翰林学士与宋实录之修撰

翰林学士这一群体是宋代官修诸史的主要修撰者之一。即以《实录》而言,他们兼修国史、实录院之史职,或是主持实录的修撰,或是修撰群体中的重要一员。可以说,宋代诸朝所修《实录》均能看到他们的身影,对宋代史学作出了重要贡献。     

唐朝史馆制度的确立及其史学发展成就述略

唐朝在前人的基础上设馆修史,建立并完善了史馆制度,使史馆成为撰史的专门机构。而后,宋、辽、金、元、明历朝纷纷仿效,使其成为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修史机制。唐代完成了前代八部正史、多部本朝实录,国史的修撰与典章制度体均受惠于这一制度。     

论唐代史馆的人员设置和史料来源

唐代史馆的工作人员大致可分为三个层次,即监修国史、一般史官和其他勤杂人员。监修国史,是修撰国史的总负责人,唐朝始设于贞观三年,之后遂形成定制;一般史官分为两个层次,即史馆修撰和直史馆,他们是史馆修撰人员的主体,职责主要为修撰国史、实录;勤杂人员则是唐代史馆为修撰史书提供各种服务的人员,计有楷书手、典书、亭长、掌固、装潢直、熟纸匠、画直等。唐代史馆的史料来源约略有四,即诸司报送、起居注、时政记提供、史官自行采集和馆外人员主动提供,其中前两项为基本来源,后两项则是重要的辅助来源。     

实录修撰与少数民族政权的汉化

实录是汉族王朝为其帝王专修的史学体裁。少数民族政权修撰帝王实录,既是其部落民主制瓦解和帝王专制制度建立的象征,也是其汉化的重要标志之一。少数民族政权在实录修撰过程中,基本上仿照汉族王朝实录修撰的观念、制度、体式和体例,但也因自身传统的影响而给其实录修撰打上了特殊的印记。     

唐朝初年重修《晋书》原因新探

重修《晋书》,是唐朝官方于贞观20年(646年)组织的一次大规模修史活动,关于这次活动出现的原因,陈寅恪认为是唐廷企图通过篡改晋史,“尊扬皇室,证明先世之渊源”,李培栋认为是“由于一系列政治事件对太宗的刺激”,太宗要借修史为自己辩解、向大臣发出劝诫和获得内心慰解.实际上,这两种解释均难成立.唐朝之所以重修《晋书》,是因为此前诸家“晋书”在内容、体裁、史学观、史料采择等方面存在各种缺陷,不能适应唐初的政治形势和时代要求.正是因此,据唐人李延寿记载,早在贞观十五年(641年),唐朝可能已经出现过《晋书》的修撰活动.     

日藏弘仁本《文馆词林》与唐修《文馆词林》

弘仁本《文馆词林》的祖本是唐高宗仪凤二年令内廷书手吕神福等人本许敬宗原本《文馆词林》抄写送给日本国天武天皇的礼物.根据弘仁本残卷及现行历史文献,可知唐修《文馆词林》始于显庆元年,撰者除两唐书所举的许敬宗、刘伯庄、高智周外,可能还有杜正伦、李义府、薛元超、顾胤、高若思、令狐德棻、李敬玄等人.是书选录标准一本前代旧式,而体例则有所创新,兼具总集和类书的的特点,且彰显文体源流,有足可称者.此书的修撰是高宗朝再兴文治的开始,它见证了武则天是如何利用弘文馆学士为自己夺取皇后宝座而摇旗呐喊的历史.许敬宗正是因在这场政治斗争中立下的汗马功劳而晋身侍中、监修国史、郡公,并领撰《文馆词林》的.     

“监修国史”与“兼修国史”考

“监修国史”与“兼修国史”是唐代史馆中两大不同的史官名称。考证清楚二者的区别,对了解唐代的国史修撰制度有重大意义。     

对唐代实录史料价值的疑议

唐代实录是修撰唐代历史的第一手资料。虽然,现在除韩愈所修之《顺宗实录》尚存外,其余的唐实录俱已亡佚,但是,《旧唐书》、《资治通鉴·唐纪》大体上都是以唐实录作为基础修撰而成的。因此,研究唐实录,对于研究、选择、利用两《唐书》、《资治通鉴·唐纪》的史料就有重要意义。关于唐实录的史料价值,前人并无专文论述,不过作为第一手资料,其价值一般来说是得到人们肯定的,置疑者可谓甚少。无庸赘言,实录是政府修史机构所修的官方史书,有国家档案可据,关于军国大事发生年     

论许敬宗及其诗歌创作

在掌握丰富史料的基础上,着重讨论了许敬宗专权擅势、以轻为重、私门成党及擅矫主命的贼臣行为并给以评价;同时结合许敬宗的人品,对其诗歌创作进行了讨论,认为许敬宗诗歌创作以奉和侍宴应诏诗为主,大肆铺排、用事用典密集是其特点,写景诗写景状物稍差人意。     

《太平御览》中的“唐书”考辨

《太平御览》作为我国重要的类书,其中所引“唐书”部分一直备受学界关注。关于其史源,有人认为是《旧唐书》的某个旧本或某版国史;有人则认为是包含《旧唐书》、国史、实录乃至笔记小说等多种唐代史籍的通称。其实《太平御览》所引书目颇为混乱,常有张冠李戴的情况,所引“唐书”部分多有不合《旧唐书》、国史、实录体例之处,当是出自《通典》《唐会要》等史籍。且有证据表明,即使看似与《旧唐书》相合的条目,通过仔细比勘,也能发现其中文本差异难以用传抄讹误解释,而是另有史源。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太平御览》所引“唐书”视为某一特定书籍,而是多种史籍的通称。     

新出土唐代李宽碑志考论

李宽是唐代开国时期的一位重要人物,他一生经历了隋及唐代的高祖、太宗、高宗三朝,与唐代初期几个重大政治事件有着重要联系。但上千年来,李宽的事迹却湮晦不彰。李宽碑、志的出土不仅可彰显其一生事迹,对唐初历史亦有印证和发覆之效。首先,李宽的家世经历了改姓和赐姓的过程;其次,李宽参与了唐代初期破王世充、平刘黑闼、败吐谷浑、定高昌、克高丽等重大政治事件;再者,李宽碑、志所载的事实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有助于辨补重要典籍;最后,李宽墓碑的撰立也蕴涵着复杂的政治和家族因素。     

大明宫初建时日考

为探究大明宫初建时日,结合相关史料,对学术界关于大明宫兴建的具体年代的不同看法进行分析。分析认为：依据史料论证,在贞观年间已经修建的“旧宫”的基础上,龙朔二年再建大明宫,甚至更早;唐太宗本人已在宫内活动,并使用了“旧宫”;大明宫初建时间应当前推到贞观年间,第一位使用大明宫的是唐太宗,而非唐高宗。     

《主客图》白派及门弟子徐凝述论

在唐诗史上,徐凝并非十分显眼,甚至至今还没有一篇专论他的文章。不过,唐末批评家兼诗人张为在其《主客图》中留意到了徐凝,将他列为白派之及门弟子。出于元白诗派研究的需要,这一定位这一判断值得加以具体论证。根据有关文献,结合徐凝的作品风格及其与白居易、元稹的交游情况,我认为,《主客图》将徐凝划为白派及门,大体上是符合实际的。     

蒙文通先生与宋史研究--读《蒙文通文集》

蒙文通先生是我国现代杰出的历史学家和经学家,<蒙文通文集>所收著述,表现了他在宋史研究方面成果硕大.他把治经成果和方法引入历史研究,精研理学,哲史相通,明确提出唐宋之际社会的全面变革,深入辨析熙丰变法和宋代的商品经济,着力构建宋代史学史的新体系等,可谓自成体系,创见卓立,教书育人,荦荦大家,是我国现代宋史学的奠基人之一.     

从汉唐目录学发展看史学地位的提高

汉唐时期，史书数量和门类增多，史学范围逐步拓展，图书分类问题就凸显出来。史部成为独立的部类经过了一个很长的发展过程。从汉代的《别录》、《七略》到魏晋的《中经新簿》、《晋元帝四部书目》，从南朝的《七志》、《七录》到唐代的《隋书·经籍志》，史部逐步从其他图书门类中脱离出来，成为独立的部类。这反映了史部书目在目录学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受到重视，体现出史学地位不断得到提高的趋势。文章试图从对汉唐目录学经典著作的阐述，分析这一时期史学地位的不断提高和最终确立。     

论《皇极经世书》对夏、商、周三代之建年代的推定

邵雍的《皇极经世书》一向被认为是"推步之书",它对中国历史的一些精到见解因此而被淹没。但是,仔细梳理分析《皇极经世书》对中国历史的记述可以发现,它把中国有纪年可考的历史定位在公元前2327年唐尧甲辰,推断夏朝之建在公元前2166年,这不仅比"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夏朝之建(前2070)提前了近百年,而且其推断都有权威翔实的文献依据,表现出尊重史实和文献的精神。     

《唐律疏议》演变史略

唐高宗永徽四年(653年)的律疏制定是形成《唐律疏议》的最为关键的一步,没有这一步就不可能有《唐律疏议》。唐玄宗开元时期的律疏删缉则是形成《唐律疏议》的又一关键步骤,正是在这次删缉中,《唐律疏议》从形式到内容都基本定型,之后唐朝适用的律疏一直没有大的变化。唐朝灭亡之后,《唐律疏议》的适用并没有停止,因此,在传抄和适用中,也还发生过一些变化,但这些变化都甚微末,总体而言,《唐律疏议》还是延续了开元以来的形态。有学者认为后世所传诸本《唐律疏议》有可能是从《宋刑统》演变而来,还认为《唐律疏议》各律的篇目疏议是元朝以后好事者所添加,其实这些都是不对的,于理于据均很难成立。     

李君羡案件及其历史阐释

李君羡谋反案件发生于贞观二十二年。但是,在武则天时代,为了武周革命的论证需要,武则天朝廷同意了李君羡后人的解释,认为是武则天天命暴露,而李君羡之死是充当了武则天的替罪羔羊。这一说法在武则天时代写入唐朝的国史,并被后代史书如两《唐书》、《资治通鉴》等沿袭,流传甚广。《资治通鉴》不仅沿袭这个说法,还把李淳风劝杀的故事也纳入李君羡案件的解释中,从而完成了李君羡案件的再度阐释。本文仔细分析这一历史事件遭遇的阐释历程,认为除了武则天政治的需要以外,古代历史学家的政治天命观念也发挥了作用。     

唐代佛寺杂考

唐代佛教兴盛,佛寺众多为其显著标识。但因朝代更迭及战乱兵燹等原因,其兴废变迁、榜额改易等极为寻常,而后世史籍、志乘所载,或以讹致误,或疏漏简略,或抵牾多歧,常滋淆乱。文章结合相关文史文献及佛教僧传相关之材料,围绕创建、沿革、处所等要素,对唐代二十余寺作了辑述与考辨,纠正了一些文献记载的讹误,补充了一些文献记载的阙失。     

《笔耕》佛教词语校释

《桂苑笔耕集》记录了唐末不少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保存了许多我国正史失载的原始材料,是今人研究晚唐历史和晚唐文学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中华书局出版了党银平先生的校注本,其中的校注偶有可商之处,文章考辨了几个佛教词语,以希能为该书的再版修订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