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身、养气与君子之养生观

珍惜、尊重生命乃君子养生观之基础。身外无道,道外无身,君子并未满足于口腹之养、躯体之奉,大道之求与一身之养从来就密不可分。《四书》堪称君子养成之教科书,于养生之理念、路径、方法等论述颇详,从中可一窥古代君子的养生之道。     

关于人类学文化翻译中的天真与真实

自马林诺夫斯基之科学民族志伊始,文化翻译即已成为人类学家试图接近真理与事实之路径。无论米德之《萨摩亚人的成年》,抑或普里查德之《努尔人》,皆于诱、讹、化间试图达至文化翻译之精髓。然则西方话语之霸权、后现代之批判语境、学术失范之危机、写文化与写文化后之种种困境不断置文化翻译于真理抑或诗学纷争之两端,无以为终。     

明清易代与《圆圆曲》

吴梅村《圆圆曲》,作于明清易代期间。历来论者,皆以“冲冠一怒为红颜”为讥刺吴三桂,虽然不误,却不免失之皮相。结合明清之际史实读《圆圆曲》,互相参证,诗人创作之幽怀孤抱乃得昭然：盖借圆圆之遭际,抒兴亡之悲恨,于当日民族之劫难作沉痛之反思,表层刺吴讽陈,深层刺清,于崇祯帝自杀弃国之不智,深致惋惜,矛责及李白成军之“荒宴”,故不能承担内安外攘之历史责任。诗人的立场是民族的立场,而非仅明朝遗民的立场。     

论代位继承与归扣

被代位人生前从被继承人处受有特种赠与的,其死亡后应由代位继承人负归扣之义务.代位继承人从被继承人处受有特种赠与时,应区分其接受赠与之时期,即:若代位继承人于被代位人死亡前受有被继承人之特种赠与,则其无须负归扣之义务;若代位继承人于被代位人死亡后继承开始前受有被继承人之特种赠与,则其应负归扣之义务     

《论韩愈》与陈寅恪的新宋学情怀

本文以一代宗师陈寅恪先生之《论韩愈》一文为提纲挈领,勾勒分析陈氏探究中国中古思想史之基本线索;先明其问题意识系于佛教入华与中国固有文化之冲突,复彰其过人史识,最后献疑于陈氏所推究之解决道路,稍加评论,指出探问陈氏政治哲学思想面貌的若干方向。     

裕谦与定海抗英防务

魏源所著《道光洋艘征抚记》述及裕谦筹防定海之事 ,对于裕谦受命代伊里布为钦差大臣究于何时赴浙江视事、英军于何时退出定海 ,以及裕谦在筹防定海过程中修筑“定海外城”是否经过“亲勘”等史实问题 ,所记不乏失实之点 ;对于裕谦遣三总兵驻守定海之战略意义 ,所议亦有失之偏颇之见     

“温柔敦厚”与“风雅正变”——清初遗民对传统诗学的接受与突破

“温柔敦厚”诗学生成于“华夷之辨”思想张力尚未完全形成的春秋末期。《诗三百》“虽主于温柔敦厚,然亦有直斥其人而不讳者”,“变风变雅”存焉。对于“温柔敦厚”诗学,后世倡导者有之,突破者有之。明清易代,中原板荡,华夷易处,遗民直面传统诗学,主张风雅正变系乎时,认为“愤而不失其正,固无妨于温柔敦厚”,从诗学理论与诗文创作两个维度实践“变风变雅”之音,实现对“温柔敦厚”诗学的接受与突破。     

人生之态与女性之梦──谌容与张洁创作比较

本文用比较的方法论述了新时期两位著名女作家谌容与张洁创作的异同，着重剖析了她们的差异，认为谌容专注于人生之态的描摹和剖析，张洁钟情于女性之梦的编织和追求。     

心理健康教育与高校德育契合之探讨

探讨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与高校德育之契合点,是当前高校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高校德育教师作为当前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主力军,要努力寻求心理健康教育与德育之契合点,渗透心理健康教育于高校德育教学之中;学生辅导员、担任其它课程的各科教师等也要善于搞好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与高校德育之契合,寓心理健康教育于高校教学和德育工作之中。     

宋代印刷传媒与读者之接受反应

新工具之发明和应用,往往引发新事物之发展,以及传统文化之变革,如机器发明之于工业革命,听诊器、X光发明之于医学医疗,谷登堡(Johannes Gutenberg,1400-1468)发明活字印刷之于宗教革命、文艺复兴.雕版印刷广泛运用于10世纪以后之东方宋朝,其传媒效应究竟如何?此属于印刷文化史研究之范畴,钱存训大力提倡之,值得关注和投入.笔者以为:就读者之接受反应而言,印刷传媒所生发之效应,影响于文风士习者,大致有八端:一、竞争超胜之发用;二、自得自到之标榜;三、创意写作之致力;四、创意诠释之提倡;五、讲学撰述之昌盛;六、诗文法度之讲究;七、诗话评点学之崛起;八、会通化成之演示.知识流通之媒介,从誊写钞录演变到印本传播,堪称知识革命.媒介改变,图书流通所生发之传媒效应,蔚为变革之推手,促成文化之转型,值得投入心力研究.     

盛唐士人饮酒之风与魏晋风度关系辨析

始于汉末盛于魏晋的士人纵酒之风,由最初只是名士身份的标榜,到东晋后渐渐雅化,至陶渊明开始酒与诗结缘,到盛唐时,诗与酒关系更为密切,“诗酒风流”成为文人风度的突出表现。较之魏晋,盛唐士人从理性做作的“借酒佯狂”变为真实自信的“纵酒狂放”,从借酒避世到心忧天下,自我意识和社会意识都大大增强了。     

唐代选官制度及社会风尚对唐判创作的影响

在唐代,由于书判是朝廷科举铨选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判文的创作颇受朝廷、士人的重视,朝野文士皆习判词.加之唐代士人对判文写作能力重视的社会风尚,促成了唐判的空前繁荣.可以说,唐代所特有的注重判词写作的选官制度以及社会风尚直接促成了判文本身的成熟和兴盛.     

《唐律疏议》演变史略

唐高宗永徽四年(653年)的律疏制定是形成《唐律疏议》的最为关键的一步,没有这一步就不可能有《唐律疏议》。唐玄宗开元时期的律疏删缉则是形成《唐律疏议》的又一关键步骤,正是在这次删缉中,《唐律疏议》从形式到内容都基本定型,之后唐朝适用的律疏一直没有大的变化。唐朝灭亡之后,《唐律疏议》的适用并没有停止,因此,在传抄和适用中,也还发生过一些变化,但这些变化都甚微末,总体而言,《唐律疏议》还是延续了开元以来的形态。有学者认为后世所传诸本《唐律疏议》有可能是从《宋刑统》演变而来,还认为《唐律疏议》各律的篇目疏议是元朝以后好事者所添加,其实这些都是不对的,于理于据均很难成立。     

科举制背景下的士妓关系

唐宋以后,随着科举制度的不断完善,士子们科举之前的紧张和压抑与科举之后的放松形成鲜明对比。在这种情况下,妓女成了他们排遣内心感情的重要途径。自唐代以后,进士们与妓女的关系发生了重要转变,从唐代的亲密合作者到宋代的红颜知己,再到元代"同是天涯沦落人",明代的志趣相投的同志,最后演变到清代嫖客和妓女的关系。不同时代士妓关系的转变也体现了文人社会地位的变化。     

唐代“三李”诗歌的精神流变

盛唐李白、中唐李贺、晚唐李商隐是唐代诗歌不同时期的杰出代表。李白盛世长歌的昂扬之气,李贺孤寂苦吟的萧瑟之意,李商隐风流晚唱的凄凉之态,构成了唐代诗歌精神的流变过程。唐诗由盛唐的昂扬首变为中唐的萧瑟,再变为晚唐的凄凉,这实际上也正是唐代士子由奋发蹈历乐观进取,转而为消沉冷漠枯寂渊默,直至暮气沉沉的心路历程。     

盛唐边塞诗文化性征

边塞诗是唐朝诗歌的独特流派,盛唐边塞诗又是唐代边塞诗的典型代表。盛唐武力强大,士人精神腾越,盛唐边塞诗不仅呈现出乐观主义的基调,还把唐人尚武传统变成了审美对象和时尚内涵。盛唐边塞诗是唐朝新边疆主义的产物,为唐朝鼎盛时期国家过剩精力的显现。盛唐边塞诗彻底地扭转了六朝以降的颓靡诗风,它特有的文化观念,有效地改良了盛唐士人的精神。边塞诗树立了一面崇尚阳刚、标举慷慨的大旗,舍弃了六朝宫体诗的诗歌道路,延续、发展并超越了建安风骨的内涵,属于唐人在吸收了包括罗马、波斯和阿拉伯文化后所缔造出的新的文化品类。盛唐边塞诗所达到的文化高度,是多民族文化高度融合后的产物,同时体现了大唐风华和盛唐精神的最根本价值。     

齐梁诗风在中唐复苏的政治经济原因初探

齐梁以降,经过隋的过渡、初唐的振兴、盛唐的勃发,诗至中唐,诗人们的创作出现了一种值得注意的走向:情爱和绮艳题材增长,齐梁声色又渐渐潜回唐代诗苑.北方士族的衰弱;文人幕僚数量的增加;科举制度的推行;政治上的改革;区域经济的发展以及中唐经济与齐梁经济的诸多相似性等方面的因素,形成一种"合力",最终促使齐梁诗风在中唐的复苏.     

唐代士人的社会心态与隐逸的嬗变

隐逸是一种具有深厚历史积淀的文化现象,它对中国社会文化特别是士人文化心理建构有着深远的影响。唐代隐逸风气兴盛,对其历史嬗变的研究,是深入了解唐代文人的行为心态、人格理想以及价值取向的不可或缺的内容,而且对其递嬗缘由的追问,也是深入剖析唐代社会政治和学术思想的一个重要层面。概而言之,初唐承继魏晋隐逸遗风,盛唐在隐逸中贯注入世因素,中唐淡化了士人的担当精神,晚唐以隐居避祸全身。     

李德裕“奖拔孤寒”考论

唐代名相李德裕的选材方针颇令人费解。一方面,李德裕重用高门士族子弟,牛李党争中的李党代表了传统山东士族的利益;另一方面,李德裕又十分重视选拔孤寒之士,受到寒士的拥戴。这两种用人策略并不矛盾,唐代山东高门早就丧失了其北朝时期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地位,沦为孤寒之士。李德裕所奖拔的孤寒之士多出自山东士族,社会地位崇高的唐代山东士族很多沦为孤寒。     

宋代唐诗学论纲

文章从宋人对待唐诗的态度着手，对宋代唐诗学在宋代各期的不同表现以及宋代唐诗学的演进轨迹作了详细的探讨，主要从诗话的流传、宋人的选唐诗、宋人对唐诗别集的整理等角度作出了深入的论证，并在宋代唐诗学的层面分布与演进轨迹的棵索中去分析和总结宋代唐诗学的总体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