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90年代以来联合国视域下中国的反霸思想

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世界各国人民的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也是中国政府一贯的原则立场和对外政策的纲领。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中国国力的提升,中国两代领导集体在联合国舞台上反霸思想的内涵日益丰富,反霸的方式和策略日益成熟,充分体现了中国＂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的良好形象。     

论毛泽东"三个世界"战略思想的历史意义

20世纪70年代,国际形势风云变幻,毛泽东站在国际战略的高度,审时度势,提出了“三个世界”战略思想。“三个世界”战略思想对于团结世界人民反对霸权主义,促成广泛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改变世界政治力量对比关系,对于确立和调整上世纪70年代中国外交战略,改善我们的国际环境,提高我国的国际威望发挥了重要作用,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论邓小平国际行为体角色思想

邓小平国际行为体角色思想的思辨性主要表现在对行为体及其角色的相互区分和运用上。邓小平国际行为体角色思想主要体现在邓小平的反霸思想中,具体包括为何反霸、如何反霸以及关于中国维护世界和平的角色定位等内容。但其核心是把行为体和行为体所扮演的角色区分开来,只反对任何霸权主义角色,而不是针对某一行为体本身,这正是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对事不对国”的理论依据。     

论中国的联合国外交特点

自1971年第26届联大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以来,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外交成为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联合国舞台上的中国外交充分显示：中国政府始终坚持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努力实现中国内政外交的建设性互动,寻求国家利益和国际责任的综合平衡,树立了中国良好的大国形象。     

1961年美英关于联合国中国代表权的分歧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一批新独立国家成为联合国成员,美国在中国代表权问题上的“延期审议”方案在联合国难以为继。就在此时,英国在1961年改变了原来支持美国的立场,不仅反对美国的“延期审议”方案,而且公开赞成中国加入联合国。美国在中国代表权问题上迫切需要英国的合作以获得成功,因此,美国在政策调整时不得不与英国充分协商。通过这种协商,英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的政策。     

析台港新中国国际地位与外交前景研估的偏颇

台港地区长期以来对新中国的国际地位与外交前景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会愈以减弱,外交前景暗淡无光;一种则认为中国大陆将成为新的“世界超级大国”,甚至有“中国威胁论”的奇谈怪调。两者都颇有辨析之必要:一方面,50多年来,新中国已经成为对世界政治经济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国际声望日隆,外交舞台日益开阔;另一方面,不管是从文化渊源、对外政策抑或是国家实力上看,中国都不会致力于成为一个“超级大国”,亦难以成为“超级大国”,“中国威胁论”大可休矣。     

从中国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看中美之间的战略博弈

新中国之加入联合国,既是中国政府坚持斗争、反霸权、反"两个中国"图谋的成果,也是当时操控着联合国的美国出于国家利益考虑调整其全球战略的结果。这样的大是大非背景也预示着中美关系的发展还需要双方付出更多的努力。     

20世纪60年代初期巴基斯坦从根本上改善巴中关系的原因探析

20世纪60年代初期,巴基斯坦一改50年代对新中国不冷不热的态度,开始致力于从根本上改善和新中国的外交关系。笔者认为主要原因如下:其一,巴基斯坦和主要陆地邻国——印度、阿富汗的关系长期不和,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尤其紧张;其二,巴基斯坦在和邻国的纷争中得不到当时世界两个超级大国——美国、苏联任何一方的有力支持,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表现得尤其明显;其三,20世纪60年代初期,中苏、中印关系十分紧张,这就为巴基斯坦提供了其认为可以利用的矛盾并借以改善中巴关系的难得契机。     

反帝反霸斗争的历史创举

当前,经济危机风暴正猛烈地冲击着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两个超级大国,它们的日子都很不好过。在天下大乱,“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国际形势中,第三世界国家已经成为反对两霸斗争的主力军。特别是阿拉伯产油国家联合第三世界其它产油国,运用石油武器,开展了声势浩大的石油斗争,反对两霸转嫁危机的阴谋,沉重地打击了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这一反帝反霸斗争的历史创举,震动了世界。     

任重道远联合国

任重道远联合国王杰联合国成立已有５１个年头。它起因于避免再次发生新的世界大战。不久，由于苏美两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联合国陷入了“冷战的泥潭”，并且成为两霸各自扩张势力的场所。于是，人们对联合国感到失望。当历史的车轮转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     

《关于领海的声明》的发布及对南海权益的维护

中国政府为了有效行使对领海的主权权利和管辖权,根据国际实践和公认的国际法原则,于20世纪50年代公布了《关于领海的声明》。该声明为维护南海权益、保证国防安全提供了国内法支持,并标志着中国政府建设南海秩序的开始。     

联合国大会“联合一致共策和平”377（Ⅴ）决议之审视——联合国大会权力的首次扩展

联合国大会于1950年11月3日通过的名为“联合一致共策和平”的决议，在联合国制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意义。在笔者看来，它至少对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产生了以下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安理会机制的不足，增强了其维护和平和安全的效能；开创了联合国维和行动中“维和部队”机制；根据该决议启动的联合国紧急特别会议制度有利于国际社会在联合国体系内对霸权主义的遏制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实现；该决议也为今天的联合国的改革指明了方向。     

以交换观试看联合国的历史地位与发展趋势

交换范围的国际性扩大,必然要求国际性的社会交换秩序,进而推动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化,而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化,又必然推动解决矛盾的责任主体的"一体化",即推动社会上层建筑的"一体化"的发展。成立于二战之后的联合国,作为国际经济秩序的组织保障,承担着规范国际交换秩序的政治职责,实质就是国际一体化的社会上层建筑的组织形式,就是国际一体化的政治实体。联合国的发展趋势,必然是成立"联合国政府"。当今国际社会面临的诸如环境恶化、贫富差距、金融危机、地区冲突、恐怖主义、国际安全等问题,实质都是交换秩序上的问题,问题的解决都属于政府性职能的建立。在解决这些问题的现实努力中,"发挥联合国的主导作用",实质就是要发挥联合国的政府职能的作用;"加强联合国建设",必然是加强联合国的政府职能的建设。     

从新疆“7·5”事件谈国内传媒对外传播策略

新疆＂7·5＂暴力犯罪事件发生后,部分西方媒体通过选择性报道有意歪曲丑化中国形象。对此,国内传媒不仅要揭露其所谓＂新闻自由＂的虚假性,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建立媒介舆论危机的干预机制,增强引导国际舆论的传播力量,强化舆论危机干预的政府责任,发挥网上民间力量的打假作用和重视海外华人群体的沟通力量等策略,化被动为主动,有效地反击西方媒体的歪曲报道,积极教育引导国内外广大受众。     

冷战后日本介入台湾问题的战略意图

冷战结束以来，日本不断调整对台政策，明显提升日台关系。日本从谋求政治大国、遏制中国的崛起、地缘政治、经济利益、强化对台政治影响力出发介入台湾问题，其战略意图是干涉中国内政，利用台湾问题来制约中国的发展，影响中国统一进程。     

和平崛起视阈下汉语国际传播历史嬗变的启示

汉语国际传播充分体现了国家软硬实力,涉及国家的最高战略。中国在加快发展政治、经济、军事实力的同时,更要大力促进汉语言文化国际传播健康持续发展。汉语国际传播历史演变反映了国运的兴衰。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深入研究汉语历时和共时传播模式、形态、内在机制,以及宗教文化对汉语言文化国际传播的重要影响,对今后汉语国际传播健康持续发展,全面提升国家软硬实力,促进中国和平崛起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我国打击分裂恐怖活动国际合作的战略构想

“东突”分裂恐怖势力对我国的安全具有极大的危害。我国政府对民族分裂势力确立了“主动出击、露头就打、先发制敌”的方针。当代国际恐怖主义情况复杂,“东突”分裂势力与中亚恐怖主义相互勾结,仅凭我一国之力难以根绝,必须加强与中亚国家的合作,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的破坏活动。上海合作组织正是可供我国联合中亚国家打击分裂恐怖势力的极好平台。     

“和文化”与跨文化传播

中华“和文化”若要实现跨文化传播,应厘清如下议题：1．中华文化缺乏跨文化能力的原因;2．到底什么是中华文化,对外传播中华文化要传播什么;3．“一多不分”是“和文化”的特征：君子有“和”文化,小人有“同”文化;4．“一多二元”不是“和”文化;5．“和文化”是具有穿透力的文化;6．学习比较中西文化精神的阐释话语,是中华文化跨文化传播的根本能力。     

教育的现代化研究范式与本土化视域

现代化研究范式长期以来占据中国教育研究的支配地位。人们通常用这一研究范式考察和分析中国教育,并解析出其前现代性、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成分作为进行教育改革的起点与依据;但这种以西方社会为背景、并带有＂西方中心主义＂色彩的思维范式,与中国教育的传统和现实都具有巨大的差距。现代化研究范式所构建的价值坐标、其命题与原则与中国教育所欲解决的问题,并不构成一一对应关系。教育研究的本土化视域要求具有着眼于国情的＂问题意识＂、民族自身的＂价值坐标＂和摆脱自身局限性的＂超越眼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