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述“一分为二”与斗争性种种

浅述“一分为二”与斗争性种种易极按照笔者对辩证法对立统一规律的理解，＂一分为二＂和＂合二为一＂，各自只是一个不充分的辩证命题。它们分别反映了矛盾对立双方所固有的相互排斥和吸引的基本运动属性，各自揭示了对立双方彼此相互分离和聚合的基本运动倾向，同时概括...     

释“文”

由于中国古人对＂文＂的备极顶礼,坚持道是＂文以载道＂之道,人是＂人文主义＂之人,这使＂文＂的概念几乎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集中指称。而一种深入到词源学的考查揭示了,中国古人所谓的＂文＂有相互关联的三重含义,其一,＂象形＂为文：文作为审美形式;其二,＂交错＂为文：文作为＂互文＂;其三,＂依类＂为文：文作为族类生命的象征。这三重含义不仅发端于中国古代的文字形式这一文的＂原型＂里,也进而体现在包括文学艺术、社会礼仪以及人的思维方式在内的一切中国古代文化形式之中。故这种揭示既是对＂文＂的概念本身的澄清,同时又为我们真正破译中国文化之谜提供了一条根本的途径。     

论《墨经》中“谓”的含义

＂谓＂是《墨经》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就其本义而言,＂谓＂就是＂报＂：作为动词,是指主体在认识和把握对象之实情的基础上,举对当之物（一般为名称）以应之,用以表达自己对对象的认识、称谓或评价的行为;引申为名词,指的就是＂报＂的内容。后期墨家在坚持＂以报释谓＂的基础上,在名学论域中对＂谓＂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划分。他们对＂谓＂概念的理解和探讨,实际上是对墨子＂察实分物而有名＂进而＂用名＂的名学主张的提炼和深化。     

“可变资本”“不变资本”重组与重释——“价值学视域中的劳动价值论与剥削”系列研究之六

马克思关于＂可变资本＂与＂不变资本＂的资本分类理论,与剩余价值理论相照应,旨在论证和揭示资本剥削的本质。这一分类也是不科学的,只要我们继续沿用它,及与之相关的＂死劳动＂等概念,便无法真正认识资本增值的规律。本文重点揭示马克思资本分类理论的阐释困境,并通过对＂可变＂＂不变＂资本的重组、对＂死劳动＂概念的扬弃,以及对＂物化劳动＂概念重释、＂超质劳动＂概念应用,揭示机器在工厂超质劳动中助力增创产品价值的功能,揭示资本非剥削增值的＂秘密＂。     

墨子“先质后文”的文化观

墨子＂非乐＂曾招致儒家＂蔽于用而不知文＂的批评。西汉经学家刘向为墨子正名,把其文化观概括为＂先质后文＂,即先满足人民的基本物质需求,然后再从事文化活动。＂先质后文＂不等于＂重质＂、＂废文＂。＂先质后文＂的文化观渊源于现实、历史以及认识论三个层面,其主旨是强本节用和繁荣文化。＂先质后文＂虽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但它重视物质生产以解决民生问题,目标是实现大同理想;主张繁荣教育文化以提高人民的思想道德觉悟,从而实现天下人皆相爱的和谐社会,这些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以及实现中国梦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伽达默尔对“共通感”概念的诠释学改造及其意义

＂共通感＂与＂教化＂、＂判断力＂、＂趣味＂等一起被伽达默尔视为欧洲近代人文主义传统的主导性概念。在《真理与方法》中,伽达默尔着力对维科的＂共通感＂概念进行了梳理、阐发和诠释学改造,不仅强化了这一概念的实践哲学意蕴,而且彰显了＂共通感＂在人类文化进程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伽达默尔对＂共通感＂概念的诠释学改造,为其作为理解本体论的哲学诠释学的提出——特别是理解的前提问题和理解的多元性问题的解决——做了必要的理论铺垫。     

“文质彬彬”的现代思考──谈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人格完善

“文质彬彬”，是我国古代思想家孔子谈及人的修养时提出的一个命题。《论语·雍也》篇云：“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所谓“文”，是指人的外表的文饰、教养，正如司马光所言：“古之所谓文者，乃诗书礼乐之文，升降进退之容，孩田雅颂之声。”①所谓“质”，是指人内在固有的道德品质。“彬彬”是文、质的协调配合。“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就是认为一个人应该做到“文”与“质”的完满统一，其言谈举止应该与内在的仁义道德品质达到统一，“质”和“文”两者都不可偏废。“文”“质”对举，表达了形式与内容之间…     

“民族”与“族群”之辨

围绕着＂民族＂与＂族群＂问题,学界争议相当激烈,而要使争鸣富有意义,学术价值得以彰显,其关键是将＂民族＂、＂族群＂放在同一学术语境下来加以理解和研讨,进而找准其本源,辩明其概念,弄清其适用范围,理顺其相互关系。     

社会与个人：马克思的“双重结构主体”理论

马克思思想的哲学基础是以实践为核心观点的主体哲学,而主体概念正是其关键环节。马克思的主体概念并不是关于某种单纯要素的简单概念,而是内在地包含着多种要素及其矛盾关系的复杂概念。其基本内容是:作为"宏观主体"的社会与作为"微观主体"的个人,通过各自的"自我生产"活动和二者之间的"相互生产"活动,彼此嵌套,相互结合,形成了严整的、动态的、有机的"双重结构"整体。只有在实践观点、生产范畴、辩证方法,以及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的历史视野的基础上,才能完整地理解马克思的主体概念,客观地阐发其理论价值和当代意义。     

方以智“质测”与“通几”之学研究述评——一种方法论的视角

由梁启超肇其端,中经侯外庐先生大力抉发,方以智的思想在近60余年的时间内被学界进行了深入而多元的挖掘。而这之中,其＂质测＂与＂通几＂之学则是被研究的主要方面。综合分析学界关于此问题的诸多研究,并征诸方以智的具体原典材料,我们可以认识到,方法论层面的立意与考察才是理解方以智＂质测＂与＂通几＂之学内核的关键所在。     

孔子“文质观”的古为今用——对电视相亲节目的思考

[摘 要]电视相亲类节目席卷荧屏,形成一股热潮,以文质观这种文论观点来看待此现象,观众的质疑、批评、谩骂,原因在于此类相亲节目过度包装、策划、炒作,而忽视了电视节目本身的内涵,娱乐教育服务功能,可以说是文胜于质。本文欲对《论语》中孔子“文质观”略作梳理,并且通过其之精髓来推进电视节目的良性发展及提供重要的借鉴意义。     

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蠡测——以《诸子略》为中心

《汉书.艺文志》历来为学者所重视,有关研究著作甚多,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后出转精。该著强调《汉志》是一部汉代学者校雠东汉以前文献后的学术编目,只有从社会政教的角度去"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才能对《汉志》的著录体例有透彻理解。如《汉志.诸子略》各家的书目著录便反映着各家的学术发展史,而小说家书目之著录突出了小说家与黄老道家和汉代方士的关系,符合汉代小说家特点和作品实际。因此,《通释》对于学习和研读《汉志》,考察东汉以前文献和学术发展,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从《敦煌变文集》“V＋（X）＋了”中的“V”的产生看“了1”“了2”的产生

“了1”的形成是一种合力的结果,从“V＋了”后添宾,从“V＋O＋了”前移,“V＋O＋了”中“了”的句法位置,相关句法结构的影响等都可能导致“了”的虚化。考察《敦煌变文集》中的“V＋（x）＋了”,其中的“V”的不同类型影响到了．的产生方式。在吴福祥（1998）的分类基础上,我们认为还应该考虑动词的及物性,“了”首先是在“Vi瞬间＋了”组合中发生虚化的。“了,”“了：”都是从表“终了、完结”义的动词“了”发展而来,但从事态助词“了。”到“了：”的演变过程和“了。”的功能研究还有待深入。     

论《大清一统志》的编修对清代地方志的影响

《大清一统志》的编修是清代的文化盛事 ,而清代又是中国古代方志的鼎盛时期。文章论述了《大清一统志》对清代方志纂修的推动作用 ,并阐述了在其影响下 ,清代地方志所形成的优良传统。     

从郭店楚简和马王堆帛书论“晚书”的真伪

从宋以来就有学考定今传《古尚书》25篇“晚书”乃后人所编造,近年出土的简帛佚籍马王堆帛书与郭店楚简中相关篇章的内容,恰可证实此说。     

触景生情与披文生情——《物色》与《知音》的理论比较

《物色》与《知音》是《文心雕龙》杂论中的重要二篇。《物色》以触景生情为主要内容,《知音》属批评论、以披文生情为主要内容。《物色》到《知音》是触景生情与披文生情的过渡,这两个过程的变化是相反相向的。同时两个过程中创作主体与读者的角色要求、情感、展现与重现中的景物等方面也存在较大差异。     

“四始”说考论

汉代研究《诗经》的鲁、韩、齐、毛四家都曾提出过“四始”说,但它们的内涵不尽相同。其中《毛诗》“四始”说强调了《诗经》风、雅、颂的讽谕美刺功效,而《齐诗》“四始”说则出自纬学,《诗纬》以“阴阳五行”之说解释《诗经》中《大明》等四篇诗作。刘勰的《文心雕龙》中也有“四始”说,其来源于《毛诗》,并影响了《文心雕龙》的诗歌理论。     

从刘向校书再论马王堆帛书《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非《黄帝四经》——兼论古籍流传研究中的两个方法论误区

从刘向校书与古籍流传之间关系来看,应以"类"的观念对待刘向校书前的诸子文献.将新出土的汉代中期以 前的简帛文献比附<汉书·艺文志>相关篇目、以线性的逻辑模式处理刘向之前或其同时代的互见文献,是目前古籍流传和学术史研究中两个比较常见的方法论误区.因此在马王堆帛书<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非<黄帝四经>问题上没有讨论余地,这种思路本身就不可取.     

《马氏文通》中以“不”为标志的否定句中“词语假借”再探讨

本文分析了<马氏文通>中以"不"为标志的否定向的"词语假借"现象,用"词语假借"的术语总括"字类假借"的实际外延,并对其进行了重新分类,进而讨论了"词语假借"所涵盖的语法现象.     

汉魏六朝“耕隐”作品的文学史意义——以《文选》中“耕隐”作品为例

《文选》中的诗文表现归隐行为或归隐意念的"耕"及耕作名目,称为"耕隐"作品。先秦典籍中安平乐道思想是源泉,汉魏六朝"耕隐"作品则是流变。从杨恽以"耕"为谋生手段,至张衡有愿望而无"耕隐"实践,再到陶渊明真正践行"耕隐"愿望,是逐渐演进的过程,其中的重要作品均为名作。田园诗是"耕隐"作品成熟的标志;耕作由零散提及至田园诗成为重要诗歌题材,描述诗人"耕隐"心态,表现怡然自得心境;"耕隐"作品影响巨大,形成"桃源"文化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