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创伤与历史记忆:“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中的人性叙事

"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对于日本官兵的形象塑造有所不同,既有脸谱化的"恶魔"形象,也有人性化的具有反思能力的"普通人"形象。在塑造日本官兵形象时,要考虑到其是否具有历史真实性与普遍性,并由此反思南京大屠杀中人性之恶的深层机理。"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还表现了中国人的抗争精神与国民性反思。"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人性叙事的边界在于不能违背史实,要考虑到中国人的情感认同,坚守民族立场;也要处理好人性叙事与创伤记忆的关系,表现创伤历史中的中国人个体的生命体验与记忆。     

南京大屠杀:历史与现实的审视——东京审判中威尔逊的证词分析

1946年7月25日-26日,罗伯特·威尔逊作为南京大屠杀案第一位证人,出席东京审判。他关于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南京陷落后日军进行的毒品贸易、南京陷落前后人口变化及病患受伤原因的陈述与中国幸存者的证词、南京安全区档案、其他第三者证词等相互佐证,证实了日军在占领南京后犯下的谋杀和大屠杀平民、强奸、毒品贸易等滔天罪行,使世界人民了解到日军在战争期间的丑恶行径。南京大屠杀事件发生80年后的今天,随着日本"历史修正主义"思潮的不断高涨,基于历史事实研究南京大屠杀和审视日本国家战争责任尤为重要。威尔逊等西方人士的第三方史料无疑是对当时历史事实的有力佐证。     

华裔钢琴家再抱“金唱机”

据日本新华侨报报道,就中国老人夏淑琴诉《南京大屠杀的彻底检证》作者东中野修道及出版社"展转社"损害名誉一案,日本最高法院近来作出裁决,判定被告东中野修道侵权成立并赔偿原告400万日元。这个与南京大屠杀有关的第一起名誉案的判决,从法律层面上确认了南京大屠杀的存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夏淑琴一家惨遭杀害,只有年仅8岁的她幸存下来。1994年8月,夏淑琴赴日本参加日本民间组织的和平集会,用大量事实向日本民众痛述自己的亲身经     

日本右翼势力的再度泛起及其根源

2000年1月23日,日本右翼分子在大阪国际和平中心举行“20世纪最大的谎言——‘南京大屠杀’彻底检证”集会,否认南京大屠杀,歪曲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在进入新千年之际,日本极少数右翼分子跳出来再次在南京大屠杀问题上掀起逆流浊浪,否定侵华历史绝不是偶然的.历史上日本的对外扩张性、二战后军国主义势力未被彻底肃清、右翼势力得以生存的社会环境和基础依然存在、缺乏对后代进行正确的历史观教育、政治上的右倾化等,是右翼势力存在的历史根源和社会背景.右翼势力的再度泛起,是日本新法西斯主义思潮及其活动更趋活跃的具体体现,是日本右翼势力旨在进行所谓“政治总决算”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中岛日记、拉贝日记看东史郎日记的真实性

半个多世纪以前 ,南京大屠杀的罪犯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而过了半个多世纪的今天 ,揭露南京大屠杀事实的东史郎 ,反而被战争嫌疑犯起诉 ,而且在日本各级法院连遭败绩 ,这在世界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将东史郎日记与血洗南京的第 16师团长中岛今朝吾的阵中日记、当时担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的拉贝日记对照 ,发现在日军暴行的若干具体细节上若合符节 ,互相印证 ,证实了东史郎日记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记述是真实可信的     

南京大屠杀期间日军对外人资产之掠夺——以美德两国在宁资产被劫情况为中心的考察

南京大屠杀是一个具有国际性特征的事件,日军暴行所及,不仅给中国民众造成巨大伤害,也给在南京的外国人资产带来严重损失。南京大屠杀期间,无论是处于中立地位的美国还是作为日本盟友的德国,其在宁企业、侨民甚至使馆都遭受了日军程度不同的劫掠暴行。这既是日军对西方国际社会妨碍其在华军事行动的报复性回应,又是日本试图在灭亡中国的同时,驱逐或者消除西方国家在华商业利益及其政治影响的一种举措。南京沦陷后日军对第三国在宁资产的劫掠暴行,是日军对西方在华势力的一次重大挑战。与日军对中国民众的各种伤害相比,这一暴行更容易引起国际社会的反对与谴责。此后,国际舆论日益转向支持中国,并对中国坚持长期抗战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忘记历史的人将重蹈历史覆辙”——《南京大屠杀全史》是回击日本右翼的重磅炮弹

李克强总理2013年出访德国期间,于5月26日参观德国勃兰登堡州的波茨坦会议旧址时指出:《波茨坦公告》第八条明确指出:《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开罗宣言》中明确规定,日本所窃取的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台湾等岛屿归还中国,并强调不许破坏二战胜利果实。对此,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却批评李克强总理的言论是严重无视历史的发言,可谓无耻、狂妄、可笑之极。在此之前,与南京结为友好城市的日本名古屋市长河村隆之否定南京大屠杀。最近,日本维新会共同党首、大阪市长桥下彻又胡说慰安妇是日本军队战时维持军队纪律的需要等等谬论,不一而足,一时激起亚洲人民以及全世界人民的愤慨。2012年底,南京大学出版社所出版的权威著作《南京大屠杀全史》(上、中、下)这套书,对日本右翼分子企图推翻世界人民反法西斯的二战胜利成果的狂妄举动是有力回击。笔者采访了南京大学出版社社长左健、学术图书中心主任杨金荣,以及这套书的主编张宪文教授和副主编之一张连红教授,还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慰安妇等侵华日军在南京所犯下的滔天罪行的真相。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的学术价值与政治意义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事件已过去了70年,然而,日本政府至今对那场给中国和亚洲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侵略战争不能有正确的认识,也从未向中国政府和人民正式道歉;日本的右翼势力则竭力美化侵略战争,否认南京大屠杀的事实。因此,中国学者有责任揭示侵华战争中日本暴行的真相。由南京大学历史学者担纲编写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的公开出版,就是对日本政府对待侵略战争态度的严正批判和对日本右翼势力否认南京大屠杀事实的有力回击。该书已出版的28卷共计1500万字的史料包括了来自加害者、受害者和第三方的各种史料,后续的20卷将在2007年出齐。该书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日本诉说南京大屠杀的真实历史

2001年12月,我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副会长的身份,偕同两位经历南京大屠杀的受害者与幸存者应日本“中国战争受害者证言集会”的邀请,赴日访问与讲学,先后走访了大阪、神户、冈山、新建、金泽、名古屋、东京等大小城市与乡村,接触了日本各方面人士,历时虽只有半个多月,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走向与日本右派斗争的 第一线 当我们刚刚走出机场大门,就看到年近70的“日中交流促进会”会长、著名爱国华侨林伯耀先生亲自驾车来接我们。与他同来机场的还有几位日本友人,其中有两人都已经80岁了。南京人民熟悉的日本“铭心会”会长松冈环女士则在宾馆迎候我们。     

一月国内外大事点击（2005年8月10日-2005年9月9日）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实展轰动京城 8月10日在京开幕的《12·13-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实展》真实再现了南京大屠杀那段惨痛的历史，引起了京城市民广泛关注。自开展以来，领票的人每天排成长龙，团体赠票每天6000张，很多观众都写了“永记国耻，为中华复兴而奋斗”等留言。     

奉系军阀对济南惨案的态度及原因探析

济南惨案是日本帝国主义为阻止国民党统一中国而制造的屠杀中国军民的暴行。学界对此次事件的起因、南京国民政府的态度及交涉经过等均有丰富的研究成果，但对当时国民党政府的对立面——奉张的安国军政府对这次事件的态度却鲜有论及。事实上，北京安国军政府对此次事件反应也非常强烈，这其中有着深刻的原因，说明南北政府在民族和国家利益受到日本侵略时态度能够趋于一致。     

济南惨案的真相及其处理

通过大量的史实和细腻的笔触 ,详尽地阐析了济南惨案发生的原因、真相及日中双方处理济南惨案的经过 ,深刻地揭露了日军的暴行以及国民党政府媚日外交的本质。     

一部向世界揭露二战日军细菌战罪行的新著--《细菌战大屠杀》评介

<细菌战大屠杀>是美籍华裔学者尹集钧2001年7月在美国出版的一部研究二战时期日本侵略军在中国和亚洲进行细菌战的专著.书中对日军细菌战的规模、在华造成的死亡总人数和细菌战在整个日军侵略战争中的战略地位等问题作了新的判断,具有重要学术价值.该书采取中英文对照排版,便于向世界揭露日本侵略军的细菌战罪行.     

1920年代“侨日共济会”对旅日下层华工商社群的支援活动研究

以“侨日共济会”为主要研究对象，分析其成立原因、对旅日下层华工商的支援活动以及最终消亡的历史发展进程。20世纪初，中国的大批穷苦农民和手工业者赴日谋生，在日本受到来自政府和民间的种种歧视，旅日中国留学生为了改变这些华工商的困境，于1922年创办了“中华民国侨日共济会”，大大改善了他们的生活和工作状况。由于1923年关东大地震后的屠杀华工事件，旅日下层华工商或遭杀害，或被遣返回国，共济会会长亦被日本军队秘密杀害，因此共济会也随之走向衰落，最终退出历史舞台。     

侵华日军攻略南京与大屠杀的战略目的及其破产

1937年12月侵华日军攻略南京与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军国主义最高当局全力实施对华武力征服与战争恐怖威慑的殖民政策,以迫使中国军民与中国政府畏惧与屈服,达到以战迫和、实际是以战迫降之目的。但在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持久抗战面前,日本当局的殖民政策从占领南京那一天就开始破产了。日本当局不得不陷入他们所极不情愿的对华长期战争的泥潭中而不能自拔。历史证明,南京之战与南京大屠杀,既是日本最高当局对华推行武力征服与恐怖威慑政策的最高峰,也是这政策走向失败的开始。     

欺骗与屠杀——南京大屠杀期间日军对南京难民的统治措施

日军在南京沦陷后,一方面采取了野蛮的大屠杀,另一方面又对南京难民进行了种种的欺骗,包括舆论欺骗,难民登记,发放良民证等。在这屠杀与欺骗的背后,既是日军战时体制的自然延伸,又包含有国际与国内对日军认识不清而导致对日举措失当。正是这种种原因致使南京难民们经历了空前的梦魇与痛苦,成为国人心中永远的痛。     

19世纪东西洋士人所记录的汉语官话

19世纪初,英国传教士马礼逊曾预言：　如果清朝统治长久持续,那么鞑靼汉语（北京官话）终将赢得汉语的正统地位。随着国门的洞开,一方面,外国传教士以及外交和商务人员从各自的需要出发,分别选取南京官话和北京官话作为学习汉语的对象,编辑了许多汉语官话字典和教材,北京官话越来越为外国士人所重视;另一方面,中国士人夷夏之辨观念的逐渐改变和近代国家意识的确立,使北京官话越来越拥有政治优势,在19世纪与20世纪交替之际,终于取代南京官话的优势地位,成为清朝的国语标准,马礼逊预言成真。梳理19世纪东西洋士人所留下的有关汉语官话的文献史料,我们不难发现南京官话和北京官话在中国人语言生活中的优势此消彼长的过程。     

中日两国南京大屠杀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南京大屠杀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残暴的惨案之一。20年来,中日两国学者在南京大屠杀的史料搜集和历史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中日双方以及日本学者内部在南京大屠杀的概念、死亡人数、大屠杀成因以及对史料的解读等方面仍存在较大的分歧,争论至今没有停止。战后日本政府对待侵略战争的态度、国际政治的变幻、学者和社会大众立场身份的限制以及有关南京大屠杀核心史料的缺失等因素扩大了中日之间历史认识的分歧。因此,突破政治制约,构建学术对话平台,并注入人类文明的视角以推动研究的国际化将是中日史学工作者今后努力的方向。     

"征支纪念"币与日军制造的南京大屠杀

1937年底到1938年初,日本侵略者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惨案,而日本右翼势力却一直竭力否认日军当年惨绝人寰的暴行,公开叫嚷“南京大屠杀是无稽之谈”。日本政府为表彰当年上海派遣军的“功绩”而颁发的“征支纪念”币的发现,是日本侵略者制造南京大屠杀的有力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