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国民运动思想

近年来,中国史学界对梁启超的研究和评价有了很大的进步。以往,由于梁启超在日本与孙中山分道扬镳后,与革命党人一直处于政治对立状态,国共两党的史学家除了对戊戌变法时期的梁启超有所肯定外,对他迭宕起伏、多姿多彩的一生基本上持否定的态度。抛开意识形态与党派政治的偏见后,认同民国前梁启超早期政治思想的意见多了起来。过去,通常把梁启超晚年的文化思想视为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相对立的文化保守主义的主要代表,现在,重新发掘和阐释梁启超的文化调适思想成了热门话题,梁启超“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     

卢梭民约论的一份中国遗产——略论梁启超的国民国家思想及其历史价值

梁启超流亡日本后 ,通过研习和接受卢梭的民约论 ,确立了“国民主体”论。以此为逻辑基点 ,围绕着争取民族独立与自强的思想主旨 ,他从多个路向建构起独具特色的国民国家思想。这一思想凸显了世纪之交前后建立独立民族国家的现实诉求 ,对实现中国人国家观念的近代转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梁启超晚年的国民运动观刍议

梁启超晚年政治思想中值得重视之处是提出了国民运动的重要观念。这一思想是以他为代表的资产阶级自由派知识分子以往政治实践失败的产物 ,其立足点和核心是通过国民运动逐步发展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这一思想也是对他 2 0世纪初年新民观的继承和发展 ,反映了他始终坚持的政治理想和政治品格。     

梁启超与福泽谕吉

作为一个著名的维新立宪派领袖、清末民初的社会活动家、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大师 ,梁启超不仅在近代中国有突出贡献 ,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也有一定的影响。人们通常认为 ,对历史的回顾影响着对未来的选择 ,实际上 ,关于现实的定位和未来的选择更容易凸显历史的记忆 ,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和重要的历史人物由此而常议常新。有鉴于此 ,我刊分期编发系列笔谈 (上、下 ) ,以期立足于新世纪背景 ,站在学术前沿 ,从不同角度对梁启超进行重新解读 ,进而在新的语境下研究近代中国的百年嬗变。     

梁启超与陆羯南的国民主义

梁启超的国民国家思想主要是受了陆羯南的国民主义的影响.这不仅是因为二者在现实中有着较长时间的密切交往,更主要的是二者的思想同样以伯伦知理的国家有机体学说、自由主义、国粹主义这三个基本理论作支撑,追求国家的权力与国民的自由这二个核心间的平衡.     

福泽谕吉与俞吉浚的开化思想比较——以社会变革主体论为中心

在日韩两国的发达景象背面 ,隐藏着不少与其“近代”的名称极不相称的社会弊端。这些弊端的发生并非偶然 ,它是近代日朝两国先觉者们所追求的理想化近代化“模式”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严复和梁启超宪政思想的几点比较

比较严复与梁启超在宪政思想的渊源、目的、实现基础和制度架构方面等方面的异同，可以发现：严复秉持更为明确的英目式宪政思想；梁启超则常把英国式宪政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杂揉合。严复的宪政思想学术气息很浓，文字表达较严谨；而梁启超的宪政思想为现实服务的实用色彩更强，文字表达则有粗疏之处。     

张之洞、梁启超教育思想比较研究

面对国势衰落、民族危亡的形势 ,同处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的张之洞和梁启超 ,都充分认识到教育的地位和作用 ,倡导教育救国、教育兴国 ;都主张废科举 ,改革封建教育制度 ;都主张建立近代学校教育制度 ,高度重视师范教育、女子教育和留学生教育。同时 ,由于所处地位、所持立场的不同 ,他们的教育理论和实践在各个方面又都呈现出自己的特色 ,张之洞强调“稳中求变” ,梁启超则“趋变求新” ;张之洞主张进行“通才教育” ,梁启超则主张“新民教育”。他们的教育思想 ,体现了洋务派与维新派教育思想的不同 ,也标志着中国近代教育由“人才教育”向“国民教育”的转变     

章太炎与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比较

在近代中国民族主义风潮中有两种民族主义思想,一是以章太炎为主要代表,主张以文化别种族,强调“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它虽然为辛亥革命的总爆发起了推波助澜的积极作用,但这种具有种族复仇倾向的大汉族主义情绪又对辛亥革命的进程与结局产生了相当消极的影响。二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近代民族主义,摆脱了传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束缚,强调民族国家观念,主张各民族平等、共同奋斗的大民族主义,把追求中华民族的独立、民主和富强作为革命的终极目标,体现了中华民族意识的真正觉醒。     

传承与断裂：梁启超与胡适思想之若干比较

梁启超和胡适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开风气之先的人物,本文从政治与学术、中学与西学、传统与现代以及话语方式的角度对两个人进行了客观的比较。他们之间既有传承又有断裂,研究传统思想的嬗变与现代思想的兴起,梁启超与胡适的关系是一个远未穷尽的话题。     

梁启超宪政路径及理论考察

梁启超从言君宪到倡共和,再从告别共和到开明专制,又从主虚君再到顺共和,其宪政思想几经变迁。梁启超在宪政理论模式选择上变动不居的同时,对宪政内在的认识却是随着自己知识的增长而不断深入和提高的,看似混杂或前后矛盾的思想蕴含着不变的追求,即追求中国宪政体制,并不断构建与完善他的独特的宪政理论体系。他的易变是"君子之变",进步之变。解读梁启超的宪政理论,一定要把他的思想言论置于具体的历史环境中来考察,才能知势论人。截取梁启超的个别言论以概括梁启超的宪政思想难免片面。     

论梁启超的教育哲学思想

粱启超的教育哲学包含丰富的内容,德育、体育、美育是当中最重要三个维度.这三个维度在粱启超提出的智育缺失、教育宗旨、教育内容等方面都得到了体现.梁启超的教育哲学思想是清末民初时代的产物,带有强烈的时代感,虽说作为改良思想有其历史局限性,但它顺应了反帝反封建和富国强民的时代潮流,为中国近代教育甚至中国的独立自强指明了道路.时至今日,梁启超的教育哲学仍具借鉴意义.     

梁启超后期史学思想的变化

梁启超后期的史学思想发生了明显变化。这既与他本人退出政坛专事学术有关系 ,也与西方当时的社会政治状况和学术思潮对他的直接影响有关系。同时 ,这也是中国学术界在接受西方新学理之初的一种必然反映。梁启超的史学思想固然多变 ,但其中所贯穿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积极吸收、借鉴西方新学理等特点却始终不变     

梁启超"新民"主体性与马克思"人"的主体性之比较

梁启超新民主体性思想与马克思人的主体性理论,从生成方式和根本特性两个层面来比较,表现出“心力”扩张与历史生成、“良知良能”与实践的明显差异,此差异深层蕴涵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与生成于西方文化土壤的马克思主义的差异。     

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论略

面对近代救亡图存的历史任务和社会现代化的理性诉求,梁启超从思想文化和精神层面思考民族解放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国家振兴之间的内在联系,在辩证扬弃传统思想资源和借鉴吸收泰西学说的基础上,首次提出民族主义的历史命题.梁启超毕生致力于思想启蒙和民族解放,成为20世纪中国民族主义思想的首倡者,也为今人从历史与逻辑统一上认识民族解放和社会现代化提供了有益借鉴.     

论梁启超的宪政学说

梁启超认为:宪政就是立宪政治,立宪政治以议会制度为体制外壳,以国民的支持和舆论的声援为后盾,其精神特质在于控制政府权力.在宪政方案的选择方面,不存在完美无瑕的政体,民主共和政体也并非只有优点而无弊端,也不存在可以普遍适用于一切国家和民族的政体,一国实行的政治体制必须与该国的国情和民情相适应,并且受一国国民的素质和能力的制约.在宪政的路径选择方面,他反对暴力革命,因为暴力革命不可能造就立宪政治,而只能是新式的"武人专制".     

论梁启超"新民"思想的民族主义特征

甲午战败后,受到西方近代社会有机体理论的影响,梁启超超越洋务派体用界限,转而从文明主体人(国民)的角度,试图通过改造中国国民劣根性,重塑符合工业文明时代要求的崭新国民素质的路径,以达到救国甚至创新文明的目的.但是,新民思想处于民族危机的时代背景,再加上中国社会根本缺失西方式的人的解放的内在支撑要素--西方工业文明的技术、生产以及社会等,都决定了梁启超的新民思想具有民族主义倾向.     

梁启超关于民族精神培育的思想

梁启超认为民族精神必须经过培育才能弘扬,不对传统文化进行挖掘提炼,民族精神便无以保存,无以发达。梁启超认为培育的目标是民族精神的主导地位的确立,培育的主要内容是传统文化教育,培育的责任者是士大夫与青年。     

论梁启超的"变"与"不变"--梁启超宪政思想再评说

梁启超宪政思想之"变"主要表现在他对近代中国宪政模式的选择和设计上,从君主立宪到民主共和,再回归君主立宪,走向开明专制,最后拥护共和立宪,这反映了梁启超对近代中国宪政之路的理性思考 ;"变"的背后 ,"不变"的是梁启超的爱国思想和坚持民主宪政、坚持渐进改良道路、坚持国民性改造的一贯主张."变"与"不变", 既有主观原因,又有客观因素,为我们今天的宪政建设提供了宝贵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