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战国黄老道家的法治思想

黄老学是道家思想的一个流派,它产生于战国中期,流行于汉初。黄老道家认为法是道的衍生物,以法治国是道家实现无为之治的必要手段。它从哲学层面讨论了法律的特征、起源以及立法、司法等问题,为法的存在进行了哲学层面上的论证,认为礼治和法治同样是实现无为而治的手段,并提出了刑德并用、礼法并用等主张。黄老道家打着无为的旗号吸收了法治和礼治的主张,将儒、法两家的学说融入道家哲学体系内,形成了一种温和的法治主义,深刻地影响了汉初政治和汉代新儒学。     

学术发展史视野下的先秦黄老之学

黄老之学在理论结构上具有超越于百家学说之上的优势,这一优势来自于对百家之学特别是道、法、儒这三个最主要学派的基本理念的成功整合。黄老之学一改早期道家疏离政治的态度,转而积极地接近政治权力,并用道家哲理论证法治的主张,谋求富国强兵之道,在现实政治的领域为道家学派开辟了广阔的发展空间。黄老之学调和儒法,尝试在法治的框架下容纳儒家关于礼治和道德教化的思想,为荀学的形成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理论准备和思想经验。     

汉魏之际的名法思想及其形成

名法思想是以名学为中心,援引名、法、儒、道各家思想因素,综合形成的一种政治思想,它以务实高效为宗旨,以综核名实为思想原则,以人才与法术思想为核心内容.名法思想及其形成,大致可从重法术的思想意识、重才智的人才观念、破浮华的政治态度和综核名实的精神主旨四个方面考察.名法思想是一个诸子思想的综合,是一种谋略思想.     

中国封建社会统治思想论衡

在二千余年的封建社会里,中国封建社会统治思想的基本构成似乎只是儒、释、道三大学说在政治舞台上活动,以主张暴政的法家学说因其暴虐而臭名昭著从此销声匿迹,不再复出.历史的真相恰恰相反.这是因为,在中国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儒、释、道(主要是儒学)虽然总是以官方的哲学表现在政治舞台上,但这仅仅是思想文化形态层面的一种表象,而在封建统治集团潜在的心灵深处,法家学说才是他们对付被统治者的政治底牌与精神武器."内法外儒"或"内法外佛"、"内法外道"政治无疑是中国封建统治思想最本质的东西.     

中国传统“无讼”思想若干问题研究

无讼思想是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一枝奇葩,产生于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代,儒、道、法等流派相互影响,各自形成了对无讼的认识。无讼思想有独特的表现形式,并且其是经济、政治、社会和思想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无讼法律思想的当代价值包括维护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建构有中国特色的代替性纠纷解决机制、防止法律万能主义和有助于保障社会顺利转型。     

政治视域下的道德因素考量——荀韩哲学思想之比较

在社会发生转型的春秋晚期与战国时期,政治是先秦诸子不得不直面的重大问题。在这当中,儒法两家对于现实政治的关注最令人瞩目,并由此形成了丰富的政治思想与哲学理论。作为各自学派集大成者的荀子和韩非,在儒法思想构成互补关系的战国晚期,具有可比较的价值与意义。道德是否具有工具性,能否作为政治建构的重要因素,是荀韩共同关注的问题,并因立场的差异而使荀韩政治哲学思想分别呈现出道德于政治领域的弱化和政治的去道德化两种理论倾向与特征。这种既有继承又有推进的复杂关系,充分彰显了战国时期政治制度由周制向秦制嬗变过程中所呈现出的复杂历史面相。     

西汉河东酷吏政治成因再认识

学者多认为西汉酷吏群体与秦代的法家文化具有内在关联。然而,具体到西汉河东盛产酷吏的现象,无疑与法家文化在该地区的发展历史与现状有关。从学术史角度看,三晋本是法家思想的策源地,在战国时期,河内、河南分别受到相邻地区的儒、道文化浸染,唯有河东因其独特地理形势,保持了强固的法家文化。从军事角度看,秦汉之交的战乱对河东的影响相对较小,较好地保持了基层社会秩序的连续性,秦王朝政治文化风格的遗留较为沉重。从社会文化角度看,戎狄与相邻的边地文化形态曾是促使法家思想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秦汉时代的河东地区虽是内郡,仍然保留着较强烈的边地气息,这为酷吏群体的产生提供了土壤。     

君·吏·士－解读《史记·酷吏列传》

《酷吏列传》在整部《史记》中有着独特的地位。从表面上看,《酷吏列传》仅仅是关于十个酷吏的白描式的传记,而实际上它却是西汉鼎盛时期重要的政治思想史料。司马迁写作《酷吏列传》,不单是为了揭露酷吏们罄竹难书的罪行,更是在探究政治权力的制衡和约束。后人评论说：“一篇之中,感慨悲愤,汉廷用人之非与酷吏得报之惨,具见于此。此太史公悲世之书,所以致 ? ?垂诫之意,不独为十人立传也。”①《酷吏列传》反映了汉代君王、胥吏和士人三者之间复杂的关系,同时在对现实的激烈批判中寄托了司马迁对一种理想的政治体制的向往。 　　…     

汉代古文经学以礼统法思想及其形成原因窥探

两汉是经学的昌明时代,经学思想在汉代是官方的正统思想。经学中的礼法思想与汉代政治紧密结合,成为汉代法律思想的主流。西汉后期,随着古文经数量增多,古文经学逐渐形成一种同今文经学抗衡的学术和政治势力。而这一变化与汉代古文经学重视礼法建构密不可分。     

略论汉代循吏和酷吏的治政策略

从治政策略来看,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汉代循吏崇尚德治,以仁爱教化治民,以化人心为务,治理效果显著,深得民心;受法家思想影响的汉代酷吏则崇尚刑法,以严刑峻法治民,对于维护社会的安定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无法赢得民众的亲近感和认同感.循吏的德治和酷吏的法治在实践中都有不足之处,因此最有效的治政策略是德刑相济,将道德和法律两者结合作为统治手段.     

君·吏·士--解读《史记·酷吏列传》

《酷吏列传》在整部《史记》中有着独特的地位.从表面上看,《酷吏列传》仅仅是关于十个酷吏的白描式的传记,而实际上它却是西汉鼎盛时期重要的政治思想史料.司马迁写作《酷吏列传》,不单是为了揭露酷吏们罄竹难书的罪行,更是在探究政治权力的制衡和约束.后人评论说:"一篇之中,感慨悲愤,汉廷用人之非与酷吏得报之惨,具见于此.此太史公悲世之书,所以致惓惓垂诫之意,不独为十人立传也."①《酷吏列传》反映了汉代君王、胥吏和士人三者之间复杂的关系,同时在对现实的激烈批判中寄托了司马迁对一种理想的政治体制的向往.     

秦朝法律思想形态的构建与瓦解——“儒法竞合”的意识形态话语解释

昔秦以法家立国称霸,承商君之刑统,采韩李之法术,构建一套法家化的意识形态。这一法律思想体系展示了“事统上法”的政法理念与统一化制度体系形影相依的法权格局,以“皆有法式”为合法性叙述,呈现出显著的“法治”面相。然而,及秦国进于秦朝之际,其政权神圣性话语失之疏阔,法治的兵刑修辞激化仇恨,于权力转化、政策转型、文化关怀方面均有疏失,未能有效解决法统困境以致重刑而亡。而在法家思想居于意识形态至尊,佐成秦治之际,儒家之学则弘扬品行德目,浸润世风,成为政法实践的一般知识与思维方式,显露儒学话语的生机,预示后世儒法合流之态势。秦朝法律思想形态的话语分析,既描绘出周秦汉之际“儒法竞合”的思想发展,亦透射着传统思想随皇权政治亦步亦趋的经世旨趣。     

论张湛道儒互补的政治思想

张湛，东晋后期的著名思想家，既是魏晋玄学的殿军，同时又是儒、释、道三教互补思想的主要创立者，属于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一位承前启后的人物。张湛的政治思想甚有特色，其中最明显的标志是其它的政治思想如何晏、王弼的“道本儒末”理论，向秀、郭象的“内圣外王”理论等等，都是在尽力抹煞道儒两家学说的区别，予以合而为一，而张湛则不同，他根据自己二元论的哲学理论，设计了一个道儒二家圆通互补的政治思想。在这一思想里，张湛非但不抹煞道儒二家理论的区别，反而明确地承认、肯定它们各自的特点及合理性，主张根据不同的政治局势而…     

地域文化与先秦法律思想的主旋律

先秦(春秋战国)法律思想的主旋律是儒法两家法律思想的对立与融合。这一过程可以从鲁国文化、晋国文化、齐国文化的文化传统及其外部联系来描述。春秋战国时期,鲁、晋文化曾经发生整体对立,但亦存在局部重叠。战国末期,荀子在吸收融合鲁、晋文化的基础上提出齐学体系,从理论上完成了儒法合流、礼法统一。中国古代正统法律思想的基本框架就是在齐学的基础上构建而成的。     

名法思想的学术性质献疑

名法思想是汉魏之际诸子思想经过综合形成的一种新颖、独特的政治思想。不过长期以来,关于名法思想学术性质的定位,学界还难以达成共识。对于这个问题的破解,"名学"和"刑名法术"应是它的两个重要抓手,即以名学为线索,厘清名、儒、道、法诸学派相绾合而形成名法思想的学术脉络,和以"刑名法术"为中心,分析名法思想的基本内容和学理纠葛,可能是实现对名法思想学术定性的关键。     

陆贾新儒学“圣人”观探析

西汉初年重要的思想家、政论家陆贾在反秦,承秦,变秦的汉初国家政治学说铸造中,在君主权力论上主张“圣”即“君”、“君”即“圣”的“圣君”合一理论,使君主成为“圣化”的道德人格揩摸、思想文化“独断”者与政治军事的“独裁”者,以儒学“圣化”的道德人格与社会理论作为君主专制的工具,由此奠定以大一统君主专制为核心的内法外儒的汉代封建国家意识到封建政治学说,完成先秦儒、法诸家在汉代大一统时代的转变。     

论汉初儒生的思想转向

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是当前学界和意识形态领域的重大问题,这主要涉及儒学如何现代转换以适应现代社会,并融入马克思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汉代儒生融合儒法的努力是可以给我们提供借鉴意义的。从理论上设计儒法合流的,主要是汉代那些儒生,但在不同时期又有不同的特点。汉初儒生的特点,在于思想上受荀学的影响较大,不少人还具有相当丰富的政治经验,所以他们有个从迂阔到务实的思想转向,但他们身处过渡的社会环境,所言大多就事论事,没能形成庞大精微的理论体系。     

汉初儒者在道与势之间的艰难抉择

在大一统皇权专制的政治下 ,儒者及其所任之道与人君及其政治权势的结合更为艰难。儒者叔孙通在与政治权势的结合中 ,表现出道与势的统一性 ,这种统一是以枉道从势为基础的 ,这部分地消解了专制政治权势给予他的压力感。贾谊沉溺于政治权势太深 ,他与政治权势的结合表现出强烈的冲突 ;因此 ,贾谊的痛苦和悲愤非常深重 ,他所感受专制政治的压力感更为强烈。武帝实行的政治是内法外儒 ,公孙弘所行之道亦是内法外儒 ,道与势的结合表现为整合、统一 ;他的从谀人君、曲学阿世的人格主要来自于政治权势的压制和打击     

墨家"推类"思想对中国传统法文化的影响

春秋末期,墨家创始人墨子及其后传弟子提出了"推类"思想.这一带有方法论性质的理论对当时儒、法两家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同时由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浓厚的儒、法烙印,我们认为,墨家思想在方法论层面上,通过作用于儒、法两大流派这一间接途径对中国传统法文化产生了影响,其对于传统法文化的塑造、产生、发展功不可没.本文力图通过"推类"思想的提出、"推类"思想对先秦儒、法两家的影响、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例证三部分的论述,对上述观点予以学理证明.     

汉代易学对理想政治制度的追求及其演进

春秋战国时期,包括《易传》在内的儒家政治哲学对治乱兴衰规律、国家治理之道的探讨,为儒家政治哲学最终取得统治思想的合法地位,做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易传》是汉代易学的思想基础与理论依据,汉代易学在宏观上参与了两汉统治秩序的构建,体现了儒学作为汉代统治思想的政治性意义;在微观上基于天人感应、阴阳灾变的神道设教体系的建立发挥了其借阴阳灾异占验、吉凶祸福预测对国家治理予以指导和调节的工具性作用;在汉代易学的政治实践过程中彰显了其对理想政治制度的追求与探索,肇始于《周易》古经和周初先王的儒家德治思想体系也在汉代易学的政治实践中持续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