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止规模性返贫的核心议题与研究转向

规模性返贫是指某一区域中有较多人口返贫，或某一人群中有较高比例人口返贫。与个体性、零散性返贫案例相比，规模性返贫的诱因复杂、危害巨大，具有动态性、群体性、区域性、突发性等特征，会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构成障碍，需要引起高度警惕并及早防范。对规模性返贫的类型诱因、多重依据、核心议题与研究转向进行分析发现，规模性返贫分为突发性、群体性、地域性三种类型，其核心议题是监测机制、预警体系与帮扶路径。未来要进一步优化此领域的研究，应从区域协调发展、反贫困治理、风险治理的视角，运用共同富裕理论、多维贫困理论、贫困脆弱性理论、可持续生计理论，以风险过程控制的闭环管理为依据，围绕“为何防—防什么—如何防—何以防—防如何”的逻辑思路，从研究思路、研究内容、研究路径方面进行转向。     

多元主体参与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的行动逻辑——基于四类典型模式的分析

在农村场域中嵌入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对于农村环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农村地区在制度嵌入的探索中积累了丰富的治理经验,按照制度推动原动力不同可将现有治理模式分为“政府主导型”“村民自发型”“政企合作型”“多元共治型”四类。据此,在持续追踪网络平台的基础上,选取四种生活垃圾分类治理原动力截然不同的农村,对比剖析典型案例治理进程、技术路径、模式特征及治理经验,提炼出各行为主体深层次的行动逻辑。指出基层政府由因高位推动带来行政压力,被动推进转为追求个人政绩主动落实;村干部兼任三重身份承担多重责任;村民分类行为受综合激励链影响差异化遵循“四环节”逻辑;企业在两种委托代理关系中理性逐利,由此提出农村地区生活垃圾分类经验借鉴的实践应针对参与主体不同的行动逻辑,强化按需激励,以实现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先进经验的有效推广和运用。     

后扶贫时代预防返贫的长效机制研究——以农村大龄未婚男性为分析样本

摆脱绝对贫困,是一个国家发展到较高文明程度的体现。经调研发现,农村大龄未婚男性所涉组群因其政策、社会、个人的多重影响,极易陷入脱贫难、致富难、易返贫的恶性循环,加大了国家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工作的难度。为实现乡村振兴,本文将以制度规范实现贫困治理的长效机制,多元要素协同发展,实现地区与相对贫困群体的有机联动。     

精准扶贫方略形成的实践基础

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根本在于有习近平总书记的掌舵领航，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特别是精准扶贫方略的形成，离不开治国理政的地方实践基础。从知青岁月切身识贫，到利城富乡振兴高产穷县，到带领闽东连片特困地区摆脱贫困，再到主政浙江帮扶致富，直到新时代全面发起脱贫攻坚战，心系贫困群众和扶贫开发，是贯穿习近平施政实践的一条红线，沿着这条红线就扶贫脱贫问题，接续成出题、应题、破题、解题和答题的逻辑链条。精准扶贫方略酝酿、形成、成熟和定型，是习近平扶贫工作实践的历史逻辑和理性认知逐步深化的思想逻辑相统一的产物。     

基于绩效评估的精准扶贫路径优化研究

精准扶贫是新时代我国贫困治理的基本方略,是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摆脱贫困、同步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我国精准扶贫的脱贫成效、经济绩效、社会绩效三个维度的评估结果显示:全国扶贫成效显著,脱贫攻坚任务依然艰巨,扶贫资源边际效应递减,扶贫政策未能覆盖全部农户。贫困群体个体层面的自主脱贫能力不足,政府层面的扶贫政策、主体、方式碎片化,扶贫资源瞄准偏离和绩效考核动态机制不完善是扶贫绩效弱化的重要原因。应构建整体性贫困治理模式,完善扶贫绩效动态监测和考核机制,加大贫困群体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培育等方面的优化路径,进一步提升精准扶贫绩效。     

嵌入性治理：公众利益诉求理性表达的路径探析——以基层征地拆迁纠纷为视角

社会协同是创新社会管理机制的核心内容,民间组织嵌入基层征地拆迁过程是多重张力催生的结果。通过民间组织嵌入基层征地拆迁纠纷,将促进基层政府和公众之间的良性互动,以此实现公众利益诉求的理性表达。当前,由单纯的政府管理转向社会治理的发展态势下,民间组织的嵌入性治理可以有效发挥其整合分散公众利益诉求、实现公众与基层政府信息的双向传递及合理分担基层政府部分社会管理职能的功能价值,通过政府—公众间的良性互动,最终实现公众利益诉求的理性表达与和谐社会构建的双重目标。     

数智赋能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的逻辑与进路

智能时代，融合“数字化”与“智能化”双重特征的数智技术进步，催生了政府在农村相对贫困治理领域的新发展。本文从数字政府建设的分析视角出发，阐述了其赋能治理的三重内在逻辑，即区块链技术、平台建设及数字管理在促进治理透明化、高效化、精准化中所彰显的技术逻辑；有效整合各项社会制度及增强组织韧性所蕴含的制度逻辑；以人为本、人民至上治理理念所凸显的价值逻辑。此外，审视当前的治理现状，仍存在技术、组织、主体上的困境，制约着农村相对贫困治理进程。为此，通过持续发展数智技术，不断完善组织体系，推动多元主体参与，提高农民接受度，培育数字精英人才五个维度来促进数智赋能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的进一步发展。     

民族地区“推普”的减贫效应分析

语言作为人们沟通交流的工具和信息载体具有人力资本属性及外部性等经济学属性，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中曾经发挥重要的基础性作用，在解决相对贫困、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也应该充分挖掘其内在潜力以发挥其最大的作用。基于2010—2018年CFPS数据，从多维视角分析普通话推广与解决民族地区相对贫困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普通话能力对解决民族地区的多维相对贫困有着显著的积极作用，并呈现异质性特征。坚定不移地推动普通话高质量普及，是新时代助力民族地区相对贫困治理、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因此，要深挖“推普”在解决相对贫困中的潜力，继续发挥“推普”在解决相对贫困中的重要作用；发挥学校和社会在“推普”中的阵地作用；分类施策开展“推普”，着力提高普通话普及效率。     

村干部管理改革中的行政嵌入与镇村关系调试——基于和镇“千分制”考核制度实施过程的分析

加强村干部队伍建设是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以和镇“千分制”考核制度建设为例,解析自上而下行政管理的实践逻辑。考核旨在强化政府对村级行政控制权,推进村干部队伍的规范化与精准管理,通过建立以目标考核责任制、打卡坐班制、绩效工资制和职务任免制等为核心的制度体系,促使村干部转变为准行政官僚并开启制度替代人情进程,镇村日益形成“发号施令者—执行者”、“检查验收者—被检查者”的去人缘化刚性关系。但当制度规则因突破人情规则而导致镇村关系出现裂痕时,为维持彼此关系稳定并推动任务完成,乡镇政府开始有限度地退让,通过共谋或默许的方式对考核政策予以变通,为人情规则创设生存空间。检查者和被检查者间的共谋现象表明,乡镇政府遵循着实用工具主义的任务完成逻辑,并非完全以发现被检查者的问题为目标,而是将检查作为督促和控制的手段推进任务落实。     

产业扶贫中提升型激励项目的基层治理逻辑

2018年6月以来,我国进入脱贫成效巩固阶段,产业扶贫巩固于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均意义重大。项目制是国家的重要治理方式,提升型激励项目是产业扶贫巩固阶段重要的项目类型之一。建构科层理性与关系理性的分析工具,以中原M市的提升型激励项目治理为场域,解读基层治理逻辑。研究发现:科层制治理工具被超越;基层治理遵从形式合理;关系理性消解了结果合理,造成扶贫资源异化为政治资本、扶贫资源异化为行政激励、贫困村与非贫困村倒置加剧的后果;在关系理性维度中,"惯习"维度缺失,"规避风险"居首,"完成任务"位列其次,"政绩"位列第三,面向上的价值型关系理性优先于面向下的价值型关系理性。     

基层扶贫队伍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建议 ——以遂溪县扶贫干部为分析样本

基层精准扶贫的成效直接决定了我国能否如期全面地实现消除贫困、走向共同富裕的目标。一支专业化的扶贫人才队伍,是壮大扶贫干部队伍建设的基础。随着"因村派人精准"思想的提出,基层扶贫干部的选派逐渐趋于合理。但通过在基层的调研中发现,某县扶贫队伍建设中仍存在着无效会议、文件材料过多等形式主义,行业部门扶贫干部效率低等现象。当前的基层政府必须重视扶贫队伍的建设问题。提升扶贫干部的政治素养,扶贫材料的精准化,行业部门间沟通机制的精准化。以此打造一支专业化、精准化的强大扶贫队伍,为全国的精准扶贫工作注入不竭的动力,助力国家顺利实现精准脱贫目标。     

精准监管与嵌入式扶贫中的“微腐败”治理——基于广东经验的考察

"微腐败"是扶贫开发领域出现的新问题,是影响国家精准扶贫战略的"最后一公里"难题。国家通过扶贫开发向贫困村庄下沉、开展嵌入式扶贫,使国家与农村社会之间的关系转换呈现出崭新的图景。依循国家与农村社会关系转换中的嵌入逻辑,面对贫困村民主监督机制运行乏力的现实困境,广东积极推动国家反腐力量同步嵌入贫困村庄,通过监管下沉、健全网络和信息共享三大机制推进扶贫"微腐败"治理,强化监督力量和化解信息不对称困境,以精准监管保障精准扶贫,为国家扶贫领域的腐败治理提供一定的经验借鉴。     

从政府主导到政府有为：新发展阶段我国贫困治理的逻辑嬗变

“政府主导”作为我国绝对贫困治理的一项核心制度安排,在政策制定、责任压实、监督考核、组织动员、资源调配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形成我国贫困治理的重要经验。但是,由于政府自身存在不完善性以及政治逻辑、行政逻辑对贫困治理的不当干预,政府主导的贫困治理带来一系列负外部效应,导致扶贫产业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脱贫群体内生“动”“能”不足和主体地位缺失等。新发展阶段,要加快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协调好效率与公平关系以及发挥城乡制度联动效应,逐步推动“政府主导”向“政府有为”转变,更好发挥“有为政府”在常态化兜底扶贫保障、建立相对贫困治理机制、提供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以及调节收入再分配等方面的作用与优势,从而有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城市治理中的公私伙伴关系:一个街道公共服务外包的实证研究

本文通过对珠江三角洲B街道公共服务外包实践的调查与分析揭示基层政府在激励机制和多重任务环境下的适应性行为和行动逻辑。围绕公私伙伴关系,基层政府与公民之间建立多方面的合作关系,不仅提高政府管理的效率,控制行政滥权、卸责现象,而且还在基层社会管理中引入一个新的治理逻辑,促进公共参与。研究表明基层政府仍然是制度变迁的主要行动者。     

试点治理的逻辑：一个分析框架及其应用

试点是探索治理模式创新的重要路径，具有试验、扩散等多重治理逻辑，且因内嵌于国家行政体制而呈现出多层级治理结构的制度特征。试点制的试验逻辑体现在因地制宜、探索经验的试验阶段；扩散逻辑则在总结经验、复制应用的推广阶段。试点治理具有“机制—制度”的双重特征，多层级—分阶段治理模型旨在凸显试点中“中央—地方—基层”的多层级治理结构及其具体运作机制，其中，纵向呈现治理结构，横向隐含治理逻辑，互动过程由各类运作机制构成。凉山“学前学会普通话”行动试点可以作为验证该分析框架的案例。作为少数民族地区“推普脱贫”的典型，凉山“学前学会普通话”行动拥有“试点中试点”的完整治理过程，展现了试点治理背后的多重治理逻辑及相应的治理机制。试点治理也存在失败的风险，推广试点成功经验的有效性以非试点区的治理情景和治理资源为前提条件。     

深度贫困地区精准扶贫实施成效与长效机制构建——基于渝东北地区的调查

现行标准下农村绝对贫困的消除并不意味着农村贫困问题的终结,深度贫困地区贫困的长期性、代际性等特征的存在,使得要在短期内彻底解决其贫困问题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基于渝东北地区511家农户的问卷调查及访谈发现:现阶段深度贫困地区仍然面临着收入来源单一与内生动力不足导致的持续增收难度大、致贫因素多与社会保障不健全导致的返贫风险大等突出问题.2020年后深度贫困地区贫困治理应坚持精准思维,做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统筹衔接的顶层设计;建立健全分层分类现代扶贫体系,构建协同扶贫机制;推动扶贫产业融合发展,构建扶贫产业与贫困群体的利益联结机制;创新农民增权赋能,全面激活贫困群体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机制;关注特殊困难群体,完善深度贫困地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机制.深度贫困地区的全面脱贫,将为我国农业、农村和农民的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     

农村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政府信任效应：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

政府所实施的公共政策是增进公众对政府信任的关键因素，但现有研究较少关注精准扶贫政策实施后农村社会变迁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利用“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考察农村社会质量变化对政府信任的影响以及政府质量所发挥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1)精准扶贫政策实施后，农村居民对中央政府和基层政府的信任水平显著提升；(2)农村社会质量的提升对农村居民信任中央政府和基层政府具有激励作用；(3)基层政府质量提升可以强化社会质量对农村居民的政府信任的正向影响。因此，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应着力提升农村社会质量和基层政府质量，这有助于增强基层治理体系的稳定性，从而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和城乡共同富裕。     

国家建构下的社会进化：地方政府培育社会组织的整体性分析

如何理解国家建构和社会进化的逻辑关系，是一个关系国家推动社会建设之路径选择的重要问题。以哈耶克为代表的进化理性观及其“自发秩序论”“建构原罪论”，不能解释中国政府主导社会建设、推动社会进化的经验事实。作为一项国家建构行动，地方政府培育社会组织的行动逻辑及其效果充分说明：国家建构是政治吸纳以及嵌入、生产社会的理性行动过程，国家建构社会的组织框架、权力链条和行动方式均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国家建构是社会实现有序演进的行动机制，国家建构了社会进化的基本秩序，为社会进化输送了养料，提升了社会进化的速度；国家建构更好地助推社会进化，实现了二者的有机衔接，实现了国家建构的行动理性与社会演进的主体诉求的统一。     

精准扶贫与服务型政权的建设——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再认识

精准扶贫不仅在解决中国贫困地区的贫困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发挥作用,而且还应在推动中国基层的服务型政权建设,调适国家与农民的关系等方面扮演重要角色。为此,国家应该改变资源的输送关系,来推动中国基层政权由"给予型"向"服务型"方面转型,并通过建立"地方政府与农民"之间的协作机制,优化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和结对帮扶等制度来进一步密切国家与农民关系。     

制度与行动:城市贫困群体的生存逻辑——基于社会互构论视角

以社会互构论为理论视角,把个体与社会通过制度联系起来,以制度与行动的"互动"、"互构"及协同演进探讨城市贫困群体在国企制度变迁背景下遵循的适应行动策略,以及国家救助制度建构下的行动选择,发现城市贫困群体的生存逻辑是内生的生存压力作用的结果,这种行动的力量来自其内部,遵循的是一种生存压力下的理性选择,体现的是一种生存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