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农民工多维贫困及治理路径研究

农民工在由农村向城市的转移过程中,出现了贫困问题。这一问题直接影响着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也关系着城市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当前,农民工城市贫困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经济贫困、权利贫困、精神贫困、文化教育贫困、能力贫困、社会资源贫困等等,各种贫困现象开始在城市农民工身上出现。导致贫困的发生主要有制度设计、资源分配、城市化建设、自身素质、文化与心理冲突等方面的因素。因此,必须采取各种措施,从区域协同、主体合作、治理模式创新、手段优化等方面来推动城市农民工贫困的治理。     

农民工家庭消费结构及对相对贫困治理的启示

根据民政部“2015年中国城乡困难家庭社会政策支持系统建设项目”的问卷调查数据,通过对比分析和ELES模型,对农民工家庭消费结构特点以及各项消费需求的满足状况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恩格尔定律对解释农民工家庭消费结构有局限性,在农民工家庭消费安排中,生存消费被压缩,发展消费投入高,形成了“以发展为导向的基本生活消费低度满足”的消费模式。这种消费模式被概括为“节俭-发展”型消费模式,其基本特征是“省吃俭用图发展”,饮食支出“低水平-低比例”,住房、教育、医疗支出“高水平-高比例”,衣食住行用等基本物质和服务消费水平低,满足程度低,消费需求有待释放;转移性支出和教育支出水平高、占比高、满足程度高,边际支出倾向也比较高;医疗支出呈现过高的特点。这种消费模式导致农民工家庭基本物质生活相对贫困化,根本原因在于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务不足,发展需求缺乏社会政策支持。由此建议通过各种发展性社会政策支持其发展需求,并以此建立健全缓解其相对贫困的长期机制。     

中国统筹城乡相对贫困治理体系构建的逻辑和路向

由绝对贫困转向相对贫困、统筹城乡相对贫困治理是2020年后中国贫困治理的时代诉求和战略重点。相对贫困标准确定难度大、相对贫困群体构成复杂且广泛、反贫"管理机构分治""政策体系分割""治理力量分散"、相对贫困治理联动协同机制缺失等问题将深刻影响统筹城乡相对贫困治理的进程和成效。联动性、协同性、普惠性、常规性和制度化等贫困治理逻辑决定了统筹城乡相对贫困治理的重点方向和突破口。由此,要制定层级性、差异性和动态性的相对贫困标准,培育和增强统筹城乡相对贫困治理的内生驱动力,整合城市社会救助和农村扶贫开发政策,建立统筹城乡相对贫困治理管理机构、信息救助系统和政策衔接机制,建立要素共融、空间共建和发展共进的城乡融合发展联动格局。     

相对贫困语境下贫困群体福利权的法治化路径

从绝对贫困进入相对贫困,贫困群体福利权保障是现实和制度对法治提出的要求.城乡二元结构存在、社会财富收入不均、福利资源获取能力有限和经济、技术带来进步的"风险社会"等问题,使得在相对贫困语境下贫困群体呈现出复杂化、多样化、隐性化的特征.从主客观两个层面出发,构建收入-财产-支出-文化程度-学习能力的二元五维贫困主体识别框架,有助于精准识别贫困群体,明确福利权的适格主体.中国社会整体福利状况的改变,决定了贫困群体福利权由救济型转向了普惠型,个人尊严的实现、个人需要的满足、资源获得机会平等和能力补足成为现下福利权的新样态.宪法、行政法、社会法等构筑的法治路径为福利权的实现提供了坚实保障.     

城市化：农民工边缘性贫困的路径与治理分析

在解决“三农”问题,提高农民收入采取城市化战略时,必须认识到中国城市化发展的特殊性和旧的社会政策的路径依赖以及传统习惯和观念的影响,单靠城市化本身的自然发展并不能真正减少农民,反而进城民工出现边缘化倾向的贫困状态。治理农民工的边缘性贫困,必须寻求社会政策体系的创新,结合中国城市化发展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对接需要,当前社会效策应着重从社会管理政策、社会福利政策和社会保障政策等方面改革调整。     

社会治理视域下的贫困治理

"社会治理"理论深化了治理理论,社会治理的理念、价值追求超越了社会管理,两者在主体构成、内容、实施方式、目的等相差甚异。我国的社会治理是"大国的超大社会治理",须建构国家与社会的"双轮驱动"。社会治理理论可运用于贫困治理研究。贫困治理可立足于大国的超大社会治理视野,其性质是社会资源的创造与分配。贫困治理应与社会治理"互嵌",因其目标同构,互为条件。大国长期发展应是贫困治理战略选择的基调,多主体合作参与是其基本命题。     

中国贫困治理的政治逻辑——兼论对西方福利国家理论的超越

中国贫困治理特别是"精准脱贫"取得的巨大成就,为我们深刻理解"中国模式"并发展国家理论提供了重要的契机。中国的贫困治理模式成功地将执政党的政治领导力转换为一种现代化的国家治理能力,将贫困人口的个人福利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发挥了中央权威的理性化优势,激发了地方政府与社会协同治理的活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决定了中国贫困治理的政治逻辑:以福利分配为导向的贫困治理,是一种普遍的"人民福利",而不是排他的少数人的特权;是一种基于"共同富裕"和"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国家目标,而不是为赢得选举而安抚选民的功利手段;是一种旨在帮助贫困人口形成致富能力的发展意义上的分配制度,而不是"托底式"的功利性社会救济。中国的贫困治理用事实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在福利分配方面的政治优势,有力挑战了西方传统的福利国家理论。同时,为帮助发展中国家摆脱以西方为师的理论贫乏与制度枯竭的困境,提供了具有参考性的替代方案。     

“治理性”问题与统筹科学化研究

实践需要理论指导。复杂实践需要理论创新。"治理性"问题指复杂实践中"不可逆、不确定、不稳定、不均衡"(简称"四不")凸显带来的"系统性"症候,如用确定性方法对应不确定性问题而出现的组织性与自组织的不对称、制度化与非制度化的不适应、"树结构""网结构"的功能性失调等诸多问题。秉承世界治理风潮与中华优秀文化交汇,继承我党历代领导人一贯主张的理论与实践,需要更加重视统筹,以中国共产党的"统筹领导"、"科学统筹"为特征,成为民族复兴国家兴盛的客观要求。新时代的改革开放与科学发展新常态,要把发展——变革——创新与机遇——风险——规避三部分结合起来,实现高质量发展。面对社会问题的无结构化、多系统、多角度、多类型所产生的"四不"等不可控现象,统筹领导者应扩展人时空相统一的大视野,着力于组织性优化、转化的大辩证大协调。科学统筹本身的科学化即在统筹实践中进行学理建构并基于统筹实践的科学性、统筹思维的开放性,通过人时空相通相融、理论抽象与规范化,成就真正的统筹科学,进而指导复杂实践。无论是经济治理、社会治理乃至国家治理现代化,还是预防疫情等公共危机,都需要突破传统条块分割的"科层式"思维及低协同性困境,"...     

贫困治理范式的转变——兼论其政策意义

贫困研究存在经济视角、能力视角和社会视角,它们分别关注经济贫困、能力贫困与社会排斥,与此相适应,贫困治理也经历了一个范式转变的过程:在治理主体上,从民间慈善为主到以政府救助为主,进而到政府、企业界、民间组织共同治理贫困;在治理方式上,从救助式扶贫到开发式扶贫,进而到参与式扶贫;在治理目标上,从强调改善经济贫困,到强调克服能力贫困,进而到强调缓解社会排斥.贫困治理范式的演变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国家治理视野下的贫困治理及其结构变迁

中国贫困治理的实践曾以国家与农民关系、中央与地方关系为实现路径。国家意志、基层政治与社会民情曾是治理结构中的核心变量。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推进,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市场要素开始进入贫困治理实践,国家与市场关系成为贫困治理的主要路径,并由此逐步形成市场引领、国家保障、基层应对、民众顺应的贫困治理格局。     

统筹城乡背景下促进农民工就业的政策建议

统筹城乡发展是解决农民工就业问题的新理念,在此从这一理念背景出发,分析了我国农民工就业的规模、基本流向及构成结构,应用二元经济理论探讨了统筹城乡背景下我国农民工就业面临的现实问题,并通过国外相关成功经验总结出对我国的启示,最终提出统筹城乡背景下促进农民工就业的相关政策建议。     

资产社会政策视域下的农村贫困治理

农村贫困治理是一道难题,尤其在贫困发生率降低到一定程度,各种扶贫开发措施均难以奏效的情况下,意味着反贫困已经进入后攻坚时期.有鉴于此,适时调整扶贫模式,转换治贫理念,实现由开发扶贫向发展扶贫转型就显得尤为重要.兼具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二者之长的资产社会政策,借助个人资产账户为工具,并嵌入资产建设理念,将为我国农村贫困治理开辟新的思路.     

政府理念创新与构建“福利政府”

在市场经济不断完善和改革开放不断深入背景下,满足不能完全参与市场竞争社会群体的生活需要,是构建"福利政府"的社会基础。非商品性、普遍性、统一管理是构建福利政府的基本原则。构建福利政府,应不断增加福利支出、注重社会公平、构建完善的福利体系。     

“央-地”协作与贫困治理——对Y县精准扶贫实践的扩展性讨论

贫困治理需要"央-地"间的协作。然而,由于中央拥有决策权,而地方政府却分享执行权,因而在贫困治理实践中,常常出现中央宏观决策与地方自由裁量之间的张力。这种张力有可能会影响"央-地"间的协作,进而降低贫困治理成效。鉴于此,在贫困治理领域,需要建立以管理权和审批权等权力共享为内容的"央-地"协作机制,通过决策的一致性与执行的在地性的相互嵌入来调动中央和地方各自的积极性,以提高贫困治理的效果。     

能力建设视域下的农村贫困治理

基于我国农村贫困问题从生活贫困到能力贫困的判断,扶贫工作具有越来越明显的能力指向,提升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发展能力,已经成为扶贫开发工作的重点方向。在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构建了以能力建设为核心的贫困治理理论分析框架,并从能力视角,对典型区域农村贫困治理问题进行了初步分析,认为能力缺乏是我国农村贫困的本质,从根本上解决农村贫困问题必须聚焦于能力建设。在采取有效措施,提升贫困家庭和人口的社会认知、风险防范、资源整合、技术应用、信息利用、社会参与和要素流动等能力的基础上,必须更加注重汲取历史经验、变革生存方式、扩大对外交流、引入外部要素、优化政府介入。     

共赢—协同发展理念下的民营企业参与贫困治理研究

民营企业是重要经济主体之一,民营企业参与贫困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客观要求。共赢—协同发展理念下民营企业参与贫困治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既实现了工具性与价值性的统一,又实现了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共赢。结合当前社会扶贫的实际来看,民营企业参与贫困治理的路径应落实到从内外部环境和制度保障来实现贫困治理中政府—企业—贫困人口的共赢。     

法治视角下的西部农民“贫困”问题

一、关于“法治贫困”广大的西部地区是典型的“乡土社会”,是“民间法”盛行的地区。费孝通先生讲“乡土社会是‘礼法’的社会”,在“乡土社会中 ,法律是无从发生的”1 。在西部 ,传统农业社会中无契约思想的价值结构是以惧法尚情为典型的 ,主要表现为 :(1 )解纷机制中的“贱讼”、“耻讼”心态。西部以土地为中心的自然经济将农民束缚于一个狭隘的社会环境中 ,这要求人们间的和谐相处和维护“家丑不可外扬”的集体荣誉 ,从而使利益之争受到压抑、以权利义务为中心的法律手段受到鄙视。因此 ,民众试图通过司法渠道解决纠纷的愿望低于城市人…     

高校贫困学生的“精神贫困”及对策研究

贫困大学生的“精神贫困”主要有自我封闭、焦虑忧郁、忌妒心理、自暴自弃等几种表现。高校可通过加强对贫困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为贫困生解决一些实际问题，为贫困生提供良好的心理咨询服务，积极寻求社会对贫困生的支持和帮助等“爱心措施”激励贫困大学生“精神脱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