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童话中的恐怖叙事与伦理困境——以“格林童话”与“林兰童话”的对读为方法

民间童话在传递真善美的同时包孕着诸多恐怖元素，其恐怖叙事指向故事的深层结构，再现了人类历史进程中的黑暗印记与集体心灵创伤。“格林童话”和“林兰童话”两种文本对于恐怖叙事的研究具有典型意义，在中西不同视域下展现了“恐怖”之于儿童文学的精神内涵与表现形式。“在家—离家”范式下的恐怖空间、表征文化他者的怪物形象以及非理性的暴力事件，共同构筑了隐匿在童话中的恐怖世界。从伦理环境、伦理身份、伦理选择三个层面，可以发掘民间童话恐怖话语下的多重伦理困境：一是成人设置禁忌而儿童打破禁忌；二是善以恶的形式战胜恶；三是恐怖的删改与否关涉着“民间性”与“儿童性”的悖反。恐怖叙事中的伦理困境直接指向童话故事的本质内涵，对于恐怖叙事的伦理学思考推动着儿童文学进一步开拓新的审美疆域。     

强人工智能设备面临的伦理困境与风险

基于“人是目的”的价值设定而建立起的“伦理至善”第一原则让强人工智能设备的研发和应用首先遭遇道德合法性的论证难题。“有限的道德合法性”为其谋求到了一个伦理存在空间。以致命性自主武器系统（LAWS）为例，“有限性”的前置条件则让关于其“道德责任代理人”的准确识别与划分成为首要问题。以道德判断能力为标准，将作为“工具”的机器和作为“具有实践智慧”的人做明确划分是准确识别LAWS责任代理人的逻辑基础。基于道德责任代理人的逻辑梳理，即使被完美道德编码的LAWS作为“非道德”的机器在应用中也可能会遭遇“不道德的人”的伦理难题。这是我们可预见且对国际关系构建和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可能产生颠覆性影响的伦理威胁。从这个角度看，谨防出现基于“技术野蛮”的“寡头恐怖主义”这一时代命题要求我们尽快对相关强人工智能设备给出一套有效的、缜密的预防性伦理应对机制。     

从角色理论谈科学家的伦理困境

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科学伦理问题日益凸显。作为科学活动的主体,科学家的德性品质和意志行为对科学研究的推进和科学成果的社会应用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科学家社会角色的多重性决定了他们价值选择的复杂性,在科学自由与社会责任、组织职责与科学良心、公民义务与终极目标的矛盾冲突中,他们往往陷入伦理选择的困境之中。而超越这种伦理困境的途径在于科学家坚持自律的道德要求,坚持正确的价值目标和价值选择,担负起对社会的道德责任。     

叙事伦理:叙事学的道德思考

在文化冲突攀升、恐怖主义肆虐的今天,探讨中西小说的叙事伦理问题,不仅仅是小说叙事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更应该引起整个叙事学界足够的关注与重视。本文从叙事学的中国道路视角出发,把叙事与道德结合起来进行思考,分析了存在“道德安全”问题的“意识形态眼光”叙事的原因:一是小说叙事中的“污名化叙事”,二是“反伦理”角色代言叙事。为此,本论文探讨了中西小说的叙事原则并上升到伦理的高度:即叙事者(无论以何种身份出现)在叙事时必须遵循的“道德底线”和最高伦理原则。     

现代化语境中儒家伦理文化的转换

全球化的情景下,儒家伦理文化彰显其现代价值:重“和谐”的道德情操,“仁爱”的道德原则,“依礼而立”的道德规范,“诚实守信”的道德意识,“舍利取义”的道德标准。以美国为主的西方伦理文化,以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为中心,倡导自我个性和自由,正在消解着世界其他民族国家的传统的伦理文化价值观。现代化、民族化、世界化,是儒家伦理文化转换的三个基本立足点。对待儒家伦理文化,既要批判地继承,又要有所超越和创新。     

群体决策中的投票行为分析

在现代社会中，投票是群体决策行为中一种常见的方式，人们往往以投票的结果作为群体最后的决策选择。群体的决策选择是由各个群体成员的投票选择行为所构成的，对于群体成员的投票行为，可分为诚实投票和策略投票。 　　一、诚实投票 　　诚实投票就是指在几个可选择的方案中，他总是投票赞成他最喜欢的方案，即喜爱哪个方案就投票赞成哪个方案。这是一个策略选择，但可能不一定是明智的选择。在诚实投票中，人们的行为是理性的，满足差异性和传递性。就是说可选择的方案对于投票者来说，效用是不等的，是有差异的方案之间的效用具有可比性…     

环境伦理与“三型社会”

环境伦理是关于调解人与自然关系、保护生态环境的新型道德规范和价值体系.建设“三型社会”实践了中国特色环境伦理的内涵和精神.环境伦理是建设“三型社会”的道德指针和精神护法,建设“三型社会”是环境伦理的具体实践和价值创造.在新时期,通过多种路径选择推进环境伦理与“三型社会”的融合共建,促进科学发展,是当代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礼记》儒家的身份与情感焦虑

在《礼记》关于儒家伦理关系谱系的论述中,儒家的身份一直比较模糊,现实理想的角色是君子,想象的角色是圣人,实际操作中儒家却不得不进行一种和现实政治与伦理境域密切联系的角色选择。这种选择使儒家陷入了身份的焦虑之中。儒家不得不在道德理想和现世伦理间奔突冲撞,承受其内心的情感焦虑。儒家在现实的政治伦理话语体系中的中间人角色,使其在政治伦理实践过程中因身份缺失所导致的内在焦虑是难以实际消除的。     

论女性性别角色变革的合理走向

男女之间的生理差异是客观存在的,因此“男女平等”不等于刻板地追求“男女完全一样”。社会所制定的“男女平等”标准,应在能够充分保障男女政治权利平等的前提下,人性化、合理化地保护和发挥两性性别差异的特征和特点。社会所倡导的舆论环境以及性别意识发展的理想境界应该是:社会上每一个男女公民都能有选择角色取向的自由并真正享受到角色目标实现所带来的快乐。     

弘扬传统文化精粹强化市场伦理建设

建立完善、有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深厚博大的文化背景的支持。中国传统文化与现阶段社会的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取其精华,古为今用,发挥其对市场伦理建设的纠偏矫正的导向作用,形成“以义统利”“见利思义”的市场价值伦理;确立诚实守信、务实求真的市场信用伦理;倡导“以和为贵”、“立己立人”的市场经营伦理。     

“环境进入伦理”与伦理世界观的改变

深层生态学的原则表明,“环境进入伦理”展现为伦理世界观之转变。我们从黑格尔“伦理世界观”的扩展释读中看到：“伦理觉悟”是对道德主观性的扬弃;而伦理世界的“设定的和谐”展现为人类史与自然史在文明演进中的伦理觉悟;伦理世界观落实到伦理行为,就是“为承认而斗争”的现实生态。“环境进入伦理”展开了以自然为基础的承认关系,它要求一种生态觉悟,并以生态自然与伦理的“设定的和谐”为中介来构建各种形式的主体间承认关系,是在当代人类处境中,通过重新检讨各种类型的伦理承认关系,重建文明与自然之融合的伦理世界观。“遵循环境伦理”,是“环境进入伦理”的文明进程或文明觉悟通过伦理行为所要完成的伦理世界观之转变的关键,是其伦理客观意志的体现。     

村民再组织过程中社区精英的地位和作用--对皖西大别山区石村的观察与思考

在多核心的权力网络结构下 ,社区精英只是网络结构中的一个个较为突出的节点。在石村村民的再组织呈现出弱组织的状态下 ,社区精英发挥了重要作用 ,分别扮演了国家代理人、社区守望人、村民利益代理人和家庭代表人等多种角色     

近现代中国的代理人间接统治问题评析

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代理人”概念的提出,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作为西方列强的代理人,中国统治者的“代理”程度有个大致呈抛物线状态的演变过程。代理程度的不同是双方在特定国内国际环境下实力、意图、策略较量博弈的结果。区分代理人的不同代理程度有助于我们以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更好地认识历史的复杂性。     

论制度配置与“激励─约束相容”─—再析中国国企改革进程中的“代理问题”

相当部分西方经济学家曾以委托一代理理论作为解析分权式企业潜存的“代理问题”的理论依据，并由此得出“剩余索取权”的合理分配和代理人市场竞争机制的导人是解决“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关键前提；部分国内经济学者分析中国国企改革进程中的相关问题时，认为国有企业改革进程中严重的“内部人控制”和代理人行为短期化成因于改革路径偏离委托－代理理论教义。其实，尽管中国国企改革当初并未以委托－代理理论作为理论基础，但改革基本上是以激励机制的形成和代理人市场竞争机制的逐渐导入为重要内容的。而实践表明，激励机制的引入…     

伦理错位下的"亲情腐败"及其预防

近年来,腐败的形式日趋多样化,腐败的主体也开始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亲情腐败”现象已经引起社会关注。它发生于官员在私人领域作为“父亲”等的私人角色的家庭伦理,与在公共领域作为“官员”的职业角色的行政伦理错位的情况下。“亲情腐败”有其久远的历史伦理渊源,又有深刻的现实伦理基础,必须采取积极的措施有效地预防和惩治“亲情腐败”。     

ChatGPT运用于教育的伦理风险及其防控

ChatGPT热潮下的教育伦理是ChatGPT等人工智能技术在教育领域开发、应用与治理过程中，教育智能体——教育参与者与智能机器——应该遵循的道德关系、伦理准则及行为规范。教育“善”是人工智能时代教育伦理的内在属性和集中彰显。然而，随着ChatGPT等人工智能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引发了一系列显在和潜在的教育伦理风险，表现为技术向“善”趋于异化、个体崇“善”走向衰微、社会趋“善”面临溃散等。为促进教育向“善”发展，有效防控ChatGPT运用于教育的伦理风险，应改良智能技术，加快人机双师协同育人；回归人性本真，敦促德性良知重返人心；匡扶社会正义，促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伦理讨论对气候变化辩论的影响

对社会政治价值和伦理价值在气候研究中的非认知价值的态度,在当今学界主要分为中立主义者派和内在伦理学派。中立主义者们希望科学保持价值中立,而内在伦理学派主张社会政治和伦理价值之间存在紧密联系,认为将价值属性完全归属到社会和政治领域是不可能的,因此应强调伦理探讨在气候问题研究的作用。两派观点都无法完全合理解释伦理学在社会和政治问题中的角色。文章认为虽然科学没有被赋予社会政治和伦理价值特权,但这些价值仍然在决定如何抗击全球变暖的决策中起到重要作用,应该建议社会和政治建构衡量标准,在强大有力和适时调整之间寻找一个合适的平衡点。     

网络文艺领域网暴治理的传播伦理策略

在数字媒介环境中,网络文艺评论中的网络暴力事件已然成类出现。无论是从现实世界的典型现象还是就其表现出来的关键特征看,生成性媒介环境都是网络文艺评论的总体环境。生成性媒介生态环境凝聚“媒介动能”,重塑文艺评论的“物质性”能量场。文艺领域之所以频繁发生网络暴力,主要是过于偏信“媒介生长论”的价值取向,同时却又在根本上忽略了巴洛克式的“褶皱”场景本来就是网络暴力的温床。在数字传播背景下开展网络文艺评论暴力治理,主要的伦理策略包括：重塑社交健康的自我伦理,超越联结和断联的复杂性伦理,强化“趋势结果”——突显事件伦理,凭借“宏大叙事”增强文艺评论厚度。     

论行政行为的伦理决策

所谓伦理决策,实质上就是依据实际情况来判断和选择适用的伦理准则、道德规范作为行政行为的指导方针。行政责任的履行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行政行为责任人的伦理决策水平,即必须能够在多重利益关系及其矛盾冲突中正确地理解和把握自身的伦理责任,并依据自己的伦理责任来恰当地权衡和选择自己的行政行为方式。伦理决策作为行政行为主体在履行责任过程中所进行的利弊权衡、价值判断和目标选择,其可能前提是行政行为人的自主性和自觉性。行政行为伦理决策的有效性,需要在确认行政制度合理性的前提下,依靠行政制度的健全性来保障。只有健全的行政制度才能保证行政行为主体既效忠于行政目标,又对行政对象高度负责,并以积极、灵活、有效的方式来寻找二者之间的一致性,追求行政行为的实际效果。行政行为主体能否坚持伦理决策的宗旨,并通过恰当合理的伦理决策来选择并规范自身的行政行为,不仅关系到行政行为的得失成败,而且也关系到行政行为主体的是非进退。     

组织伦理视角下的企业员工当责行为研究

员工工作行为伦理是员工个体目标达成与组织目标实现相统一的决定因素,它很大程度决定了员工在何种程度上付出努力并达成委托人的预期,员工当责行为则是员工做出伦理决策的情境性条件.在员工当责行为与员工伦理决策的内在关系中,外在的网络关系强度及员工内在的角色感知是员工采取当责行为做出伦理决策的基本动力,员工个体特征差异因素及道德强度对这一过程起到调节作用.员工当责情境下的伦理行为对于组织产生结果导向及关系导向两个层面的影响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