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权力义务性问题的宪法学思考

近代法治理论建立在对国家权力高度不信任的基础上。宪法正是为在权力与权利之间进行恰当的划界,有效地防止国家权力对公民权利的侵害而产生、存在与发展的。随着我国建设法治国家理念的入宪,国家权力(尤其行政权)的义务性日益凸显成为保障公民权利、完善民主制度的适当手段和必要方法,义务性也随之成为国家权力本质属性之所在。     

权利域中的权力制约: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关系的自由主义解读

自由主义面对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共生中的权界冲突性于不同时期提出了不同主张并付诸于实践:传统自由主义显示了权利的傲慢与权力的卑微;现代新自由主义进行权力提升式纠偏,却陷入了国家干预主义的权力扩张困境;当代自由主义权利复归下的分歧犹在,但面对现实的折中已是必须。不断地自我否定是自由主义寻求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关系实践合理性的具体呈现,权利域中的权力制约是自由主义构建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关系的基点所在。实现权利与权力关系具体性与历史性的有机统一,才能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数字权力的兴起、扩张及治理

数字时代引发了新的社会变革,尤以新兴权利和权力新形态为主要标志。数字技术开辟了新的政治空间,产生了新的权力基础。在数字技术与权利和权力的深度融合中,数字权力作为一种新的权力形态得以诞生,并进一步改变了原有权力的组织形态和法律形态。权力天然具有扩张性,数字权力具有高度私人化、高度弥散性与监管脆弱性的特性,相较于传统权力形态,其扩张倾向更为显著,由此引发了国家、社会、个体三个层面的危机。数字权力扩张的理论与实践现实,需要在把握数字社会权力动态的基础上重塑权力格局,以新的治理方式应对当下的权力变化与扩张后果。。     

论宏观调控权力权利化——宏观调控权之法理学解读

本文在评析宏观调控权理论现状的基础上，认为在法治化的背景下，不应将宏观调控权单纯理解为一种国家权力，而主张将宏观调控权力作为国家享有的权利的标的来理解，即宏观调控权力权利化，并从宏观调控权力应该权利化和能够权利化两方面对其作了正当性分析.     

权利与权力的分野与暗合——对个人与国家权利关系的一种解析

从现实层面讲,个人权利和国家权力是分野的,因为它们在理论上是两个独立的法学范畴,在实践中又是两个不同的权利运作模式.从价值层面讲,个人权利和国家权力又是暗合的,因为国家权力在本源上来源于个人权利,并在终极意义上应当服务于个人权利,实现权利与权力的有机统一是现代民主与法治的本质要求.     

从封建王权思想到国家主权理论——近代西方国家权力观念溯源

“国家权力”思想是近代西方国家理论的重要内容。为了保障个人权利,国家权力既是有限的和相对的,同时必须也是具有权威性和有效性的绝对权力。国家权力的这种内在张力是它的基本特征。近代西方国家的这种权力观可以追溯到中世纪西欧的封建二维王权思想。本文试图以封建王权思想的内在机理为起点,考察政治权力思想从国王的权力到国家主权的演变过程,并揭示国家权力的绝对性与相对性是国家理论体系中的根本问题。     

论从权力本位到权利本位的嬗变

权力是政治国家的主导运行规则,权利是公民社会的主导运行规则。权力与权利的关系反映了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以利益为联系纽带的对立统一关系。权力具有社会性、非对称性、强制性、与职责相对应性;权利体现自主性、公认性、与义务相对应性。从权力本位走向权利本位是发展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是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特征。努力维护权利、切实保障权利、充分享有权利是文明社会的标志。当代中国要发展民主政治、建设政治文明、实现民族复兴,就必须实现从权力本位到权利本位的根本转变。     

试论警察权力与公民权利

权力与权利 ,警察权力与公民权利 ,是警察法学中非常重要的问题。权力是指在政治、管理等多方面起控制、支配作用的强制性力量 ,权利是要求他人作为或不作为的一种资格 ,权力与权利相互依存、相互渗透 ,又相互对立、相互制衡 ;警察权力是警察机关及其人民警察在国家法律规定的职权范围内依法可以行使的权威性行为 ,是一种特殊的国家权力 ,包括许多若干具体权力 ,行使警察权力必须做到合法、准确、及时、适度 ;公民权利是国家宪法和法律确定、赋予并加以保护、支持和鼓励的各种法律关系主体所享有的一种安全、自由和物质好处的权能和利益。公民权利的保护程度体现着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和法治水平 ,公民应享有充分的权利。     

两权博弈与国家义务论

权利与权力的平衡状态是宪政秩序运作之基本保证,通过法律规范和约束权力来保障公民权利是控制权力之基本途径,那么设计以国家保障人权为重心之法律规范并构建完善之国家义务体系,则定当能消解权利与权力博弈之困境,所以,国家义务具有制衡功能。     

市民社会制约政府权力的思考

以社会制约政府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首先 ,个人权利是人与人之间的认可和许诺 ,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础。也就是说一个人的世界无所谓权利 ,权利的实现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权利让渡。而国家权力的实施归根到底是一种公共选择的结果 ,在具体的操作中完全可以不顾个人的意愿而进行。通过确定一个稳定的秩序 ,国家权力是保护个人权利的最有效工具 ,但同时又是个人权利的最大最危险的侵害者。因为在政府权力面前 ,个人显得太渺小 ,以致于对政府权力的侵害无能为力。而市民社会本身就是政府产生之前个人权利交易的场所 ,代表了个人权利的复杂集合…     

论制衡型刑事诉讼机制的构建

注重制约是刑事诉讼中权力分工与防止权力滥用的必然要求,也是保障被追诉者主体地位和基本人权的需要.在我国刑事司法中,权力之间配合有余而制约不足,且几乎不受当事人权利的制约,导致刑事诉讼呈现出明显的"追诉推进性"倾向,不利于防错、纠错以及保护无辜,不适应保障人权和刑事诉讼法治现代化的需要,应当向制衡型转变,即在制约措施设置上实行事先预防与事后纠正相结合;制约权力滥用与强化对不履行职责的监督制约并重;进一步明确公检法权力分工,并合理设置权力之间的制约,注重权力制约程序化,实现制约规范化;以及适当强化被追诉方主体地位和诉讼权利保障,以形成以权利制约权力的实质化、有效化机制.     

权力的伦理

权力与伦理的关系是任何政治实践和政治理论研究不可回避的基本问题之一 ,重新表述权力伦理就是援引一般社会伦理的核心原则 ,运用演绎的方法 ,在权力领域中建立以权力为专门约束对象的社会伦理子系统。该子系统对应于权力的形成、结构与运作方式 ,能够具备逻辑上的自洽性与周延性。作为规范研究的必要补充 ,社会情境也适当纳入本文讨论范围     

论公民自治权与国家权力的衡平:社会契约论视角

国家权力来源于社会个体权利,社会个体权利是国家权力获得正当性的依据。当国家权力具有相对独立性之后,其行使应遵守一定的规则和界限。在社会契约理论下,稳定的社会治理结构应当既能够给予国家权力必要的权限,又要对国家权力加以必要的限制,以避免国家权力对公民自治权的不当干预;既能够维护公民的自治权,又要防止公民自治权的滥用,破坏社会秩序。从一定意义上说,稳定的社会治理结构应当是一个公民自治权与国家权力保持平衡的结构。卢梭社会契约论的理论内涵,对处理我国公民自治权与国家权力的平衡关系具有深远意义。     

论经济法基本范畴之国家权力与社会经济权利

人类社会从野蛮向文明的过渡中,伴随着社会权力的演变和向国家权力的过渡,社会权力在被国家权力取代的同时又有着很大程度上的保留。后形成的国家权力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社会权力的作用。社会经济权利由此在法律层面上独立于国家权力而存在,但社会经济权利的实现始终依赖于社会经济权力,只是在国家形成后,国家权力为了妥协于社会经济权力代为实现了部分社会经济权利。     

论经济法基本范畴之国家权力与社会经济权利

人类社会从野蛮向文明的过渡中,伴随着社会权力的演变和向国家权力的过渡,社会权力在被国家权力取代的同时又有着很大程度上的保留.后形成的国家权力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社会权力的作用.社会经济权利由此在法律层面上独立于国家权力而存在,但社会经济权利的实现始终依赖于社会经济权力,只是在国家形成后,国家权力为了妥协于社会经济权力代为实现了部分社会经济权利.     

全球化视野下的软权力暨中国软权力探析

冷战结束以后,另一种构建在文化、意识形态、信息力、国际规则等之上的非物质化的特殊力量--软权力在国家综合国力中的地位日益隆兴并日益成为21世纪权力竞争的核心部分.各国权力竞争也愈加呈现出"软性博弈"的态势.全球化、信息化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国家权力分散与集中的趋势,使各个权利中心与行为体一道成为国际舞台上的权利拥有者与行使体.中国必须采取各种措施调整战略以应对由此而带来的各种挑战.中国既拥有丰富的软权力资源与优势,又存在各种问题.因此,必须加强软权力的建设与软权力资源的培育.使其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发挥重大的作用.以此来巩固自身的国际地位与维护增强国家权力.     

再论文化产业正义:文化产业权力与权利

文化产业权力与权利是人、社会和国家权力与权利的延伸和表现形态,有着塑造人、社会、国家的功能。宪法对国家和公民文化权利的规定,建构了文化产业权力和权利的基本关系,构成了文化产业发展与文化产业权利最核心的正义关系。重建文化产业发展的公民、社会和国家的权力和权利关系,在建立和树立实现市场经济正义的同时实现文化产业正义,从而使得"文化产业正义"成为"社会的公平与正义"的正义体现,用公平、均等的文化产业权力与权利观,建构中国新文化产业正义观和新的国家文化安全观。     

惩罚与保护的平衡点——刑事赔偿国家免责的理论与实践

在实现法治的过程中 ,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并非总是和谐一致 ,而是往往处于冲突之中 ,这一冲突在刑事司法领域表现尤为突出。刑事赔偿国家免责的理论与实践为解决这一冲突模式 ,特别是在中国现实司法语境中合理界定二者之间的边界 ,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认识进路。在法治社会中 ,刑事赔偿国家免责条款所界定的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的平衡点 ,绝不是中间点 ,而应当向保护公民权利倾斜 ,即在国家权力和个人权利发生冲突的情形下 ,应该优先保护个人权利。     

论监督权力和监督权利的关系及良性互动的实现

公民的监督权和国家机关的监督权是词义相近但性质和含义却有很大差异的两个概念,公民监督权利的法理基础是人民主权原则,国家监督权力的法理基础是权力制约原则.公民监督权利行使的强弱和频繁程度主要取决于国家权力行使的合法、合理、公平、公正性.当监督权力弱化或失效时,公民监督权利行使的频率会大大增加以对监督权力的空缺进行补位.在完善权力制约和监督制度时,应注重健全和完善监督权力、实现监督权利对监督权力的制约、发挥监督权利对监督权力的促进和推动作用,最终达到监督权力和监督权利的良性互动.     

“文学自觉”后的经学权力与文学权力：从疏离抗拒到协作耦合

经学在古代的学术文化体系中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对其他学术文化部类有持续产生影响的权力。在“文学自觉”后,受着经学权力控驭的文学获得了相对独立的发展,在发展中取得成果也滋生弊端。同时,“自觉”后的经学权力虽然凌夷,但也一直捍卫自身并意图对文学予以规约：文学权力与经学权力间出现了疏离甚至是对抗的局势。如何在新的历史实践中激活传统,使包括经学在内的文化学术能对文学发挥适当作用,且不妨害文学更好地存在和发展,遂成时代课题。对此,刘勰给出的理论方案最为系统和全面。其方案的核心在于“宗经”式思维。他的“宗经”并非是学术宗经,而是以重新赋予经学相应文学权力为策略,通过文体谱系来落实,以构建经学与文学间新型耦合关系的方式为实践指向的理论系统。经过刘勰时代及至初唐,文学发展的实践印证了刘勰的理论构想。刘勰给出的协理经学与文学权力关系的方案,在文学史研究中具有深远的理论示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