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视角：鲁迅小说与余华《兄弟》的看客心理比较

精神分析理论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外在行为是内在心理的反映。那么,看客的外在行为是“看”,其内在心理又是什么？鲁迅小说与余华的《兄弟》（上）（以下简称《兄弟》）都描绘“看客”这一人物形象,但由于两位作家生活于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经历,他们笔下的“看客”当然有着不同的个性心理。鲁迅笔下的看客精神麻木、冷漠,甚至有些恶毒,他们在无意识地对他人进行精神虐杀;余华《兄弟》中的看客狠毒、暴力,甚至有意识地参与了对他人的肉体和精神的双重虐杀。而且在小说的字里行间可以看见,鲁迅对生命充满悲悯意识,对社会充满责任意识,他是一个“肃然不笑的看客”;而余华总是以血腥死亡的暴力视角以及疯狂腌脏的暴力语言来宣泄自己内心的压抑,缺乏对社会的使命与责任,对生命的悲悯与怜惜。更像是“鲁迅笔下的看客”.     

浅论电影“暴力美学”的美学功能

“暴力美学”一词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才出现的一个概念。随着时代的发展,“暴力美学”越来越频繁的出现在电影、漫画、游戏等领域,它与时尚和消费有着密切的联系,逐渐发展成了一种流行文化。然而,“暴力美学”到底是不是一种美?作为一种美学形式它到底有何功能却值得我们深入的探讨。本文认为电影暴力美学本身有它的美学功能,“暴力美学”有助于人类内在暴力冲动的疏导与宣泄、给人以强烈的视听快感和审美愉悦,同时,暴力美学也满足了人们追求刺激、享受“美感震颤”的心理需求。最后,暴力美学可以满足人们的窥视和好奇的审美心理     

从灾难片谈新世纪“美国电影技术悖论”现象——以《后天》和《2012》为例

进入新世纪以来,技术至上的美国电影愈加热衷于借助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来刺激观影者,但其电影叙事、主题关注、人物塑造等方面却呈现出由传统的技术崇拜向反技术崇拜的价值观转移。作为美国电影主要类型之一,灾难片在新世纪见证了“美国电影技术悖论”现象的发轫和粉墨登场。以《后天》和《2012》为例来审视电影“反技术”叙事,从技术地位在电影文本内外的嬗变、电影文本技术“能指”符号以及电影场面调度来揭橥美国灾难片中所蕴含的技术价值观,进一步对“美国电影技术悖论”现象加以界说和阐释。     

借鉴与融汇──初论电影的非独特审美元素

电影对“它种艺术”的借鉴与融汇：（一）电影与戏剧。电影的“看”是戏剧的“看”的延伸与发展．电影借鉴了戏剧的“冲突”性因素。（二）电影与小说。在语言、动作和冲突形式（叙述形态）上，电影与小说的关系较为密切。     

镜头之上:转换与生成

早期电影中的一个镜头就是一个场面,也是一个段落,更是一部影片。随着技术的进步和叙事内容的扩充,电影不断从镜头中分化出新的构成层次。它们在镜头的层次上一再地转换生成,又一再地叠加于其上。电影的发展历史,正是电影的整个叙事系统不断发育、充分分化、转换生成、持续建构的历史。今天的电影在叙事上已经有了生命的"呼吸"。镜头之间的剪辑时而按照动作来分解,时而为了引起关注而有意并列,时而又让叙事暂时停顿以便转向主观表达。现代意义上的叙事,不再只是简单的讲述一个故事,而是如何让所讲述的故事在观众那里产生更为深刻的体验和更为强烈的反应。     

香港电影竞争力的反思与重建——以北美外语片市场为样本(1980—2017)

20世纪70年代与90年代后期是香港电影在北美市场的辉煌时期,分别集中于李小龙和成龙两位动作明星,这导致其竞争力很难长期维持。新世纪以来,香港电影的海外竞争力衰落。动作设计作为香港电影的核心竞争元素,出现了三种演变趋势。第一种是试图重归李小龙式的故事情境,重现拳拳到肉的动作打斗;第二种是借助电脑特效与吊威亚特技,泛化武打动作的效果;第三种是与黑帮片、警匪片结合,成为快准狠的暴力展现。但这三种演变在当下的北美市场均遭遇失败。客观地说,香港电影管理制度存在自身的优势,但如果充分发挥则需要较长周期,并需要解决好电影观念、海外发行等五个方面的问题。     

浅谈电影《城南旧事》的几点体会

电影《城南旧事》是一部根据林海音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成的电影,导演用白描的手法将隐藏在镜头背后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寓意与本片导演的儒家情结通过结构,人性的挖掘,构图,人物的设置与叙述角度等方面为观众一一展现。《城南旧事》这样一部没有大场面的小成本电影,仍然在各大国际电影节崭露头角,自然是归功于充满于本片的中国特色,这也决定着它与西方电影有着天壤之别,其主要方面则是体制与美学角度方面的差异,总的来说,本片的主旨是从对往事的感伤中寻找人性中的美与善。     

论余华小说死亡主题的嬗变

死亡是余华作品最突出的主题,它经历了对死亡表象的描绘、死亡思考和死亡承受的嬗变历程。余华在早期的作品中沉迷于对死亡表象的大肆渲染,小说充斥着“暴力”、“血腥”、“杀戮”;随后他遁入对死亡哲学层次上的思考;最后让人物感受死亡、咀嚼死亡、承受死亡的打击,逐渐的超脱使灵魂上升到一个平静自足的境界。余华关注死亡尤其是关注个体的死亡,这从某种意义上说更接近了文学的本质。     

旧文学强势主导下的中国电影——兼析旧市民电影《夺国宝》(1926,残片)

旧电影即旧市民电影，是1932年以左翼电影为代表的新电影出现之前唯一的国产电影形态。旧市民电影以噱头、打斗和闹剧为核心元素，以社会教化为主题，以婚姻家庭和武侠神怪为主要题材，其依托和取用的文化资源和思想资源是与新文学、新文化相对的旧文学、旧文化。具体地说，就是以“鸳鸯蝴蝶—礼拜六派”等言情小说，以及同样拥有大量读者群体的各种武侠和神怪小说为文本取用资源。联合影片公司1926年出品，但迟至2017年才重新在公众视野中出现的残片《夺国宝》,既是1920年代中国旧文学强势主导电影生产的体现，也是旧市民电影本土化和民族化已然成熟并发挥强大文化影响力的又一个新案例。     

理解荷尔德林:告别启蒙、哲学与“民族”

当法国大革命把启蒙的理性演变为暴力与血腥时,荷尔德林对理性的思考也日臻成熟.他不再崇尚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抽象的自由、人性等理念,而致力于通过艺术(诗歌)来实现的审美教育；他告别充满了概念辨析与圆滑世故的“哲学研究”,转向本真的诗性创造；他从希腊文化中寻觅完整的人性,以歌咏人性之神圣的祖国赞歌,实现对民族秉性的重塑与时代精神的超越.     

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主要不在于暴力

<正> 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究竟是什么?是不是主要在于暴力?在很长时期内我们从来不谈或很少谈到这个问题,甚至谁要是谈到这个问题,说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主要不在于暴力,还被指责为异端邪说。这样,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似乎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只搞暴力镇压,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加强暴力镇压。林彪、“四人帮”正是利用这一点,拚命鼓吹“新暴力论”,对人民群众滥施暴力,进行血腥镇压,变无产阶级专政为法西斯专政的。现在,应当认真地总结这个教训,阐明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阐明暴力在无产阶级专政中的地位和意义,恢复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主要不在于暴力这一科学原理的权威。这样做,对于我们真正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是大有裨益的。     

《清平山堂话本》中的动态助词“却”

作为到现在为止知道得最早的话本小说集《清平山堂话本》以其有较强的口语性为人们语言研究提供了较好的语料。本文对《清平山堂话本》中的动态助词“却”的用法进行了统计分析,研究发现,《清平山堂话本》中的动态助词“却”,没有用在形容词后的,初唐和晚唐时期“却”用在形容词后的现象在《清平山堂话本》中没有出现。在《清平山堂话本》中动态助词“却”有在动词后表动作的完成实现,也有在动词后表动作的持续的,但是数量极其少。这正说明宋元时期口语中几乎不再用“却”表示动态意义。     

平淡背后的残酷——《蛙》的暴力建构及人文关怀

《蛙》延续了莫言小说对暴力的关注。不同于以往小说对直观暴力特征的肆意渲染,《蛙》的暴力因素隐藏在平淡的叙述和琐碎的生活事件之下,高密东北乡民众在时代风云的拨弄下承受着身体暴力和精神暴力双重摧残。莫言对暴力毁灭性本质的厌恶使《蛙》在暴力处理上融入了柔和的人类情感,弱化了“显微镜”式暴力描述的视觉冲击力,赋予了暴力温和的特征,彰显出作家对复杂人性的洞悉及内心深切的生命关怀意识。     

少年记忆与《秋柳》诗之微旨

王士禛《秋柳》诗四首的主旨,后人的解释不外于“主吊明”和“主寄怀美人”二说,究无确据.王士禛少年生活于明清易代之际,家庭屡更丧乱,八岁遭“壬午之难”,十岁历“甲申之变”,亲眼目睹多位亲人殉国罹难,血腥惨烈的场面给他幼小的心灵留下了创伤性记忆,构成了他睹物兴情的心理基调,致使他在《秋柳》诗中浸润了浓厚的丧亡、世变感.顺治十四年八月的大明湖秋柳社,是父祖辈都经历了晚明政治倾轧,自身也遭际农民起义军逼杀崇祯帝、清军入关肆掠的惨痛世乱的一群年轻人的雅集.他们赋《秋柳》诗,有着难以显言的伤心处.王士禛兄弟在清初的真正志向是猎取功名,晋身仕途,以期重振门楣,因此,说《秋柳》诗立意在“吊明亡”或“寄刺南渡之亡”,都不符合王士禛的真实心态.     

论暴力美学在当代影片中的运用

暴力美学现在是电影中非常流行的词语。本文从暴力美学的概念、暴力美学在影片中的运用、暴力美学的作用及其影响进行了论述。     

《英雄》:新世纪中国电影转型的文化想象

以电影《英雄》为研究对象分析新世纪中国电影市场化转型过程中的文化策略。一方面，该片试图打破“内”“外”市场的局限，打造真正可以在全球流行的商业大片；另一方面，从国际市场转向本土市场的过程中，中国电影开始突破区域边界，跨国和跨地域合作为中国文化走出去贡献力量。转型期的中国电影如何呼应具体的时代和文化语境建构大国形象、树立文化自信，如何将中国智慧融入电影故事以适应“中国梦”的制造，将中国电影的变化轨道视为一种想象的建构也意味着要去研究它在社会变迁中的意识形态的困境和探索。     

《清平山堂话本》中的动态助词“得”

《清平山堂话本》中的“得”共出现687例，其中动态助词“得”共出现49例，占“得”出现总量的7．1％。其作为动态助词出现的句法格式有“动＋得＋名词（包括时间名词）”、“动＋得”（在分句末）、“动＋得＋数量短语（包括时量、动量、名量）”、“动＋得＋动词（包括动词性短语）”、“形＋得＋名词”，动态助词“得”在这之中全部表示的是动作行为的完成实现，而不表动作状态的持续。动态助词“得”的功能在宋元明时期开始逐渐趋向单一。     

论暴力美学在当代影片中的运用

暴力美学现在是电影中非常流行的词语.本文从暴力美学的概念、暴力美学在影片中的运用、暴力美学的作用及其影响进行了论述.     

“拼凑”记忆:作为现象的电影身体

梳理电影理论的发展脉络，在对个体记忆/集体记忆的关系探讨中，“身体”立场在其中发挥的微妙平衡作用值得重视:摄影机械的再现视角无法回避记忆书写过程中的“主观过滤”，而“身体”的影像在历史记忆中对完整经验的保存具有重要潜能，即以影像身体的即时性、片段性的局部经验保持对世界完整性的暗示。从现象学立场出发，论述电影中的身体如何作为“具体经验”完成对作为“完整经验”的记忆“任意”却“丰富”的拼凑，即身体如何“重拾”记忆的“真实”。“身体”作为视角看待记忆的再现，需要重新思考记忆再现时对时间的“连续性”要求。记忆从来都不是与现在割裂的、被想象在银幕上的他者，而是与当下紧密相关的过去，需要注重对“此刻”身体感知经验的表述。同时，电影中的空间并非所叙记忆事件的背景，而是身体记忆所生成的空间，且空间中的身体往往承担着“传感器”的作用。     

由“恶”向“善”——余华小说叙述主题的转变

余华的早期小说中,暴力是贯穿其中的基本景观,在其为我们构筑的鲜活血腥的暴力世界中人性之恶被揭露的痛快淋漓、毫无遮掩。我们透过余华后期创作《在细雨中呼喊》到后来的《许三观卖血记》直到《活着》这条写作脉络,可以清晰的体悟到作者笔下表现人性之恶的暴力、血腥、冷酷正逐渐被温情、善良、人与人之间的关怀、人性的复归所替代,表现出了一种人性恶向人性善的贴近与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