,其意旨主要集中在“文以载道”这一经典性的文论口号上。从文学理论角度来把握,“文以载道”中的道是指内容,即思想性:文是指形式,即艺术性。文与道的关系为,道是主体,是灵魂;文是客体,是血肉。从文化学角度来审视“文以载道”口号的内涵,则将使我们的视野更为开阔。它将使我们能够进一步领会到“文以载道”口号在唐宋时代产生的必然性,及其内涵的深层性和影响的长久性的关键所在。 一 经典性的文学理论口号和科学的文学理论体系的产生,除了作者的本身素质涵养之外,还受制于如下几个条件。其一是文学构成诸因素的整合效应,其二是现实社会制度及政治氛     

新儒学之后与“后新儒学”——以“存有三态论”为核心的思考

本论文旨在检讨"新儒学之后"的思想可能向度,"存有三态论"如何从原先的"两层存有论"(牟宗三哲学)转折而出,以面对全球化与文化多元的新局。"存有三态论"融摄儒、道、佛三教及西方宗教哲学,而以"存有的根源"、"存有的开显"与"存有的执定"三者为体系建构支柱,它重视在现代化(外王)的历程中重新调适公民正义与心性修养(内圣)的方法途径。一方面恰当的调适而上遂于"道",另方面则具体而落实于"生活世界"之中,在"多元"中调理出"一统"。进一步,检讨了"全球化"所可能带来的普同性危机,并寻求其克服之道。儒道佛三教思想隐含了一极可贵的意义治疗学思维,这有助于开启诸多现代化之后的思想对话,并寻求进一步融通的可能。最后,我们将指出"语言是存有的安宅"而"存有是语言形而上的家乡"。     

略论儒学的和谐观念

儒学的“太和”观念,亦即“普遍和谐”的观念,它包含了：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即社会生活的和谐）以及人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等四个方面。这一“普遍和谐”的观念对解决当今世界人类面临的诸多社会问题提供了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