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士禛与桐城诗学

王士禛神韵诗风长期影响着清代诗坛,桐城诗学中也有神韵的色彩。王士禛与桐城几大家族成员有密切的交往,其编选的《古诗选》直至晚清都被桐城派视为诗学教科书。桐城派文学主张重神,推崇淡远超逸的神韵境界;向往阳刚与阴柔之美的结合,于二者中更重视阳刚之美,而创作却偏向阴柔;强调学力与天赋兼重,提倡禅悟之境。这些都与王渔洋的神韵诗学甚为吻合。尽管清代后期王士禛在桐城派中的地位有所下降,但其对桐城诗学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姚鼐及其山水诗文

清代乾嘉时期的姚鼐,被称为桐城文派的代表人物之一。钱钟书先生指出,清代桐城也有诗派。而姚鼐也是桐城诗派中的重要诗人。姚鼐诗和文都较多。在姚鼐的诗歌中,写得最多、也写得最好的是其山水诗;在姚鼐的散文中,写得最有特点、最被传诵的也是其记游山水的文章。应该...     

鲍桂星《赋则》考论

鲍桂星是清代中叶的文学家,他师从吴定、姚鼐学诗文,成为桐城古文派的重要作家之一,因其进士及第后长期任职翰林院,使他的文学创作与批评,又成为桐城文风与翰苑文学结合的范例.鲍氏在赋学研究领域也取得了卓著的成就,其所编纂的(赋则),选录自战国到清代的赋作,实因正翰苑赋体而为,对赋的本源、体用、修辞、格律、章法,都有着独特的思考.在选赋与论述中,他一方面注重辞赋格律为科考律赋提供津筏,另一方面自觉地运用桐城古文法指导辞赋创作,赞美气韵沉雄的风格,这也正是对长期以来应试律赋纤弱之病的拯救与反思.而<赋则>的选赋与评点所表现的兼融古、律的风格,正与嘉、道间文学会通思潮相契,彰显出时代特征.     

太华三峰 质文兼美——论方苞、刘大櫆、姚鼐散文的杰出成就

1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曾经出现过几次古文运动。唐代韩、柳,北宋欧阳修,都领导过古文运动,到清代出现了一个桐城派古文运动,其声势之大、历时之久,参加成员之众多,除宋代的“江西诗派”外,没有一个文学流派可与之匹敌。这个散文流派的代表人物是方苞、刘大櫆、姚鼐,因为三人都是桐城(今安徽桐城)人,所以有了这个称号.桐城三杰,方苞是创始者,刘大櫆为中继,姚鼐是集大成者。他们前后相继衔接,且都长寿,以毕生精力和不懈努力,按照一个宗旨长期从事一项活动,从而取得了显著成效。     

接武旁流：阳湖派与桐城派关系新论

阳湖派与桐城派之间的隶属关系问题是清代散文史上的一桩公案，当下文学史叙述中通常将阳湖派视为桐城支脉。然而从文学流派的角度考察，阳湖派实际上并不具有后世文学理论所定义的诸要素，这是造成学界对两派关系无法形成共识的重要原因。还原历史语境，阳湖派其实是清人特定地域和学术观念下具有家族相似性，呈群星散点式分布的古文流派。阳湖也并非桐城分支，而是各自独立。乾嘉时期，桐城派有意识的结构流派是造成阳湖在后世依附于桐城这一文学现象的关键因素，这使得阳湖派在文学史叙述中失去其应有地位。再加上后世研究者远离清人语境，用后置文学流派分析前代文学现象时预设了流派对话的“前理解”，遮蔽了古今流派观念差异，更进一步固化了这种印象。     

让他三尺又何妨

清朝康熙年间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英,老家在安徽桐城县。有一年,他的家人因修筑围墙之事而与邻居互相争夺地界,矛盾十分激烈,闹得不可开交。当地官员感到很棘手,觉得很难调停处理。其家人便从桐城写信寄到北京,请求张英出面处理,希望凭借他的高官地位和权势把邻居压下去。张英接信以后,非但不采纳家人的意见,反而主张退让,宁肯自家吃些亏,也要和邻居搞好关系。他提笔赋诗,以诗代信,劝导家人。他在诗中写道:“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诗的意思是说:家人从千里之外的安徽桐城寄来书信,不过是为了修围     

地域文学视域下的清人论清文:《国朝文棷题辞》与清代文集叙录

平步青《国朝文棷题辞》以千余卷规模的清文总集《国朝文棷》为基础,对清代散文作了集成式叙录。此书从地域文学视角出发,挖掘出清初江西散文与清代浙东散文发展的内在细节与地域集群性特征,揭橥出桐城文派之外丰富的散文创作事实,对于还原文学史真实面目、梳理文派流衍、重写清代散文史,均有比较重要的价值与意义。     

论雍乾枢要之臣张廷玉

清代安徽桐城张氏家族中,张英、张廷玉、张若霭,祖孙三代,侍值内廷,颇受康雍乾三帝的青睐,可谓“合家顶戴”,满门朱紫。尤其张廷玉,“登朝垂五十年,长词林者二十七年,主揆席者二十四年,凡军国大事,奉旨商度”。他久履揆席,“出云作雨,不见其迹”。张廷玉朝夕伴君,勤劳翊赞,对雍乾政治的参预和影响程度,决非满汉臣僚可比。对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的强化及清初政权的巩固,张廷玉起到了一种极为特殊的作用。剖析张     

方学渐与桐城学风的昌盛

明清时期,桐城文化极其繁荣。追溯其源,则肇始于明代中叶,以何唐辞官归里讲学兴教为发端,其后至方学渐布衣振风教,创办桐川会馆,首开设馆讲学之先河,主坛席二十余年,桐城文风、学风遂至昌盛。方学渐为桐城教育及文化发展鞠躬尽瘁,厥功甚伟;他是继何唐之后对桐城教育做出重大贡献的人物。从此桐城人读书为学风气大开,影响深远,最终形成清代桐城文化的鼎盛与辉煌。     

集群流派与布衣精神——清代前期文章史的一个观察

清代前期文坛上若干文人群落应运而起,有的衍变为流派。这些文学集群的存在,再次印证了"文可以群"的古义。在显示清代文运的发足与繁盛的文人群落中,遗民社群、鸿博词人、毗陵四家、清初三大家和桐城三祖因依相应的时代人才条件,鼓荡声气,各有作为。尽管挽奇入正是这个阶段的大趋势,但在这些集群的挺生及前后衔接联系等方面,布衣精神作为聚合元素与文学素质隐然跃动。由此可以构成对清代前期文章史的一个别样观察。     

张邦伸《全蜀诗汇》与清代地方诗歌总集编纂

张邦伸是乾嘉年间四川著名的乡贤代表,其晚年热衷于对乡邦文献的整理,他编纂的《全蜀诗汇》是清代四川全省第一部清诗总集,对清代四川后续诗歌总集如《蜀雅》《国朝全蜀诗钞》等的编纂有着重要的垂鉴价值与示范效应。虽然《全蜀诗汇》今天仅存残卷,但可以在张邦伸编纂的另外一部诗歌总集《汜南诗钞》的研究基础上,对《全蜀诗汇》的编撰体例、诗歌评点和文献价值等方面进行管窥,还原其本来面貌,以期推动清代四川诗歌总集的研究。     

刍议张船山在清诗史上的地位

文章考证了清代学者张船山的生平事迹、著作,通过古今学者和通行文学史对张船山的评价,客观地阐述了张船山的文学诗歌成就,指出了张船山对于清代诗歌的影响和贡献。     

清初毛彰及其《闇斋和杜诗》考论

新发现毛彰《闇斋和杜诗》三卷,结合全祖望《续甬上耆旧诗》收录毛彰之诗,使我们对其生平及其创作有了更多的了解。据此认定毛彰是清代甬上的第一代诗人,其创作诗歌已入康熙朝,是清初甬上致力于学杜的代表诗人。毛彰的学杜诗歌,标志着甬上诗坛学杜趣尚的改变,同时也代表了唐风的延续,而与清初的宗宋派诗风大异其趣。     

高密派诗学所关的一代诗运——清代高密派诗学理论成因探析

高密诗派是清代康乾盛世时期一个地域性很强的诗歌流派。它以"高密三李"李怀民、李宪暠、李宪乔为代表,趋步中唐诗人张籍、贾岛的"苦吟"。其诗学理论则乖离盛世文化主流,具有明显的针对性,为整体认识和了解清初诗学开辟了另一新颖的视角。     

公私兼美——清代前期桐城张氏家书研究

明清时代,"缙绅发迹、文物蔚兴"之门的桐城张家,尤以张英、张廷玉为其代表人物。家书——这个公、私一体化的特殊载体,既展现了当时张氏家族成员的私人体验和情感;同时,又不可避免来自公共领域的声音和力量侵入,从而出现公、私两个领域交叠的痕迹,并由此催生了公、私之间动态的平衡关系。     

中唐乐府讽谕诗之价值评判与元白张王之优劣异同——从接受学角度对清人相关论述的一个梳理和检讨

时至清代,以白居易为代表的乐府讽谕诗受到重视,获得了持续走高的道德评价,由此反映出清代诗学思想向正统的回归及其现实干预意识的强化。而在对元白张王之优劣异同的品评上,多数评家持白优元劣、张优王劣的意见。相比之下,白优于元,不只是艺术水准上的领先,更在于道德品格上的优胜;王劣于张,固然与其诗不及张诗的深秀古质、清丽深婉、浅隽多趣有关,但也缘于清代评家对所谓浅俗的偏见。此外,对元白诗派之特点尤其是同中之异,清人也有了较前人深入的认知和把握。至于张、王二人在创作中与元白诗风的离合变异,则尚留下可进一步探索的空间。     

高密诗派领袖李怀民诗歌艺术综论

李怀民是清代高密诗派领袖,今存诗437首,其中五律最多.其诗歌创作现实功利性很强,即借助"师古"——古诗宗法"陶韦"、律诗学习"张贾",以矫正明清诗坛"矫饰"熟俗"、不"入格"等流弊,故呈现"清真"平淡"新奇"的风格特征与"格法精严"的艺术特点.其审美理想、成长环境、人生遭际、创作态度等也是影响其诗歌艺术特征的主要因素.其诗被后人奉为典范而广为流传,在一定范围内扭转了一代诗风,在清代诗坛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诗歌局限主要是题材内容不够广泛.     

文学思想和实证研究的有机结合——评张兵等著《文化视域中的清代文学研究》

张兵等著《文化视域中的清代文学研究》体现了文学思想和实证研究的密切结合.该著以文化视角对清代文学发展中的一些突出文学现象如群体性、地域性、文字案狱与文学、艺文幕府与文学等加以统摄,进行了系统的开掘和研究,是近年出版的一部清代文学尤其是清代诗歌研究的力作.     

论顾瑛在元末文坛的作为与贡献

顾瑛以独立的“文人”身份和以赋诗为娱乐的文学理念崛起于元末 ,主要通过主持玉山雅集及其诗歌创作与杨维祯相呼应而领袖文坛 ,为铁雅派的发展和古乐府运动的演进以及元末文学的繁荣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吴藻词论

吴藻是清代词坛上最具代表性的女性词人,她的词在继承前人传统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境界各异,风格多样,兼有各家之长,在形式美感和内涵深度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不仅在中国女性文学史和清代文学史上享有很高的地位,在我国古代词史上,也自有她的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