肥水源流探微

<正> 合肥有一条自西北绕旧城墙向东南流淌的白然河道,古称之施水,今名为南肥河。这条河道虽然不宽,但是历史却很悠久。《史记·货殖列传》载:“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鲍木输会也。”这里讲了合肥水运条件便利,但未交代河道线路。《汉书·地理志》传述了这段文字,将“南北潮”改为“南北湖”(可能指南面的巢湖及北面的瓦埠湖),但仍未明确南北湖如何同合肥的河道连成一线。直至《水经》才对其源头及流经线路初步地明确起来:“肥水,出九江(郡)成德(县)广阳乡西,北过其县(台肥县)西,北入芍陂,又北,过寿春县东,北入于淮。”这儿讲的是东肥河。提及南肥河时说:“施水亦从广阳乡,肥水别,东南入于湖(巢湖)。”到南北朝,郦道元经实地考察后才把这个问题真正搞清。他在《水经注》中写道:“施水受肥于广阳乡,东南流,经合肥县。东经合肥县城南,施水又东,分为二水,枝水北出焉。下注阳渊。施水又东,经湖口戎,东注巢湖,谓之施口也。”郦氏所言之枝水,即施水枝津,此水今仍在。古时并     

郫县方言表示形容词程度的几种方式

郫县,古蜀都,秦置县后历朝不废,与成都西郊毗邻,县治郫筒镇距成都市区20公里。其居民成份,据清代乾隆十六年(公元1751年)撰《郫县旧志·序》载:“邑乘之火,咸有可观,而独郫之四民,率多秦、楚、豫、粤流寓之人,土著什不得一”。又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所修《郫县乡土志·人类》目载:“郫自明季遭献贼革杀之后,土著之民靡有孑遗……。自国初插占,多广东、湖广之民;其他,若以山西、陕西、福建、江西入籍者,不过十分之一,然皆汉族也。其他种族杂居者,间有回、番二种”。若从《郫县乡土志》所载,     

“历山耕田”古钱币与舜

这是一枚明朝崇祯年间的古币。全身布满红斑绿锈,直径4.1厘米,钱上面的主题内容是反映我国历史上一则伟大的传说——历山耕田。 历山,在山西永济蒲州东南六十里,今称东、西历山。《水经注》载;“历山谓之历观,舜所耕处也。”《史记·五帝纪》曰:“舜耕历山。”《括地志》称:“蒲州河东县雷首山,一名中条山,亦名历山。”汉时,成帝幸汾河登历山,扬雄赋曰:“登历观而遥望兮,幸虞氏之所耕。”“舜耕历山”中的舜即我国传说中父系氏族社会后期部落联盟的领袖,姚姓,有虞氏,名重华,史称虞舜。相传因四岳推举,尧命他摄政,舜定都山西的蒲     

两《唐书·地理志》户口资料系年——兼考《通典·州郡典》户口之年代

《通典·州郡典》十四卷,颇为详尽地记录了唐玄宗天宝初年各州郡的地理情况和户口数字,并与两《唐书·地理志》所载户口数各各不同,是研究唐代人口史的重要资料。对其户口年代加以确定,很有意义。有的同志参照《新唐书·地理志》所言“天宝元年”之数,推断《通典》所载为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之户口数。经过分析考证,我们认为《通典·州郡典》所载户口当为天宝元年(公元742年)之数,而两《唐书·地理志》所载户口则系天宝十一载(公元752年)之数。这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重要问题,现略陈管见,以就教于诸位同志。     

东吴屯田制探略

<正> 王仲荦先生在其《魏晋南北朝史》中说:“东吴屯田,开始于公元203—204年前、后,直到东吴政权覆灭(公元280年),历七十余年之久。”高敏先生对此又进行了细致的复证,认为:“可以认定东吴的屯田应始于建安五年以后不久。”陈连庆先生认为:“孙吴开始屯田,是孙权掌握以后的事,具体时间约在建安七、八年之际。”两位先生的结论基本一致,也与王仲荦先生的主张相吻合。他们依据的史料都是《三国志·吴志·陆逊传》里的一条:“孙权为将军,逊年二十一,始仕幕府,历东西曹令史,出为海昌屯田都尉,并领县事。”陈先生说:“有关江东的屯田以这条为最早。”     

绝非“竭泽而渔”而是“开源节流”——亦论隋文帝时期“国计之富”的原因

关于隋初的富庶情况,史家历来都有记载和评说。择其要者有: 唐朝杜佑在《通典·食货典》中说:在长安、洛阳、华州、陕州等地的仓库,“储米粟多者千万石,少者不减数百万石,天下义仓,又皆充满。京都及并州库,布帛各数千万,而锡赉勋庸,并出丰厚,亦魏晋以降之未有”。魏征在《隋书·食货志》中载:开皇十二年(公元592年),隋文帝因“库藏皆满”,下诏“河北、山东今年田租,三分减一,兵减半,功调全免”。开皇十七年(公元597年),又以“中外府库无不盈积”,再次下诏,“遂停此年正赋以赐黎元”。     

木牛非诸葛亮所发明

据《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记,建兴九年(公元231年),“亮复出祁山,以木牛运”。亮传注引《亮集》云:“作木牛、流马法曰:木牛者,……载一岁粮,日行二十里,而人不大劳”。后来在民间传说中,将木牛,流马说得神乎其神,其实正如《通鉴辑览》所说:“木牛、流马,世称神奇,……不过如秧马、缫车之类”,即一种人力推车而已。那末木牛究竟是不是诸葛亮发明的呢?据《北堂书钞》引《蒲元别传》记:“元为丞相诸葛亮西曹掾。亮欲北伐,患粮难致,元牒与亮曰:元辄率     

关于“长乐钟”

李商隐《赠孙绮新及第》七言绝句首句:“长乐遥听上苑钟。”清人冯浩笺注曰:“《元和郡县志》:长乐坡在万年县东北一十五里。《长安志》:长乐驿在长乐坡下。”(《玉谿生诗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10月第一版,下册,第712页)以“长乐”为长乐坡、长乐驿,恐非是。 按《史记·淮阴侯列传》:“吕后使武士缚信(注:韩信),斩之长乐钟室。”张守节《史记正义》注曰:“长乐宫悬钟之室。”《三辅黄图》亦载汉都长安有长乐宫,本秦代之兴乐宫。汉高祖始居栎阳,七年,长乐宫成,遂徙居长安。并言钟室在长乐宫中(见《增订汉魏丛书》本《三辅黄图》卷六《杂载》)。 “长乐钟”一典,颇为后世文学家所习用。如陈·徐陵《玉台新咏序》:“厌长乐之疏钟。”唐·     

释“方”

阅读古籍,常遇到“方……里”或“方……”这种句子。如:“荆之地方五千里,宋之地方五百里。”(《墨子·公输》)“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论语》)等等。 对“方”的注释,主要有三种。 一是认为方即平方,方某某里,即某某平方里。如:《孟子·梁惠王上》:“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历代文选》(中国青年出版社62年北京第一版)注:“即九千平方里……”《大学语文(修订本)》(华师大出版社83年6月第二版)注:“当时人认为天下的土地,方千里者九处(九洲),即九千平方里。”《先秦文学作品选》(吉林人民出版社80年4月第一版)注:“当时的学者阴阳家邹衍等,说中国有九洲,并假定中国有九千个平方里。”     

论楚国墓葬形制及其同中原的区别

我国先秦的墓葬形制,经历了一个由“墓而不坟”到“墓而坟”的演变过程。《礼记·檀弓上》载:“孔子既得[将父母]合葬于防,曰:‘吾闻之,古也墓而不坟,今丘也,东西南北之人,不可以弗识也。’于是封之,崇四尺。”另据《礼记·檀弓下》,深悉周礼的季札葬子,“既葬而封,广轮掩坎,其高可隐也。”《水经注》卷二十四对此释曰:“奉高县县北有关季札子墓,在汶水南曲中。季札之聘上国也,丧子于赢博之间,即此处。”这些记述透露:中原地区坟丘或墓葬的兴建,约始于春秋晚期。目前,考古工作者已在中原地区发现了不少属于春秋战国之际的坟丘,有的规模还相当之大,如河南固始侯古堆大墓,燕下都九女台墓区的16号墓,临淄旧址南墙外的郎家庄1号墓等,说明入战国后兴建坟丘式墓葬的习俗已得到广布。     

《三都赋》何时写成

左思藉以扬名的《三都赋》究竟完成于何时,众说不一。韦凤娟同志说:“在公元二八○年灭吴前夕,《三都赋》问世了”(《文史知识》1982年第七期);《山东古代文学家评传》1983年4月第一版)则认为“《三都赋》早构思于左思居临淄故家时,却晚成于陆机入洛的公元二八九年后。”查《晋书·左思传》载:“(思)复欲赋三都,会妹芬入宫,移家京师,乃诣著作郎张载访岷邛之事。”而张载是于“太康     

刘筠生卒年考

刘筠,字子仪,大名(今河北大名)人。举进士,历任知制诰、翰林学士、给事中、御史中丞、龙图阁学士等职,为著名西昆体诗人。《宋史·本传》未记其生卒年,但云:“筠素爱庐江,遂筑室城中,构阁藏(真宗)前后所赐书,帝(仁宗)飞白书曰:‘真宗圣文秘奉之阁’。再知庐州,营冢墓,作棺,自为铭刻之。既病,徙于书阁,卒。”今《辞海》文学分册、《中国历代名人辞典》等书“刘筠条”均未能标明其生卒年。据王偁《东都事略·刘筠传》记载:‘仁宗即位,复召为翰林学士,拜御史中丞。已而数以疾辞,进枢密直学士,     

包拯──中国古代监察的典范

包拯，字希仁，生于来其宗成平二年（公元用9年），死于宏仁宗嘉佑七年（公元1062年），是北宋时期庐州合肥（现在安徽省合肥市）人．包拯少年时就勤奋好学，且很有正义感，成年后十分注意砥砺自己的思想和节操，立志做一个政治上有所作为和情提高尚的人。来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未到而立之年的包拯就中了进上甲科，被任命为大理寺评事。公无1038年，包拯出任天长县（现在安职省天长县）知县，此后历任端州知州、监控御史、三司产部判官、京东及陕西河北路转运使、三司户都到使、江宁及开封府知府、三司使、枢密副使等职务．他为官二十…     

三水、乌氏、他楼城考

汉三水县考 《汉书·地理志》及《后汉书·郡国志》载,两汉在今宁夏境内都设有安定郡,郡内都有三水县。关于三水县址,《后汉书·卢芳传》记:“卢芳字君期,安定三水人也,居左谷中”,唐李贤注:“续汉志曰:三水县有左右谷,故城在今泾州安定县南”。李贤认为汉三水县故城在唐泾州安定县(今甘肃省泾河沿岸之泾川县)南乃是错的,这待下文再论,其引续汉志说三水县有“左右谷”虽是一条地理记录,却并未能指出三水县的地址。     

一首充满乡土气息的佳作——辛弃疾《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试析

<正> 南宋著名词人辛弃疾(公元1140年—1207年)的一生是抗金志士的一生。他的充满斗争的生活道路,使他的词以反映社会重大政治问题为主要内容,大都写得慷慨激烈、沉重豪放,但他也写了好几首清新活泼、充满乡土气息的农村词,这首《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就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一首。“黄沙”,是指江西上饶的黄沙岭。据《上饶县志》载:“黄沙岭在县西四十里     

刘裕是匈奴族吗?

李洁萍、尹承琳合著的《中国历代帝王志》(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4月版)云:“东晋……公元420年为匈奴族刘裕所灭。”(见该书88页) 说刘裕是匈奴族,实在是闻所未闻。《宋书·武帝纪》云:“高祖武皇讳裕,字德舆,小名寄奴,彭城县绥舆里人,汉高帝楚元王交之后也。”《南史·宋本纪》、《资治通鉴·宋纪》同。《南史·宋本纪·校勘记》云:“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五四以推算世次之法‘乃连前并及身而总言之’,据宋书自楚元王交(一世)顺次数到刘裕之父翘得二十一世,因为裕‘当为交二十二世孙。今云二十一世者,传写误’。”宋书并详细记载了从交到翘的官     

宋杨栋不是眉州青城人

《宋史·杨栋传》载:“杨栋字元极,眉州青城人”。这条记载有错,兹分下面几点论述之。一、宋代眉州无青城县。《宋史·地理志五》眉州条:眉州所统县四、为眉山(隋通义县,太平兴国初改)、彭山、丹棱、青神。无青城县。《续通典》《州郡八》:眉州县四:眉山、彭山、丹棱、青神。也无青城县。说杨栋是眉州青城人是错误的。     

关于古代汉语复音词问题的探讨(下)

八、汉代有三音节和四音节的复音词1、三音节复音词的形成“蛙虾蟆门.”(《汉书·武帝纪》)“水虫科斗蛙虾蟆.”(《急就篇》)按“蛙虾蟆”是三音节的复音词.它是怎样形成的呢?《国语·越语》:“(?)龟鱼(?)之与处,而蛙(?)之与同渚”.注:“蛙(?),虾蠊也”.《楚词》里东方朔的《七谏》:“蛙(?)游乎华池”,王注:“蛙,虾墓也”.(?)是虾蟆,古文字“(?)”字即作虾蟆形状.《越语》的“蛙(?)”当是汉以前的双音节复音词,“虾蟆”是汉代后起的双音节复音词,汉人又把“蛙(?)”的 “(?)” 换成当代称谓的“虾蟆”,于是在汉代就出现了“蛙     

孙子里籍考

清代乾嘉年间的著名考据家孙星衍在《孙子兵法·序》中说:“吾家出乐安,真孙子之后。”孙星衍自称是孙子的后代,照孙星衍的说法,孙子故里在今山东省广饶县,因为孙星衍原籍乐安,就是现在的广饶。 对于孙子的里籍,民国七年(1918)修的《乐安县志·人物志》也说:“孙子,各书谓武,齐人,而田氏祖属,祖书以功赐姓,食采乐安。此地以乐安名而见于载籍之最古者,事尤前于汉之以乐安名国名郡,则元(应为金)之用以名今县(按:当时“乐安”县已改“广饶”县,但《县志》内容,下限仍在未改之前)所属或亦有因。推是,则武或邑人。”这里说:“武或邑人”,虽然比较谨慎,但在整个民国时期,对此问题,除“广饶说”之外,别无他论。     

《三国演义》卷首词句句有来处

翻开罗贯中的长篇历史小说《三国演义》,最先扑入我们眼帘的便是一首《临江仙》词 :“滚滚长江东逝水 ,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 :青山依旧在 ,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 ,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 :古今多少事 ,都付笑谈中。”整首词句句有来处 ,由加工改造过的古典诗文名句连缀起来 ,可谓典范的“点铁成金”之作。前两句源出于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的“大江东去 ,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等几句词 ;第三句夺胎于《庄子·齐物论》里的有关文句 ,又似乎以陆游《示儿》的“死去元知万事空”一句诗为蓝本 ;第四句隐括刘禹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