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End of Legal Transplantation

本文从思想史的角度梳理了在中国法学界占主导地位的法律移植论,一种就是法律文化论,另一种就是法律现代化理论,作者认为这两种理论形成了"与世界接轨"的法律意识形态,从而对于法律移植的立法活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为此,本文以知识产权为例,考察了"与国际接轨"的法律移植所造成的不良后果。在此基础上,本文分析了法律移植理论的内在缺陷,提出超越法律移植理论,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的法律观上,强调国家利益是法律的最高政治原则。在这种理论基础上,法律移植变成了普通的立法活动,从而丧失了其独立的理论意义而告终结。     

批判法理学在中国的兴起

批判法理学的迅速崛起是21世纪中国法理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於兴中、冯象和强世功是中国批判法理学思潮的发动者和推动者.於兴中运用文明秩序理论批判一元的法律文明秩序和国家法制主义,并提出社会理论与法之研究的种种面相.冯象则从宗教和伦理的角度对中国的政法体制和法治意识形态做出了鞭辟入里的分析和批判.强世功将新中国形成的法律传统概括为法律的治理化传统,并主张中国的法理学应该迈向立法者的法理学.批判法理学致力于反思和批判中国的法治和法理学传统,力图在批判反思的基础上为中国未来的法治和法理学提出一幅理想的图景.     

ChatGPT介入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逻辑、风险及应对

拥有跨模态深度学习能力的ChatGPT具备了全方位介入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超级能力,从文本生成与话语传播双重维度重构了当前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基本格局。主要表现为ChatGPT以惊人的算力、算法、算策以及聚合语料知识等功能叠加重置了意识形态文本生成的基础场景,打破了意识形态话语传播的传统模式,冲击了主流意识形态治理的底层逻辑。由此滋生不可忽视的意识形态安全治理风险：物化现象对公意诉求的侵占、政治背景与技术规律的关联、伦理道德和公共秩序的失位不断稀释主流意识形态凝聚力、削弱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加剧意识形态渗透和错误思潮传播、威胁主流意识形态权威。在此背景下意识形态安全治理需由被动适应ChatGPT强势介入转向主动识别智控技术,积极解码ChatGPT介入逻辑的底层算法技术,以价值理性为引导推动完善公共向善技术体系建设,建立ChatGPT推广应用与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同向发展机制,进而实现化“智能”为“治理”的良性进阶。     

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哲学基础

近年来,随着文学方法的更新、观念的探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哲学基础问题越来越突出了。陈涌同志在与刘再复同志商榷的文章《文艺学方法论》中,明确地提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方法论,只能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意识形态论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的基础上。历史唯物主义的意识形态论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是我们考察全部意识形态问题的理论基础。同时也是考察全部意识形态问题的方法论的基础,因     

耶林的思想转型与现代民法社会化思潮的兴起

概念法学和自由意志论是19世纪欧陆主流的法律思想,德国法学家鲁道夫·冯·耶林早期也是概念法学的追随者.从19世纪后半叶起,耶林基于社会目的理论,提出纠正概念法学的目的法学,并从多个理论角度对自由意志论的民法思想作出批判.耶林的理论对后世的利益法学、社会学法学、法学自然主义以及种种反概念主义法学思潮都具有深远的影响.在此意义上,本文认为耶林的思想转型体现了现代民法社会化思潮的开端.     

Textualism,structuralism and originalism： the art of the NPC Standing Committee＇s interpretations of the Basic Law

本文分析了香港回归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香港基本法三次解释中所采用的法律解释方法,包括文本解释、结构解释和立法原意解释等。文章强调“人大释法”在娴熟地采用这些法律解释方法时对法理学说的运用。文章指出,在居港权案中,特区终审法院与人大释法在法律解释方法上的分歧主要在于确定体现立法原意的权威本文的过程中,究竟是采取程序主义的形式审查,还是实质主义的意图推定,这不仅是法律解释方法的不同,而且是法理学说和政治立场的不同。在此基础上,文章批评了立法者不适宜解释法律的流行偏见,呼吁将基本法纳入列国家宪政体制中来理解。     

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强加式客位与西方中心主义

后物质主义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国家的历史、社会与文化的脉络中发展出来，是一个具有特殊文化与政治意味的西方本土概念。尽管该理论具有价值无涉的框架结构，展示了经济发展带动价值转型、价值转型继而促进政治变迁的一般过程，但是填充这一框架结构的核心概念和叙事却透露出浓重的本土关怀。长期以来，后物质主义被视作普适性的理论，用来解释全球各地的文化变迁与政治发展现象。通过分析两种重大的立论错误，本文试图证明后物质主义理论并不具备真正的普适性。第一，强加式客位策略的应用使得跨国/跨文化延伸的视角失真。第二，民主目的论/历史终结论忽视了文化的分化和多样性，使得理论工作陷入了“民主至上”的桎梏之中。造成以上问题的直接成因是研究者缺乏对文化主体性的充分认识，背后的根源则是西方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及其知识—权力生产结构。     

试论韩国社会转型时期的政治变革

本文从社会转型的视角，对近几年韩国的“廉政风暴”进行了历史的考察和分析。作者认为，韩国金钱政治的根源在于政治上的“权威主义”，经济上的“政府主导型”政策和文化上崇尚“人治”；而这场政治革新运动的背景则是近十年来政治体制的重大变化，经济上实现了转轨，市民社会基本形成以及军队改革初见成效。从韩国的经验，作者归纳出几点对亚洲后发国家具有普遍意义的启示，即政治模式的选择必须充分考虑本国的政治传统和社会现实，政府不宜过多直接干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不能过分落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加强对全民反腐倡廉的教育和法制建设尤为重要。     

国际政治的世纪性规律与中国的战略定位辨析

国际政治的世纪性规律是超越动态现象。对国际关系行化过程中内在本质的宏观把握，任何一个试图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有所作为的国家，都必须对此有清醒的认识。西方学者大多将国际政治的世纪性规律总结为”世界领导者”的传延和替代，反映出典型的“西方中心主义”意识。作者认为，符合历史事实的应该是发展的规律和分合的规律，由此决定，国际结构经历了由分散型、聚合型向聚合一分散型的更替，国际关系原则随之表现为吞并主义、霸权主义和正在上升的道德主义，在将要持续较长一段时间的国际关系转型期中，中国必须遵循“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基本思路，根据国情国力和国家利益建构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战略和策略。     

法治时代的中国法理学——政治修辞下的法理学解放

法治时代的法理学需要摆脱政治修辞的束缚而独立发展,并为法治贡献理性的思维方法.为此,必须厘清政治与法治的关系,没有法治的政治是危险的.在法治时代,中国需要建构在内容上有独立性、在功能上能自主发挥作用的法理学,进而重塑以人为本、依法治国、宪法法律至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法理学科建设的去政治化是一个长期的任务,法治建设需要的是法理修辞而不是过度的政治修辞.法治修辞应该代替政治修辞,法理学应该成为法治时代的显学,法律思维方式应该成为时代的主流思维方式.     

强者政治学与弱者政治学——试论政治哲学中的两种方向

整个政治哲学思考可以看成在两个十分不同的方向上进行:“强者政治学”和“弱者政治学”。它们的区分不仅是领域上的,而且还是本体论上的,并且因此会影响到目标和态势上的差异。这一划分将有助于重新反思政治哲学中的诸多重要问题,比如,同样是社会契约论者,为什么有人关心主权论,有人只讨论正义论;还有,古典政治哲学的幸福论(完善论)与现代性政治哲学思路有什么不同,在现代性政治中是否还有其意义;以及“两种共和主义”和“第三种自由”的讨论究竟应当怎么看,等等。     

西方城市政治生态学理论评述

源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的城市政治生态学由英国学者埃里克·斯温格杜首次提出后,历经20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政治生态学的重要分支和剖析城市问题、推动城市社会—生态转型的重要理论之一。城市政治生态学第二代理论家超越了第一代“都市马克思主义者”的城市主义方法论,在社会—自然、城市—乡村的辩证视角下将城市视为社会—自然杂合体,并通过城市新陈代谢、城市足迹、自然资本化等概念阐释城市化的生态基础及其对自然的建构作用,打破了传统城市分析的方法论领土主义和二元对立的倾向。城市政治生态学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社会空间论两种阐释路径下,与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种族平等、环境正义、酷儿生态学、文化马克思主义等理论相结合,呈现出后现代转向的发展趋势。作为一种“红绿”生态文化理论,城市政治生态学有着不同于“浅绿”和“深绿”理论的绿色变革潜能。中国语境下的城市政治生态学研究方兴未艾,必将经历“引进”和“本土化”两个阶段,为全球视野下的城市研究贡献东方城市生态文明和社会—生态转型的独特案例和理论话语。     

人生边缘的牧歌──论30年代浪漫主义思潮

五四浪漫主义思潮在社会革命高涨的背景下急剧分化。郁达夫、废名、沈从文于是退居人生边缘 ,通过疏远时代、与政治斗争保持一定距离来获得乃至扩大个人心理自由的空间 ,从而坚持他们“个人主义的浪漫主义”的创作方向 ,由此在 30年代产生了一种颇具特色的田园牧歌形态的浪漫主义。这种新的浪漫主义与五四浪漫主义有着精神上的一致性 ,又具有在发展中所获得的特点。它代表着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思潮的一次重要蜕变 ,而且与同时期的左翼文学思潮构成了共存互补的关系     

美国现代社会政治哲学

在考察美国的现实政治生活时,里根主义即里根总统的政治和经济方针当占有重要地位。80年代,是共和党执政和保守势力在西方政治生活中占优势的时期,也是社会政治势力重新注意到意识形态问题并趋于偏激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人们已经对“全民幸福国家”这一自由党纲领感到不满,“美国垄断地位”的神话也开始动摇。随着保守分子获得政权,在70年代出现的实证政治倾向中,政治和意识形态中的军国主义战争方针取代了缓和的愿望。     

三纲八目与福泽谕吉的文明图式

本文藉考察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1875年)这部启蒙经典中的汉学典故,了解<大学>三纲八目与福泽文明图式间的内在逻辑关联,由此思考本土文化对现代文明发展的积极意义.     

女性主义法学的生成及展开

女性主义法学是西方现代法理学思潮的一个流派.其思想产生于女性主义各派理论;其方法论以意识觉醒的方法、实际推理、询问具体问题及解构为主;其理论基于后现代主义认识论;其主要观点集中于对传统自由法学、法律实证主义及法律的批判上.女性主义法学的发展趋势将可能是多种学派的共存,其对法学理论与实践的影响正由边缘步入中心.     

网络民粹主义意识形态的风险审视与治理策略

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仍存在着一定的风险和挑战,其中互联网与民粹主义的碰撞带来了新的意识形态风险。就其基本特征而言,网络民粹主义隐蔽阶级特征,突显社会矛盾;有意表现自身,潜在杂糅信息;全球传播流行,各地不尽相同。由此带来了文化、社会和政治层面的多重风险。针对网络民粹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特征和多重风险,提出治理策略：防范非主流意识形态渗透,为巩固主流意识形态阵地打下坚实基础;警惕网络霸权,为健全网络生态治理体系提供重要抓手;防止社会失序,为扩大公众政治参与和社会参与给予充分保障。在方法论意义上,要正确处理好守正与创新、时代特征与中国特色、发展与安全的基本关系。     

作为一种方法论思潮的视角主义

视角主义(perspectivism)是风靡当代西方的一股重要的哲学方法论思潮,是后现代思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现代法国哲学》的作者V.狄康姆曾经说过:“整个1960年代宣告自己信奉视角主义”。30年过去了,视角主义的影响似乎并没有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消褪。它不断从现象学、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解释学甚至从传统哲学中汲取营养,反过来又对这些思潮施加着自己的深刻影响。这种影响已远远漫过了哲学的围墙,散播到思想文化的其他一切领域。有趣的是,尽管深受视角主义淫浸或持视角主义观     

大俄罗斯主义思想体系及其当代政治表现

主要从彼得大帝时代起 ,在民族自我反省过程中 ,大俄罗斯主义逐渐发展成为世界性征服思想体系 ,其核心要素就是 :( 1 )根深蒂固且极力张扬的民族救世主义及其“帝国转移”理论 ;( 2 )基于地缘安全和意识形态对抗进行地理扩张的帝国思想 ;( 3)国家思想的一元化以及在此基础上追求民族一致性的理想 ;( 4 )帝国的俄罗斯化。作为一种政治文化 ,大俄罗斯主义对俄罗斯国家理想、对外政策、发展道路无不产生了深远影响 ;而作为一种世界性征服思想体系 ,大俄罗斯主义特别强调俄罗斯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对抗性 ,结果造成了俄罗斯与周边国家特别是与欧洲之间严重的安全两难和国家政治与社会结构日趋脆弱。在大俄罗斯主义思想体系中 ,国家思想一元化是俄罗斯民族和国家同一性的根本所在 ,是大俄罗斯主义的重要特征 ,但也是其致命的弱点。前苏联国家意识形态解体后 ,到目前为止俄罗斯还没有一个一元化的国家思想 ,所以当今俄罗斯政坛上 ,意识形态多元化意味着大俄罗斯主义的退潮。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宗教极端主义与国际恐怖主义辨析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以政治激进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相结合为本质特征 ,是与现代改良主义和世俗民族主义相对立的一种宗教社会思潮。主流的原教旨主义派别主张开展合法斗争 ,希望参与国家的政治进程 ;而极端的原教旨主义 ,就伊斯兰而言 ,也就是宗教极端主义的一种形态。它与恐怖主义关系密切 ,从宗教角度称为极端主义 ,从政治、法律角度称为恐怖主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与宗教极端主义、国际恐怖主义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认真加以研究和辨析 ,对深入开展反对恐怖主义的斗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