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从黑格尔哲学中到底继承了哪些遗产?

马克思、恩洛斯从黑格尔哲学中到底继承了哪些遗产?这个问题,长期以来,似乎是人所共知,因而不必提出,更无需探讨的一个常识问题。其实不然,在笔者看来,这倒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重大理论问题。我国现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一般都持这样的观点:“德国古典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直接的理论来源。马克思和恩格斯抛弃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体系,批判地吸取了你的辩证法的‘合理内核’:抛弃了费尔巴哈哲学中的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历史观,     

唯心主义橫行、形而上学猖獗的典型

一切机会主义者在政治上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理论上必然表现为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四人帮”为了打倒一大批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党、政、军领导干部,达到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政治目的,炮制的所谓“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这个反革命政治纲领,就充分地暴露了他们“唯心主义横行”,“形而上学猖撅”的丑恶咀脸,必须彻底揭露和批判。     

论“物理学危机与革命”认识的理论突破

1949年以后,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成为中国的官方哲学,《唯批》第五章从“两个阶级、两种世界观、两条哲学路线”的观点来认识“物理学危机与革命”,这种观点长期以来成为中国批判自然科学理论和改造科学家的理论依据。近三十年的实践证明,中国在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上以《唯批》为指导是有问题的。1978以来在政治和思想变革的环境下,主要通过李醒民的学术研究工作,对《唯批》第五章的理论研究取得六个方面的突破,实现了对“物理学危机与革命”的再认识。这项工作具有学术研究和思想解放的双重意义。      

思维与存在同一论实质是唯意志论

关于思维和存在同一论和唯意志论的实质是不是一样的?本文提出以下粗浅看法,请同志们批评指教。 (一)思维和存在同一性是唯心主义的命题,不能用它来概括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个方面。列宁曾经指出:“……当拉波波特硬说马克思认为‘存在着观念和实在的同一性的时候’,他是错误的。首先,我们从来也不使用这样的形而上学用语。”(《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71年版198页)这里就涉及一个实质性的问题,究竟黑格尔的‘思维和存在同一论’的命题有没有‘合理的内核’?对于这个问题,意见分歧很大。问题首先发生在对《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第二章一段话的理解上,恩格斯当讲到哲学基本问题第二方面,在提出‘我们的思维能不能认识现实世界?’等问题之后,曾接着说过:“用哲学的语言说,这个问题叫作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绝大多数哲学家对这个问题都作了肯定的回答。”有人抓住这句话,认为恩格斯肯定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这全然是一种误解。这里讲的“哲学的语言”,显然是指黑格尔的语言。恩格斯只是指出:如同唯物主义者认为世界     

论"语言转向"的发生

“语言转向”发源于20世纪初的逻辑分析学派,它的发生基于自然科学的发展,尤其是数学史上的罗素悖论与物理学史上相对论的提出;而古希腊哲学、近代哲学都与自然科学的发展密切相关,因而“语言转向”在逻辑上是对哲学传统的继续。在方法上它一反传统的归纳演绎代之以逻辑分析;在思路上抛弃了近代哲学的理性标准而关注问题的根本———语言,因而它又是对哲学传统的反叛。但纯科学主义立场的缺陷也决定了它必然走向新的发展。     

不可知论实质上就是唯心主义吗?

在谈到不可知论的哲学性质时,哲学界总是将其归之于唯心主义行列。以前出版的哲学书上如此,近年出版的一些哲学辞典上仍然毫无例外地称不可知论是“一种唯心主义哲学理论。”我们认为,简单地把不可知论等同于唯心主义是不妥当的,有必要提出来商榷。 众所周知,不可知论是一种否认世界可知性或者至少是否认彻底认识世界可能性的一种哲学理论,它割裂思维与存在、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否认思维与存在之间具有同一性。列宁说:“不可知论者路线的本质是什么呢?就是他不超出感觉,他停留在现象此岸,不承认在感觉的界限之外有任何‘确实可靠’的东西。关于这些物本身(就是自在之物、‘自在客     

三论庄子

在《论庄子》(见1961年2月26日《人民日报》)这篇论文里,我说:“关锋同志的《庄子哲学批判》(见《哲学研究》1960年7—8期),已经对于庄子哲学作了深刻的批判,挖透了庄子的‘底’了”。近来又作了一些进一步的研究,我觉得关锋同志对于庄子的批判在基本方向上还是正确的,但是,庄子哲学的“底”似乎还需要再挖一下。关锋同志说:“庄子哲学体系的骨架是这样一个三段式:‘有待’——‘无己’——‘无待’。‘有待’、‘无己’、‘无待’是庄子哲学体系的基本范畴。     

所谓“哲学战线上的三次大斗争”的由来和论战的实质

一九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在那个曾经凌驾于中国广大哲学工作者之上作恶多端的“理论权威”一手导演下,中央党校革命大批判写作组泡制了一篇“万言谤文”,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题目为《哲学斗争与阶级斗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哲学战线上的三次大斗争。 该文以裁判者的口气,对所谓三次大论战的受害者等于进行了宣判:“建国以来。我国哲学战线上曾经发生过三次原则性的大斗争,即: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问题的斗争,关于思维与存在有没有同一性问题的斗争,关于‘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问题的斗争。     

卡尔·波普尔是逻辑实证主义者吗?

近年来我国对卡尔·波普尔的哲学的兴趣正在增加,书刊上陆续发表了一些介绍和评价的文章。这是一个好现象,反映了哲学界闭耳塞听的局面有了进一步的打破。但是对于波普尔的哲学思想的某些评价是值得商榷的。本文仅从科学哲学的角度,对这些评价提出不同意见。 1980年4月出版的《自然辩证法通讯》第2卷第2期中,周发勤同志在他的《放眼国外科学的哲学研究》一文中说:“美国研究科学的哲学两个主要流派是美国自己的实用主义和维也纳学派发展而来的实证主义和新实证主义。当前在美国最有影响两个哲学家是英国的波普尔和美国自己的库恩。”从行文来看,作者认为波普尔是“由维也纳学派发展而来的实证主义和新实证主义”,至于为什么?文章没有说。下面又有一段说:“历史上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互相吸取对方长处的现象并不是只有过去才有,波普尔的例子也许是对这个问题的一个最新例证。”显然,这是说波普尔是唯心主义。为什么,也没有论证。 5月29日夏基松同志在光明日报上的《批判理性主义》一文中说,波普尔的哲学观点“有些与它(指逻辑实证主义——引者注)针锋相对,有些观点又十分近似。故又称为后     

论康德批判哲学中的“因果关系”

本文从“因果关系”范畴入手，对与其密切相关的以下问题加以分析：第一、“因果关系”在康德批判唯心主义哲学中是如何提出的，对此问题，本文对康德的形式判断表、范畴表及真理表的内在联系给以说明，给出“因果关系”在三个表中的地位；第二、康德是如何对它进行论证的，对此问题，本文主要借鉴英国哲学专家威廉·斯密在《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解义》一书中的说法；第三、对康德批判哲学中的“因果关系”的分析学习中牵连的问题的讨论，如“主体与客体关系”、“现象和物自体”的区分等，这就必须放到批判哲学的大背景下，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这个过程虽艰难但必将受益匪浅；第四、康德在三大批判中对于“因果关系”都有过说明，但角度各异，本文也将力求能把“因果关系”在各个批判中的形态给以大致的说明；这也在某种意义上表达了康德的特殊的形而上学立场。     

回归身体与情感:教育戏剧融入幼儿园儿童哲学的路径探索

随着儿童哲学在幼儿园的深入推广,其与幼儿园中常用教学策略的结合有待进一步加强;同时,儿童哲学传统中单纯强调“对话”的“探究团体”面临着难以持续吸引幼儿参与、忽视幼儿的情感及忽视幼儿除口头语言之外的多种表征等问题。因此,为解决儿童哲学在幼儿园应用过程中存在的困难,笔者结合幼儿园教师在实践中常用到的戏剧教学策略,将教育戏剧引入儿童哲学中,通过论述教育戏剧与儿童哲学在理论基础、教学法属性(目标、内容、教师与幼儿的角色)方面的天然联结,及教育戏剧融入儿童哲学的五方面意义:扩展幼儿表现自我的方式、帮助幼儿理解儿童哲学活动的规则、为参与者营造安全的氛围、更好地处理讨论中出现的突发情况、实现从“认知”到“实践”的转变,进而提出教育戏剧融入儿童哲学的两条路径:“肢体与声音的表达”在儿童哲学中的应用及“戏剧策略”在儿童哲学中的应用,最后阐述了教育戏剧在儿童哲学中应用的局限与展望。     

“大自然的智慧”——解读康德《实用人类学》

康德在《实用人类学》中提出一个核心概念:大自然的智慧。他通过这个核心概念深刻揭示人的本质特性,系统地回答了“人是什么”这个总问题。这个概念包含丰富的辩证思想,它是对康德历史哲学中的“大自然的计划”思想的进一步阐发,是黑格尔“理性的狡计”的直接思想来源,是德国古典哲学中最有价值的思想之一。当然,它也存在着历史局限性。     

以史为鉴、开创未来

自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四史”教育的号召以来，理论界、学术界就如何推动党员干部、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少年进行“四史”教育，展开了具有理论创新与实践指导意义的研究。部分学者围绕“四史”教育的思考，深刻地触及了党史、国史领域中的研究理论与方法等核心议题。从“四史”教育的理论诠释、学术思考、实践方向几个方面，及时梳理总结“四史”教育的实践进展，是推动当前“四史”教育发展的重要内容。      

天人合一,至乐无乐——论庄子审美的生态智慧

庄子思想中蕴含着深刻的生态智慧,其思想动因最初是为了超越时代的恶。要超越时代的恶,人道应以天道为据,自然无为。为此庄子提出了证道的境界——“天人合一、至乐无乐”,这是庄子生态智慧的核心思想。“自然”是理解它的关键,审美是其特色。在庄子的生态智慧中,他展示了一种不断追求境界超越的生存格调和人与自然亲和的生活方式。     

意识形态:历时性递进与共时性互构的集结——再读《德意志意识形态》

研究"意识形态",需要历时和共时的研究思维。再读《德意志意识形态》,"意识形态"表现为历时性与共时性的集结,其经历了"意识的理论产物""虚幻的共同体"以及"历史的最高统治"三种表现形态的递进式发展。同时,在现实生活中,特殊表现为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两种世界观基础的对立以及政治、法律、道德、哲学、宗教等意识形态多种表现载体的共时互构。这一集结突出了经济关系对意识形态具有"归根结底"意义上的决定作用,对于今天日益分化的社会推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论含混与不确定性

“含混”与“不确定性”同为20世纪西方文论中的重要批评术语，都指意义的难以确定性，二者都和语境有关，在方法上都采用关注语言细节的“细读法”。然而，由于它们分别隶属于新批评和后结构主义，二者之间有很大的差别。首先，产生含混的语境是饱和的、可穷尽的，而产生不确定性的语境则是非饱和的、不可穷尽的；其次，从含混到不确定性是批评重心从文本向读者的转向。     

国内百年阳明心学研究述要

国内阳明心学的现代研究始于1910年代。1910-1950年，阳明心学研究是根据西方现代学科体系进行基本理论架构；1950-1980年，主要是台湾学者在阳明研究中作出了一些推进。1980年，大陆阳明心学研究重新起步，突破了唯物唯心二分式的理论框架向纵深发展。直至今日，阳明心学研究已从多个角度、多个侧面展开，取得了较多的跨学科研究成果，阳明心学成为中国哲学研究中的显学之一。     

论郭象对庄子“逍遥观”的发展

战国时期道家学派的代表庄子和魏晋时期的玄学大师郭象都提出了各自的逍遥观。庄子的"无待逍遥"是一种主观的精神的逍遥,是一种不受限制、无拘无束的自由;郭象的"逍遥"是"适性"的,是一种现实的物性基础上的逍遥,他对庄子的"逍遥观"既有所继承,亦有超越。     

美国理想主义外交传统的历史审视简

理想主义是美国外交的一大传统。这一外交传统有着深刻的文化根源,即“美国例外论”和“天定命运论”。美国的理想主义外交政策可分为非进攻型和进攻型两类。按照这两种类型理想主义的相互关系,可以把美国外交史分为三个阶段,以此考察理想主义外交传统的发展演变：两类理想主义并行的阶段;两类理想主义冲突阶段;进攻型理想主义为主导的阶段。美国外交中的理想主义传统,至今仍在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