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诗:《易经》卦爻辞的文学因素

在文化本质上,《易经》卦爻辞是用于占筮的筮辞,不是中国诗歌的成熟文本,但它因为运用某些赋、比、兴的"立象"手法,具有"前诗"即"诗歌之前的诗歌"的文学因素。本文对有的学人所谓《易经》卦爻辞"隐藏着一部比《诗经》还古老的诗集"〔1〕的看法提出商榷性意见。     

音韵学在《易经》卦爻辞解读中的价值

《易经》卦爻辞不是韵文,但间用韵语,这些韵语主要包括同卦诸爻用韵和同一爻辞内部相韵两种情况。查找出卦爻辞的韵语,有助于确定卦爻辞的句读和不同版本的异文,对于正确理解《易经》是有积极意义的。     

《周易》卦爻辞中的文学体式初探

《周易》卦爻辞蕴藏着一个丰富的文学世界。中国古典文学的各种体式(诗歌、寓言、散文、小说)在《诗经》之前的《周易》卦爻辞中已开始孕育并趋向成熟。     

《左传》文学成就论

《左传》是一部编年体历史著作。它不仅思想内容丰富,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而且也是一部文学成就很高的叙事散文作品。《左传》作为先秦叙事文学的重要作品,在我国散文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对其文学成就今天仍然还有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必要。　　　　　　　　　　　　　　　一《左传》的文学成就首先就表现在它的故事性强。具有故事性是叙事散文的重要特点。我国的散文从早期的甲骨卜辞到《易》卦爻辞,从金文到《尚书》,从《春秋》到《左传》,其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从叙事的角度看,虽然甲骨卜辞、《易》卦爻辞中有叙…     

《易》卦爻辞体制新探

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中国的文化艺术带来了新生机,《易》的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著名学者郭沫若、顾颉刚等人开始从史学、文学、哲学等角度去研究《易经》本身,取得了一些成绩,为《易》的研究开辟了道路。近年,《易》的研究开始有了新局面。但到现在为止,有些文章在解释《易经》经文时,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随意性,这原因是没有弄清楚卦爻辞的体制。而弄清楚卦爻辞的体制,是正确训释《易经》经文的前提,     

论《易经》的语言特色及其英译策略

易学的研究涉及哲学、历史、佛学、宗教、文化、医学、科技等众多的学科,然而,将易学与文学以及翻译联系起来的研究成果还不多见。《易经》具有言、象、意三个方面的内涵：它的卦爻辞充满着韵律美,它的选词用句精练含蓄内涵丰富,它的义理阐释形象生动,其寓言故事栩栩如生,令人百读不厌、受益匪浅。本文尝试从文学及其文学翻译的角度对《易经》进行解读与研究,探究更加符合《易经》原文的英语翻译。     

《周易》卦爻辞的文学性——《周易》与文学关系研究综述之二

《周易》作为中国重要的元典之一,在整个文化史上影响很大。一方面《周易》对文学创作、文学思想与文学批评诸方面产生影响,另一方面其自身卦爻辞的文学性也成为研究者关注的焦点,有大量的成果存在。研究成果主要是从《周易》卦爻辞的语言、音韵特点,文体特点,文学表现手法、技巧以及《周易》卦爻辞的文学价值等几方面展开的。     

儒道思想文化的合流——从《易经》到《易传》

文章认为,《易经》是一部占筮之书,是用八卦和六十四卦符号系统和卦爻辞来预测人事吉凶、指示人们活动的,依然没有摆脱殷人巫术宗教的羁绊.而《易传》则从人文文化的立场,从哲学的角度解释《易经》,抛弃了《易经》的宗教神学内容,继承了《易经》的符号系统,并保留了《易经》中以天道切合人道,天人贯通与神人合一的基本精神,使它们成为有用的思想资料而保留在《易传》的天人合一思想体系中.《易传》的基本精神依然是先秦的儒学,但吸收了道家的天道观,是儒道思想文化合流的结果.     

《周易》卦爻辞非歌谣考

在《周易》原初的占筮语境中,筮法的控制使卦爻辞与卦爻象一一对应,不存在叙事主体以及完整的叙事结构,因而卦爻辞绝非歌谣式的叙事。卦爻辞和歌谣的异质性决定了两者迥异的传播特征。两者的专名“繇”与“谣”在先秦不相混用。目前学界根据卦爻辞与歌谣形式上的相近,普遍将卦爻辞定性为歌谣,并尊之为中国诗歌先导,其探求思路的合理性或值得商榷。     

《文心雕龙》论《易传》的文学性

《文心雕龙》对《易传》的文学价值进行了多方面论述。刘勰认为文学的本原是道,文学的作用是明道,他提出的"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以明道"这一重要命题,正是总结《易传》对《易经》的阐释所做出的概括。他认为《易传》释经不是简单的转述与琐碎的注解,而是精心创造并广泛使用了"丽辞",既多用对偶,又注重协韵,是文章的典范。他认为,《易传》在文章体裁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意义,论、说、辞、序几种文体的产生,都与《易传》有着直接关系。他还论证了《易》象的意义,评价了《易传》的语言,分析了《易》的事象,既揭示了《易传》的文学贡献,也体现了作者的文学观念。     

秦代文学的历史意义与价值

本文分析了秦代文学产生的历史背景,认为秦代历史短暂,文化底子较薄,特别是秦实行“焚书坑儒”的文化专制主义是秦代文坛寂寞的主要原因。作者同时又从历史文献及前人研究成果中挖掘出秦代文学的具体成就,指出秦代文学有其特色,是那个特定历史时代风貌的生动写照,各种文学形式在不同情况下步履艰难地发展着。实事求是地总结秦代文学的成就及其成因,对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不无裨益。     

论西汉论体文的创作

论体文是西汉散文中的一种重要文体,其表现形式通常有两类:一类是单篇的论体文,如贾谊的<过秦论>;一类是专题论著中的论体文,如桓宽的<盐铁论>.西汉论体文的内容非常丰富,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借秦为谕的史论文;二是总结学术的文论;三是表现文人参政议政的政论文;四是表达"士不遇"的讽论.西汉论体文以其突出成就和独特风格为以后论体散文发展提供了优秀的范本.     

朝鲜古代“文体论”的形成及《芝峰类说》的文体意识

在朝鲜古代文论中,涉及“文体论”的内容．相对于中国古代“文体论”来说是比较欠缺的。从高丽中期直到朝鲜朝中期的李啐光的“文体论”,才使其具有了一定的规模。而李啐光的《芝峰类说》的“文章部”,明确地列出“文体”部分．对一些重要而常见的文体都有所介绍或论述。对《芝峰类说》体例上的自觉的文体意识的研究是李啐光“文体论”研究的前沿基础部分。     

从《焦氏易林》看汉代人的秦史观

《焦氏易林》作为一部大致成书于西汉中晚期至东汉初期的特殊文化典籍,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其中就多有对秦史的相关记载。其中对秦兼六国、扶苏、商鞅和秦昏暴之政的记载,为我们展示了汉代人的秦史观、儒学理念在汉代民间的普及以及汉代人对秦的理性反思。     

先秦至唐代“发愤说”内涵及源流考索

“发愤说”中的“愤”在唐代以前专指作家创作前情感郁结于心的憋闷心理状态,这种状态既可由愤怒等否定性情感引起,也可由创作主体极度快乐的情绪造成;“发愤”则是指作家通过文学创作来解除郁积在内心的憋闷情绪。“发愤说”很好地解释了作家进入正式创作前创作动力之所由的问题。“发愤说”滥觞于先秦的屈原,历经汉代的《淮南子》;司马迁、王逸的发展,降及有唐,孔颖达、韩愈等对其进行了新的诠释,使之成为一种成熟的文学创作理论。     

论汉代谣谚文化研究的重要性

我国古代谣谚文化发展至汉代已较为兴盛,并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这主要体现在三方面:其一,汉代谣谚作品数量多、类别多,时政谣谚、经济谣谚、哲理谣谚皆有。其二,汉代谣谚的艺术表现力强,形式不拘,风格多样。其三,汉代谣谚既可与史互鉴,又可补史不足,既是汉代民众普遍情感的反映,又是汉代多样风俗风情的体现;汉代谣谚奠定了后世谣谚艺术的基础,且对当时及后世的文人文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些皆体现了汉代谣谚文化研究的重要性。       

《易传》的道德观发微

《易传》是我国先秦时期一部专门解释《易经》的重要典籍,在其无比丰富的内容中,透露了相当深刻的道德观念:一是对《易经》所包含的道德观念进行了创造性阐发;二是大力倡导一些具有积极意义的道德精神;三是提出了一些具有积极意义的修身原则,这些都对我们民族的道德理论和道德实践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秦桧与绍兴文坛的谀颂之风

南宋绍兴文坛的谀颂之风是特指阿谀秦桧之作而言的,为秦桧歌功颂德之作数量的巨大与吹捧程度的露骨,是其主要表现。谀颂之风的背后,固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特定时期的社会心理:即南渡士人重见中兴的期望,但究其产生的本质原因,绍兴文坛的谀颂之风,实际上是文字狱的另一面。阿谀秦桧与文字狱都是秦桧作为权相的特征,两者有着很深的连带关系,是同一根源的文化现象,前者是秦桧欲附己而发,后者是秦桧因排异而起。     

汉代的"筰都夷"、"旄牛徼外"与"徼外夷"--论汉代川西高原的"徼"之划分及部落分布

汉代川西高原地区的部落分布中,出现了同都夷地区紧密相关的"旄牛徼外"和"徼外夷"等,这些特定称谓蕴含和折射了川西高原地区"徼内"、"徼外"两地人群间的界线、关系与二者互动等情形,反映出都夷地区是当时联系"徼内"、"徼外"以及邛人、人往来及通蜀的一个极为关键的地区。     

秦汉文学流程的文化观照

本文是<商周文学流程的文化观照>的续篇,文中将继续追问一些文学史问题,诸如为何文化专制时代的颂歌体文学特别发达,为何"秦世不文"而后世的<过秦论>、<桃花源记>、<阿房宫赋>、<孟姜女哭长城>等等"谴秦"作品却成了文学名篇,汉武帝的"罢黜百家"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有无本质区别,汉代巨史大赋的森林是在什么样的文化原野上生长繁茂的,表达了作家们怎样的文化追求和审美理想,"少而好赋"者为何又"壮夫不为",东汉张衡何以在登上了汉大赋的峰巅之后又转向了以山水田园和平凡人性为背景的抒情小赋等.作者认为,文学名篇的细读和内部研究非常必要,但滋养文学华林的文化的阳光雨露却只能作外部观察与考量,文学景观的兴衰存亡依赖于远比自身广阔得多的人间万象和天地风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