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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帆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2)
宋真宗朝宰相张齐贤,家住洛阳,撰有《洛阳(扌晋)绅旧闻记》一书。该书卷3,有《齐王张令公(全义)外传》一文,对张全义颇有称誉之辞。北宋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7则载:“张文定公齐贤,河南人。少为举子,贫甚,客河南尹张全义门下。”如是,张齐贤乃张全义门客。其所记张全义之词,不免有谀词之嫌。然细思之,张全义乃晚唐、五代初期时人,而张齐贤为宋太宗、真宗时期人,其间相距近百年,张齐贤果能为张全义门客乎?按《旧五代史》卷34《庄宗纪》,张全义卒于后唐同光四年(926)三月;《旧五代史》卷63与《新五代史》卷45《张全义传》所载相同。而《宋史》卷265《张齐贤传》云:“生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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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著的《李白与杜甫》的第一章,提到范传正任宣歙观察使的时候,曾到了(安徽)当涂修李白墓,并访问李白的后裔。所记范传正到任年份是德宗贞元十二年(796)。查《旧唐书·宪宗纪》及传正本传,记范传正于元和七年(812)八月到元和十一年十月,任宣、歙等州观察使。四年任满后还长安。郭老所记盖有误。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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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海林、李延沛编《年表》(黑龙江出版社1981年版)于北宋朱松、刘子羽生年附缺,谨为补订。朱松的生年该书第197页对朱松的生年付阙。朱松是朱熹的父亲,可据朱熹著述中考其生年。按:《朱文公文集》卷94《皇考吏部府君迁墓记》谓朱松“十三年(绍兴)三月辛亥卒于建州城南之寓舍,年四十有七”。其卒年绍兴十三年即公元1143年,据此逆推,朱松当生于公元1097年(北宋绍圣四年丁丑)。刘子羽的生年该书第197页对刘子羽的生年亦付阙。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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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2月新1版第732页)说:程康庄,卒于康熙十八年,年67,事具《清史列传·文苑传》、毕振姬《耀州知州程公基志》。撰有《日课堂集》,不传。程康庄的卒年是康熙十四年(1675年),而非康熙十八年。程之卒年,《清史列传·文苑传》未载。《程公墓志》见毕振姬《西北之文》卷九,云:程康庄“卒康熙十四年某月十六日酉时,生万历四十一年五月十四日戌时,得年六十七。”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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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玄览，俗名晖，玄览是他做道士后的法号。四川绵竹普闰人。生年约武德九年（62年），卒年约神功元年（697年）。他是唐代时四川道教的一位最重要的学者。王玄览的弟子经常向其师询问经教，王玄览一一作答，每有妙义。弟子们各录所得，后经王太霄整理为定本名为《玄珠录》。该书集中反映了王玄览的道教学说。王太霄在《玄珠录序》中，论其书说：呜呼！人而云亡，道焉乎在？非经文翰；千载谁传？苏游《灵验记》虽略陈梗概，太霄以暗乏，不明慈训，有预闻见。寡于深远，谨记诸子私记，分为两卷，并为序传，匙曰《玄珠》，取其明净回流，好道…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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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大椿是我国近代最早一批创办实业的企业家。《辞海》祝大椿条记其生卒年为:(1855～? ),根据笔者考证,其生年有误,卒年则完全可以补上。关于祝大椿的生年,苏州吴县祝墓碑碑文记为。“清咸丰六年丙辰十一月十二日”,即公元1856年12月9日。《辞海》:将其生年定为1855年的根据有两:一是据1908年出版的《商埠志》所记祝大椿“1872年17岁时来至上海”而推定的。(见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下册第959页)因为将17岁当实足年龄计算,没有考虑到我国原来以虚岁记年的习惯,所以这种推断是不正确的。另一个是根据祝大椿次子祝伊孚的回忆(《上海民族机器工业》上册,第107页)。其实,祝伊孚在接受访问时,只是在其卒于1926年的基础上扣除“享年七十有一”,推算出生于1855年的结论,同样也没有考虑到按虚岁计算的习俗,所以这个结论也是有误的。根据墓碑碑文所记,祝大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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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史上长期悬为疑案的元代散曲家刘时中,现已考明:所谓“元末明初”南昌人散曲家刘时中纯属杜撰;在《上高监司》题后署名“古洪刘时中”的,正是著录于《录鬼簿》的翰林学士、石州宁乡(今山西省中阳县)人刘致时中。他约生于蒙古宪宗五年(一二五五)前后,约卒于元顺帝至元元年(一三三五),活了八十岁左右。一据《广州怀集令刘君墓志铭》记载,刘时中之父名彦文,约生于蒙古太宗(窝阔台)五年(一二三三)前后,卒于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一二八九)四月三十日,活了约五十六、七岁。刘彦文“读书一过千百言不忘,力兼人,射命中,皆文武器略,足以表现一时者。”是一个很有才干的人。但由于他生逢金、元的变乱之世,所以直到中统二年(一二六一)前后,二十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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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最早的文集刻本就目前所见资料而言,最早的曾国藩文集刻本,当属清同治十一年(1872)刊于苏州的四卷分类本《曾文正公文钞》,黎庶昌编、张瑛刊.卷前有黎庶昌同治九年(1870)五月《序》,并载同治十一年三月十六日(1872年4月22日)黎氏《后记》.卷末《跋》为张瑛同治十一年六月所作.黎庶昌,贵州遵义人,与张裕钊、吴汝纶、薛福成并称“曾门四子”,据序中云,到幕之初即有意系统抄录曾文.曾国藩同治二年五月初九(1863年6月24日)日记:“观有人抄册,抄余文颇多.自以无实而享盛名,忸怩不宁”.黎庶昌于是年三月九日(5月6日)到安庆大营,曾国藩当时所见之“抄册”是否“黎本”,尚无确考.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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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瑞兆教授在《金代科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一书中列本科进士7人:胡砺、李天吉、边元勋、苏仲文、高昌福、雷嗣卿、乐著。除李天吉、边元勋、苏仲文、高昌福无更多的史料外,胡砺、雷嗣卿、乐著尚有史料可增,需补充的有边伯勋、韩锡:(一)本科状元胡砺。字元化,本是被掳者,因用燕京人韩昉的乡贯,被误取为状元(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卷七,第4页,“影扫叶山房”本)。《金史》卷一二五有传,说他是磁州武安丛井村人,天会“十年,举进士第一”。《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四五,第13页)称他是山东密州人,少被虏,韩昉放从良,状元及第。盖本住山东密州。被掳放良后居住在磁州武安。据《金史·胡砺传》:他登第后,授右拾遗,累官至翰林侍讲学士、同修国史、翰林学士、刑部尚书,年55以疾卒。葬于武安县西义井里(《嘉靖河南通志》卷一九《陵墓》)。尝于贞元三年撰《谥议》(张玮:《大金集礼》卷六,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丛书集成新编”第35册,第303页下),又撰《鼓山常乐寺佛殿记》,碑在武安县,立于正隆四年(1159)四月(见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字目录》卷七,毕沅《中州金石记》卷五,第103-104页,“丛书集成初编”本)。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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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五·文帝纪》 (元嘉二十六年)三月丁巳,诏曰……(中华书局1974年10月版点校本,第97页)按：中华书局点校本《校勘记》曰：“下有乙丑,各本同。按是月丁卯朔,无丁巳,亦无乙丑。四月丙申朔,二十二日丁巳,三十日乙丑。”考《南史·宋文帝纪》亦有是岁“三月丁巳,宴于丹徒宫”之记载。中华书局点校本《南史校勘记》云：“按元嘉二十六年三月丁卯朔,无丁巳,四月丙申朔,二十二日丁巳。疑‘三月’为‘四月’之讹。”见此与《南史》载是年三月丁巳事皆误,然核之情理,二史《校勘记》疑“三月”为“四月”之讹,亦未审。考二史所载之…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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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英《从征实录》中有四个“太夫人”,所指各有不同,试为考释如下:一‘从征实录》第九页:“永历四年(1650年)九月,藩驻中左,设坛请兵部万年英宣敕祭太夫人。”从对死者祭奠看,此“太夫人”当指郑成功生母日妇田川氏。《石井本宗族谱》、《郑氏附葬祖父墓志铭》、《台海外纪》均作翁氏。《台海外纪》卷六载:“顺治四年(1647年)二月,韩固山奉贝勒世子令,统满汉骑兵突至安平,郑芝豹、芝鹏等……弃城出泊外海,成功生母倭妇翁氏手持剑不肯去,强之再四亦不行,大兵至,翁氏毅然拔剑割腹而死。”因其母死事壮烈,郑成功在厦门建立基地不久,即奏请颁敕祭奠,并由当时在厦门的兵部万年英主祭。二《从征实录》第十页:永历四年十月,“留太夫人董氏同世子监守中左。”又第十三页:永历五年三月十四日,“虏过中左……太夫人同世藩弃其辎重,只携祖宗神主登舟。”从姓董并与世子共同留守看,此“太夫人”当指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