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志概述

江西地处长江以南,五岭以北。当吴、楚、闽、粤之交;处鄱湖、赣水之域。北有匡庐为障;南有五岭为屏。山岳峥嵘;林木茂密。赣抚、彭蠡盛产鱼米;临川、吉郡人文尤盛。故江西自古享有“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之盛名。 由于江西地形险要,物产丰盈,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又由于历代统治者的剥削压迫,激起过兄弟民族和农民的反抗,所以历史上被人称之为“南蛮腹地”、“奸宄渊薮”。当然,这种说法是有偏见的。 江西自汉初置豫章郡起,省域初具。然唐宋元明各代以降,建置纷如。道、路分隶,军、府兼除,州、县改置,地一名殊。而历代方志,与建置沿革密切相关,故先就江西的建置沿革简述于下。     

谈方志批评

在我国志苑中,志书多评论少,志评专著更少。新方志编修10年,也是志书多评论少,专论志评的文章更少。然而,方志批评恰是方志事业发展不可缺少的动力。这里仅就方志批评理论谈一点自己的想法,以期抛砖引玉。方志批评,或称方志评论,应当是一门史学批评的科学。是对以志书为中心的一切方志范畴进行分析研究,作出判断评论。修志批评的对象,涉及方志领域一切范畴。包     

方志及其演变

方志,是地方志之简称,即地方之史。其名称始见于《周礼》所记:“外史掌四方之志”,“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小史掌邦国之志”。最古的史书称为坟、丘、典、书。周而后有《孟子》载的“晋乘,楚梼杌,鲁春秋”;《墨子》载的“周之春秋,宋之春秋,燕之春秋”;《庄子》载的“百二十国宝书”。后世又有典、录、略、考、说、记、纪、书、图经、图志等,志包括在史书之中。我国方志之撰著,由来已久。三代时舆地学已很发达。战国时撰著的《山海经》,对山川、形势、物怪、古迹,物产之大概,记载都较详备。     

潮州志考略

地方志简称方志,或称志乘,是我国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之一。它广泛而详密地记录了各地的建置、沿革、疆界、山川、形势、城池、关隘、兵防、津梁、气候、古迹、学校、寺观、物产、户口、田赋、灾异、风俗、选举、职官、人物、金石、艺文等自然和社会史料。司马光称之为“博物之书”,章学诚则誉之为“一方之全书”。我国的地方志起源很早,两千多年前的西周就设“外史”,以掌“四方之志”。至于潮州有志,似应在置州之后。据《元和郡县图志·岭南道一》载,隋开皇十一年(公元     

元史中宁夏建省及定名问题——读史杂谈

我国地方行省的设立始于元代,《元史·地理志》对当时十一个行省的建置有明确记载,唯独宁夏,因不在十一行省之列,建制多变,名称不定;又因“《元史》仓促成书,且出于众手,在编纂方面有不少谬误。”(《元史》出版说明)以致造成认识上的模糊,思想上的混乱。为此,对宁夏省设置的过程及宁夏名称的确定进行一次考订,很有必要。宁夏建置的变迁,在元代可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始于“中统二年(公元1261年),立行省于中兴。”①止于至元十年三月癸酉(公元1273年4月9日),“罢中兴等处行中书省”。②在此期间,这一地区的名称很不一致,称“中兴”者六见,③书“西     

方志略说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有修史的优良传统,且朝朝代代相接,绵而不辍。我国史书大致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官修的所谓“国史”,也称“正史”,如《二十四史》;一种是以行政区域为范围,分门别类综合记录该地区历史、地理、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史书,叫做“地方志”,如某县志、某府志、某省志等等。地方史书命名为“方志”,是用来和“国史”相区别的,其实,志和史并无根本异同。如陈寿纪三国史事,本是国史,却名为《三国志》,便是例证。 我国地方志源远流长,历史悠久。远在周代,周王室和各诸侯国都设有掌管记录国之大事和典册的史官。孟子所谓的“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其实一也。”讲的《晋乘》、《楚梼杌》、《春秋》,以及《吴     

淹通广博的《甘肃方志通览》

由郝玉屏先生主编,高子贵、金钰铭先生副主编的《甘肃方志通览》2007年由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该书分绪论、上编、中编、下编、附编五个部分.绪论概要叙述甘肃的自然地理、建置区划和历代修志.上编综述甘肃修志历史,从两汉的地记到隋唐的图经、宋元的定型方志、明清的修志高潮、民国修志的赓续,直到社会主义时期的两次修志.中编对首轮新方志分省志,市州志,县志,县级市、城市区志,逐一地进行评介.下编为甘肃古今方志编修系年录,分旧志系年录和新志要事录两部分.附编选编了明清、民国和新编方志的重要修志文献.该书内容丰厚,识通鉴远,是甘肃修志历史的忠实记录和成果总汇,具有总结过去、开启未来的重要作用.     

《左传》“夏汭”考

对夏汭地望的几种不同注解春秋时期的"夏汭",两见于《左传》.昭公四年记有吴伐楚时"楚沈尹射奔命于夏汭";昭公五年记有楚伐吴时"?射以繁阳之师会于夏汭".西晋杜预注:"夏汭,汉水曲入江,今夏口也."古汉水(沔水)下游又称夏水,故春秋以至汉、晋,汉水之口称为夏口,此即《汉书·地理志》所记之汉水东流"南入于江"之处,约位于今湖北省武汉市汉口最东端的碪家矶至黄陂县南的沙口之间.不在今入江处.     

湖广土司制度初探

今湘鄂西土家族地区,明朝洪武年间,曾经实行土司制度,设置过各级土官,史称湖广土司。这一制度,对于土家族人民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发生过重大影响。一今湘鄂西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少数民族生息、繁衍的地域。春秋时,鄂西属巴国地,后来属楚巫郡地。湘西属楚地。白起伐楚,略取“蛮夷”,秦曾在此置黔中郡(《十道志》下)。两汉时,改黔中郡为武陵郡。唐时,这一带属溪州、施州(《元和郡县志》江南道六)。汉唐以来,对这一地区均实行松弛的羁縻政策。     

章学诚对民国学者方志编纂思想影响初探

章学诚提出的系统的方志理论在传统方志理论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章氏虽处乾嘉时期,但是其方志学思想中已经出现了一些近代性因素,对于方志的认识、方志的编纂理论等思想对民国众多志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些萌芽于传统的近代因素与西学共同作用影响了民国志家编修方志的实践。     

申包胥复楚留侯报韩厥功不殊史公传伍员而不传包胥试论之

论者谓伍员之覆楚包胥之复楚。皆於子臣之道有未尽善。(?)以为两人之所处。有轻重缓急之不同。不可以不分辨也。夫子胥之欲覆楚。以其父奢无罪而见杀於平王。故挟弓持矢。去楚奔吴以伐楚之利干吴王僚。不幸为公子光所阻。公子光立。是为阖闾。阖闾欲为兴师。而复(?)於楚。子胥又自止之曰。诸侯不为匹夫兴师。逮楚衅而后动。及楚为沈故围蔡。子胥为吴行人以谋楚。入郢之役。子胥虽为父复(?)。而吴固正正之旗。堂堂之鼓。实非为子胥兴师也。且子胥所痛心疾首者。不徒在奢之死。而在建之不得立。盖欲借兵於吴。扶建之子胜立之楚。废昭王诛谗侒。以成父奢之志。而存楚之社稷。豈肯以复楚之名让之包胥哉。乃不意吴师骤胜而骄。秦人起於     

《泰州年鉴》（2006）8月出版发行

由泰州市委、市政府主办，泰州市史志档案办承编，方志出版社出版的《泰州年鉴》（2006）于8月10日出版发行。8月12日是地级泰州市组建十周年的纪念日，《泰州年鉴》（2006）的出版发行向泰州建市十周年献上了一份厚礼！     

省级军事志《大事记》位置之我见

作者从方志《大事记》的渊源、特殊作用和志体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述。认为不论是《军事志》还是其他各种《专业志》，总体上都应遵循方志的普遍规律、一般要求和基本体例。主张凡属方志，《大事记》均应位列志首。并对将《大事记》位于《概述》和正文之间的做法提出异议     

唐庭州西海县之置建与相关问题

唐庭州置有西海县。仅见于《新唐书·地理志》(以下简称《新志》),谓该县为“下,宝应元年置”。其他文献诸如《通典》、《元和郡县图志》(以下省称《元和志》)、《旧唐书·地理志》 (以下略称《旧志》)等并未志及。因此对其建置由来及地望,以往学界难以作深入研讨。日本学者松田寿男氏于《论唐朝庭州之领县》一文中,论及此西海县时,审慎地比拟于清海军,即旧名“镇城镇”之地,并疑西海县也许     

19世吴王寿梦时期的吴、晋国家关系——春秋时期吴、晋国家关系及文化互动论述之二

19世吴王寿梦接位时,吴国为楚国属国。其后,晋国推行＂联吴制楚＂战略,成功瓦解了吴、楚联盟,吴始伐楚。在其时晋、楚争霸的战略态势中,晋国为巩固所获取的战略利益,紧紧地拉住吴国。为此,晋国多次主持盟会,邀请吴国参加,同时让晋国集团内的其他诸国＂会吴＂。吴国在这一时期,对晋国集团组织的盟会等事务,却显得冷淡与消极。形成这一状况的原因有三：政治因素、军事因素、文化因素。     

清初遗民诗人吴嘉纪卒年新考

吴嘉纪,字宾贤,号野人,江苏泰州人.其卒年,诸家记载不一.杨积庆《吴嘉纪年表》尝广征众说: 汪懋麟《吴处士墓志》云:"殁于国朝康熙甲子(二十三年)春三月."陆廷抡《江村诗序》:"甲子秋,客广陵,再遇云家,则野人已前数月死矣."……袁承业《王心斋弟子师承表》云:"康熙二十二年卒,年六十九."《乾隆两淮盐法志》及《道光泰州志》皆作"年六十八卒".兹从《墓志》及《江村诗序》,"五月"姑从陆说.     

“敦煌”释名——兼论中国吐火罗人

(一)“敦煌”一名,以它丰富的文化宝藏远播海内外,但这一名称的来源如何,至今未能解决。这个名称,首先见于《史记·大宛列传》引张骞的出使报告:“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一语。《汉书·地理志》敦煌郡条下应劭注:“敦,大也;煌,盛也。”唐李吉甫撰《元和郡县志》,又略加发展,云:“敦,大也,以其广开西域,故以盛名。”这种解释,一直为后世史家、方志编纂家所引用。     

论方志的性质

在我国的方志史上,对于方志的性质,长期以来就有不同的看法和主张,专家学者们在各自的方志学论著中都在探讨、阐述方志的性质问题,但至今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从历史上看,这种意见分歧曾表现为“史地之争”。一种意见认为方志属于地理。现存的唐代至清代多种方志的修纂者及研究者,在他们所写的《序》、《跋》和评述中,多把方志认作地理,唐人刘知几、李吉甫,宋人程大昌、王象之,清代的著名学者兼方志修纂者和辑佚者钱大昕、洪亮吉、孙星衍、李兆洛等人都是这种主张。这一派以戴震为代表,明确地阐述:“志以考地理,但悉于地理沿革,则志事已竟,侈言文献,岂所谓急务哉”。直接了当的以为越出地理的范围,已不是方志的事了。另一种意见认为方志是史。后汉郑玄就认为方志若“国史”,宋人郑兴裔也说:“郡之有志,犹国之有史”。这一派以章学诚为代表,他更为明确地指出:“志属史体”。清代章学诚与戴震之间曾发生过争论。后来的梁启超、李泰棻、瞿宣颖等人也都承认方志即“地方之史”。     

晋楚争霸与晋“联吴制楚”

春秋时期晋、楚争霸处于对峙的均衡状态时,一个打破当时战略均势、改变列国间力量对比及对后来的政治格局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是晋国成功推行了"联吴制楚"的战略方针.其后,吴、楚反目并争夺于江淮,吴国崛起并与仍为楚之属国的越国相争于东南以及继齐、晋、楚称霸后,吴、越相继称霸等,都与这一战略方针在当时的成功推行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在对春秋时期地域文化的互动研究中,这也是一个有着典型意义的实例.     

太原建置史略

太原的建置经历了郡县、州县、府县、路县、省县和市区 (县 )等时期 ,期间名称多变 ,治所几迁 ,辖区不同 ,沿革复杂 ,在此背景下形成了今日太原的新的建置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