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晋无公族”

在曲沃代翼过程中,翼支旧公族多数被消灭。其后,为解除公族势力对自己君位的威胁,晋献公又设计逐杀了桓、庄之族使晋国公族势力再次受到沉重打击。而＂骊姬之乱＂后晋国正式确立＂晋无公族＂制度,国君子弟除世子外均出居他国,不得在国内蓄留。这一方面导致了晋国公族力量的衰弱,使晋国公室和国君失去了公族枝叶的庇佑;另一方面为公族以外的宗族登上晋国政治舞台提供了机会,使晋国国君在选择臣下辅佐执政时只能选择异姓异族,导致晋国公室衰落,卿族专权,乃至三家分晋,晋国灭亡。     

知识之窗

三晋的 ——由来—— 东周时,周成王的弟弟虞,被周成王封于唐(今山西省翼城县西有古唐城),史称唐叔虞。叔虞子燮父迁都于曲沃,因南有晋水,改国号为晋。 晋国从晋献公以后,国家政权的支配逐渐转到各大公卿的手中,到了春秋晚期晋平公时,晋国大的公卿只剩下六家,也就是所谓的“六卿”,即:范、中行、智、韩、魏、赵,形成六家显族专权的局面。     

赵国初都晋阳城

省会太原的前身晋阳城,古代曾有7个政权在此建都(包括陪都),人称“7朝古都”。战国七雄之一的赵国,初期都城就在晋阳。 春秋末期,晋国封建势力迅速增长,出现了中行、范、智、魏、韩、赵“六卿专权”的局面。六卿与晋公室的矛盾日益尖锐,诸卿间的斗争也日趋升级。其中六卿之一的赵简子是新兴封建势力的代表,他为了扩张领地,争取战略优势,派其家臣董安于在太原盆地北缘的晋水之阳建筑城堡,名曰晋阳城。初建的晋阳城,城墙由土夯成,高厚坚实,为一城高4丈、周4里的正方形城堡。城内建有高大宫殿,宫殿墙垣,皆以狄蒿苫楚构筑,宫殿柱质,以炼铜铸就,富丽而坚固。     

先秦赵氏联姻制度探析

先秦赵氏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其联姻对象也不同,在家族发展的早期阶段,赵氏联姻的对象主要是晋国公室;在赵氏家族势力的发展阶段,联姻的对象主要是周边戎狄之族;三家分晋之后,赵氏联姻的对象则主要是各诸侯国。     

论晋国的卿族专权

晋国的卿族专权是春秋时代典型的社会现象,其于"君之"又"宗之"旧例在国君层面遭到破坏之时,通过文公大分封及六卿制度的建立而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发展的结果是六卿集团取代国君成为统治系统的中心,国君的权力丧失殆尽.     

戰國初期魏齊的爭霸及列國間合縱連衡的開始

一 戰國初年的形勢 春秋以來大國爭霸下的会盟征伐加強了列國間經济文化的交流,因而促使这些國家的經济迅速發展,一些大國就在这个基礎上形成起來。春秋时代齐楚秦晉吳越,都先后掌握中原或一个区域霸权,特別是晉國,霸業維持最久,也最強大。但是,由於晉國公族微弱,異姓大夫長期执政,在不断对外战爭中,異姓大夫的权力和封地逐漸擴大,終于压倒了公室。掌握政权的六家,范氏、知氏、中行氏和韓、趙、魏称为六卿。六卿又互相爭权,范氏、中行氏最早失敗,逃亡国     

谈谈阶级分析与史料的鉴别和应用

郑涵同志《试论孔子对晋铸刑鼎的批评及其政治意义》—文对拙作《从周代的奴隶法谈到孔子思想的阶级性》提出商榷。郑文的主要意思(一)认为在“夷之蒐”以前,晋国的奴隶主贵族阶级已经大为削弱,而异姓的新贵族实为新兴地主阶级的组成部分。因之赵盾的“常法”以及“宣子之刑”就是为新贵族——地主阶级服务的。(二)晋之六卿同为新贵族——新兴地主阶级的组成部分,所以赵鞅与范中行氏之间的矛盾与他们的阶级属性无关。(三)春秋战国间对于范、中行氏的舆论——孔墨等对范、中行氏的     

浅析晋国军队的构成

晋国军队由以国君(公室)掌握的地区的国人为主力的正规军,采邑兵,以卿大夫族人、家臣、亲信、奴隶等组成的私属武装这三部分力量组成。这三部分力量在晋国军队中所占的比重也处于不断变化中,其力量变化反映了晋国君权和卿权斗争的过程,同时也反映了晋国军权的变化过程。     

文化与血缘——中国文化探源的一个前提性问题

深入探讨文化与血缘的关系,对于中国文化的溯源性研究,具有重要的前提性价值.在早期文明阶段,较之氏族林立同样普遍的,是基于各种原因形成的不同族群混居一地的局面.这就使得血缘政治楔入地缘政治成为常态,于是,不是一家人如何于一地共处,便成为王族必须面对的问题.宗统、族、血缘因此发生了构成性转化:宗统由一族之统向容纳多族为一族之统转化,族则由同姓同德之族群向异姓而同德之族群转化,血缘也随之由一族之世系血缘向"多数民族混合而成"的混合血缘转化.三大要素的构成性转化改变了族群建构的性质,肇始了合族,开启了文明进程的中国路径,同时也意味着血缘因素走出相反曲线.相反曲线意义上的血缘,是中国文化方式的真正基石.     

论子产的政治改革

郑国地处中原,是当时大国争霸的热点。连年不断的战争已使它疮痍满目,加之国内公室衰微、卿族争权重使它贫弱不堪。当子产执政时,郑国几乎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面对危机四伏的国势,子产以政治改革家的胆略和气魄、大刀阔斧地进行了政治改革,挽狂澜于既倒,使郑国很快就焕发了生机。其改革措施如下:     

高校推进文化素质教育评析

文化素质培养是一项系统工程,上世纪80年代以来,高校开展大规模文化素质教育的实践活动,从而促进了师生文化素养的提高。但由此也暴露了一些深层次问题,具体表现在：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之间博弈;入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相互融合和渗透问题;教师文化素质观念和课程内容之间矛盾等,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和解决,将会进一步推进高校文化素质教育的发展。     

春秋时期家臣制度的延续及其变革

家臣是西周、春秋时期卿大夫的私家官吏。家臣制度即关于家臣的设置、职掌、俸禄、行为准则等的制度规定。西周时期，贵族世家内使用家臣进行管理，家臣制构成了贵族家族政治重要的一环。春秋初期，家臣制度继承了西周旧制的若干传统，家臣世袭制、家臣俸禄的禄田制得以延续。另一方面，春秋时期的家臣制度相对于西周又有新的发展，如家臣设置的重点转移至诸侯国卿大夫的家族和采邑中；家臣设置日趋完备、职能更加精细、数量不断增加；家臣职责明显具有管理国家公共事务的职能。迨及春秋中后期，家臣成分日益复杂化、家臣世袭制不断打破、家臣俸禄出现了谷禄形式，这标志着传统家臣制发生了深刻的变革而走向了衰落。家臣制度的衰变，对春秋贵族政治向新的政治形态转变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文学自觉”始于春秋——兼与赵敏俐先生《“魏晋文学自觉说”反思》商榷

在春秋时期人性觉醒和艺术觉醒的滋养下,文学开始自觉。六经对形式技巧和审美意识的自觉追求、六经的文体分类、在经学研究中形成的自觉的文学理论意识、春秋士大夫赋诗言志修饰辞令、孔子对文的重视及《左传》的＂有意为文＂,均可作为春秋文学自觉的明证。＂春秋文学自觉＂是本是源,＂汉代文学自觉＂及＂魏晋文学自觉＂是末是流,是文学发展史上的规律性的＂再醒觉＂。探讨中国文学自觉应该从本源探讨起,这对弘扬中华民族悠久而优秀的文化传统意义重大。     

论楚王对世族政治军事权力的限制

楚王在春秋战国四五百年的时间中一直保持着对公卿的控制,这和＂大权旁落＂的中原诸侯国表现得极其不同,而这一点的实现与其立国之制和历代楚王的统治有很大关系。本文重在从楚王对世族政治军事权力的限制这一角度来研究楚国王权的实现。     

岳阳地名源流考

岳阳,古称巴丘,亦名巴陵。上古属三苗国地,春秋属罗子国地。巴丘得名,与麇子国及东夷族人有历史渊源关系。晋太康元年（280）,晋平吴,始置巴陵县,改巴丘为巴陵,以巴陵名之;南朝梁中大通三年（531）首置岳阳郡,辖岳阳等6县,以岳阳得名。自此后州、郡、路、府、县、市,皆以巴陵、岳阳名之。     

《国语》中的神与民——政治哲学视阈下的春秋宗教信仰

《国语》一书存在着一种神民并举的现象,即凡出现神处,往往会有民与之合称,我们可将其称之为一种独特的神民叙述。这种神民叙述无疑透彻着春秋时期的宗教信仰,而隐身于《国语》书后的君主形象,又赋予了这种神民叙述一种独特的政治语境。当然,神民叙述本身存在的保民逻辑也使其成为先秦时期治世的一种政治哲学。由此,在这种政治哲学视阈观照下,春秋时期的宗教信仰呈现出一种与以往不同的镜像。     

大雅君子社稷纯臣——春秋时杰出的政治家韩厥

韩厥是春秋时期晋国人,其生活年代正是晋国内外矛盾错综复杂的时期,但韩厥于兼并动荡的岁月独能以清醒深远的见识,正直无私的人格和稳健谨慎的作风,为晋国的稳定和强大作出贡献,且保全了自己,成为春秋中期晋国少有的善始善终的政治家。     

论春秋时期的代理战争

春秋时期,在诸侯争霸的大背景下,时有小国受大国指使,服从于大国之目的而与其他国家进行战争,这种战争乃是代理战争。《左传》一共记载了12次代理战争,据之可以归纳出代理战争的八个特征。春秋时期的代理战争与当代国际政治中的代理战争的实质相同,都是大国争夺体系霸权的一种具体手段。     

上古姜氏部族民俗遗存与春秋时期妇女从政关系试析

春秋时期姜姓妇女在各国积极从政,于当时的政治舞台上据有一席之地。这与她们掌握了当时最先进的卜筮知识,并可以预测未来有一定联系,同时也是上古山川守文化精神在政治领域中的遗传和体现。     

孔子的交友之道

春秋时期,新型之士兴起,从而使朋友作为独立一伦,开始从宗族血缘关系中分离出来,成为社会人际交往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从修身、齐家、治国的角度出发,认识到了交友在个人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和其社会政治价值,提出了交友必须遵守的的原则和规范,即遵循礼义、诚信、忠恕之道。这些思想不仅具有创始性的意义,而且对中国的人际交往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