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陈国凯长篇《一方水土》的跨文体写作

本文直写笔者对<一方水土>的阅读体验,认为该著最突出的艺术特点是融多种文体于同一个长篇,是运用多种文体来表达情感事件的"变奏",是大胆而成功的"跨文体写作"的艺术尝试.     

后乡村叙事:后工业时代的乡村呈现

在后现代文化境遇中,迥别于传统乡土叙事的后乡村叙事不仅在暴力张扬中消弭了传统的伦理道德界限,而且主体正在由沉重走向轻佻。由于对平面幸福的过度追求,命运主体已由抗争转为顺从。在城乡冲突中,背离了传统乡土文化的第三种文化正在成长。     

技术风险与“非零和”合作的风险共生社会

风险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内生序参量,对社会结构和功能的演化起着重要的作用和影响。在无数次风险的防范和抵御过程中,人们学会了从＂零和＂互动走向＂非零和＂合作,从简单互动到机械关联再到有机关联,构建起越来越复杂和完善的＂非零和＂合作共生关系。然而前所未有的技术风险,对当前的社会和制度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今天人类需要察觉现有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中的缺陷和弊病,改变传统以资源为中心的社会模式转向以资源和技术风险并重的社会模式,建构起全球范围的＂非零和＂合作的技术风险共生社会,对各个社会组织进行更高有序化的社会结构改革和功能提升,以适应技术风险序参量的内在要求。     

两种历史文本的界限与张力

第三种历史的哲学和第二种历史的哲学不是同一种哲学。第三种历史有它自己的哲学。第三种历史要求历史学家必须尽可能地超越史学而回归历史 ,与此相反 ,第二种历史则要求历史学家尽可能地独立于历史并超越历史。历史学的发展也许更多的需要一种内在的史学哲学 ,而不是那种外在的历史哲学。     

论王鼎钧散文的跨文体写作及其乡愁美学

王鼎钧散文的跨文体写作得力于汉语自身的语言张力,并借鉴诗歌、小说、戏剧之长.其乡愁美学颠覆了传统的故乡意象,穿梭于现实与梦幻间,往返于虚构与回忆中.     

史学形态的超越性建构--一种超史学的史学文本如何可能

史学史在现代发生了一种形态性的变化 ,这就是第三种历史的出现。历史形态学试图探讨的是在现代条件下 ,认知历史的方式究竟有哪些 ?其中哪种方式是最具现代意味的历史认知方式 ?最重要的是 ,自由之于史学究竟意味着什么 ?真正区别第二种历史和第三种历史的根据之一在于看它的作者是传统的学院式的学究型史家还是现代的社会化的记者型史家     

第二次东西文化论战中的“第三种文明”观

从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东西文化论战,幻想着以"中体西用";第二次东西文化论战,中国人已超越东西方文化局限形成了一种普遍的全新的"世界文化"这一意识,而李大钊在第二次东西文化论战中,把"世界文化"这一意识与探讨中国革命道路的问题结合起来了,构成了东西文化论战中的第二种文明观.     

个人的世界史

个人的世界史与人类的世界史是两种不同形态的世界史,个人的世界史属于第三种历史范畴。第三种历史鲜明地强调了世界史的个性风格和个人价值,是一种更追求个性化的世界史。历史使人获得了最高的的生存意识,个人历史则使人类获得了最大的可能性和意义空间。个人历史的可能性永远都是历史意义的总和形态和本质规定。第三种历史对历史学家提出了一个“新史德”的要求。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文化创新研究

社会现代化是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全面进步,其中文化发展是重要内涵.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需要以文化内在张力为基础,外拓农村文化的承载力,以形成可持续的农村文化动力,并逐步形成先进文化与支流文化相融合的"一体多元"文化体系.我国农村文化长久积淀,其封闭和滞后等特性致使创新动力不足,社会第三种力量应运而生,并为农村文化发展创新价值理念与运行机制,以促进农村可持续文化动力的价值实践.     

文化规制:第三种规制

将规制分为经济性规制和社会性规制,并将文化规制视为社会性规制组成部分的传统分类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文化规制的特殊性。文化规制不仅是历史的产物和政治的产物,更是文化的产物。无论是在规制目标和规制原因方面,还是在规制机制和规制趋势方面,文化规制都同经济性规制和社会性规制有着不小的差异。文化规制其实是有别于经济性规制和社会性规制,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第三种规制。     

“裁判员困境”与“第三方”入场——对第五种权力一种特性的剖析

新闻媒介素有"第四种权力"之称,是一个独立于立法、执法、司法之外的一种特殊权力,其存在保证了行政权力的透明公开和社会肌体的健康运行.随着网络社会的崛起及网民群体的扩大,网络舆论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越来越大,或可称之为"第五种权力".它既具备传统意义上的"第四种权力"舆论监督等基本特征,又发挥着"第四种权力"所不具备的社会功能,从而弥补"第四种权力"的先天不足.能够作为一种第三方意义上的"他者"而存在,是"第五种权力"独立于其他四种权力的鲜明标志.它避免了传统监察中"裁判员运动员集于一身"的弊端,作为社会的"第三只眼睛",最大限度地监督权力运行,实施社会"纠错"功能.     

"第三条道路",还是共同的底线?--读吉登斯《第三条道路》

一、“粉红色欧洲”引起的思考冷战后时代，由于受苏东式社会主义名声扫地的连累，也由于影响更为深远的后工业时代发达国家社会结构与文化氛围的变迁、蓝领阶层的萎缩、传统工人运动的退潮、“左派”原有社会基础的缩小等原因，西方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一度出现严重危机。各国社会党（社民党、工党）、工会和左翼思想界在反思中进行了思想与价值取向、纲领及策略上的全面调整。社会党国际中“社会自由主义”思潮的兴起、德国的“民主社会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之争和“红绿联盟”、英国的“新工党理念”、所谓“既非自由放任又非福利国家”的…     

基于生态破坏积累的第三种积累下《资本论》的一般规律补充研究

资本积累在引起资产阶级财富积累、导致无产阶级贫困积累的同时,还存在着第三种积累,即生态环境破坏的积累,而且这三大积累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第三种积累在资本积累规模不同的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大众文化:新的文化生长点——析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美学观

作为英国"新左派"的代表人物,威廉斯创立的文化唯物主义产生了深刻影响,他对文化结构进行了总体性分析,尤其对当代在西方泛滥的大众文化作了历史审视和重新建构,作出了完全不同于法兰克福学派文化批判理论的回答,对推动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第三部门文化：和谐社会建设的精神支撑

本文在分析第三部门兴起的原因、特征、社会功能的基础上,总结了第三部门文化的特征及其具有的辐射作用、导向作用和凝聚作用,认为第三部门文化会为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和谐社会这一目标的实现提供有力的精神支撑。要通过培养第三部门的共同意识,发挥第三部门行业影响力,积极沟通政府精神和企业文化以及锤炼第三部门具体文化等机制,使第三部门文化更好地推动和谐社会建设,实现社会和谐发展。     

经验、心灵与生命

历史学不是对经验的总结,而是对经验的综合。一方面,历史学试图把碎化的个体经验综合为总体化的人类经验;另一方面,历史学又必须努力把抽象的人类经验落实为具体的个体经验。历史学的功能之一在于把人类经验和个体经验综合在一起,从而塑造出一种“新经验”。心灵感应历史的方式始终制约着我们对历史的一般认识。     

“第三种批评”:理论原创的困惑与探索

1990年代,批评家吴炫等人提出的"第三种批评"体现出当代文学批评理论与批评实践中逐渐凸显的集体原创性焦虑。"第三种批评"理论是当代文学批评自我怀疑、自我质询和自我反思的一个重要理论命题,是已经取得独立身份、具有现代理论品格的文学批评自身迸发出的原创冲动。这一批评话语更多的提供了一种话语策略,一种原创姿态,而其本身存在着诸多问题,辨析与反思这些问题对于认识理论原创的困惑,对于当代文学批评原创思考及可能的解决路径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公共服务的“第三种范式”——超越“新公共管理”和“新公共服务”

公共服务的“第三种范式”是立足于马克思主义人学的基本立场对当代公共行政的一种回应,主要是通过揭示“新公共管理”及“新公共服务”的范式困境,批判性吸取其中有价值的理论资源,并深入反思当代中国公共服务的现实问题,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服务范式,其旨趣在于使公共服务的战略安排回归到社会发展的人性基石——“每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针对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以及公共服务的具体实际问题,“第三种范式”从公共利益的主体属性及其自由维度出发,要求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完善违宪审查制度以及完善宪政秩序,推进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原则,并从整体上拓展并畅通公民有序参与公共决策和社会管理的途径,建立一种具有包容性的公共服务体系,为走向“自由人的联合体”提供社会准备.     

中国现实主义诗学形态的迁移

中国现实主义诗学形态,萌芽、发端于梁启超和王国维,后经"五四"、初期革命文学、左翼文学和20世纪30年代诗歌大众化运动,到40年代逐渐经历了一个抽象化和意识形态化的迁移过程.中国现实主义诗学形态有两个相对的发展路数:一个是王国维--胡适--文学研究会诸人--蒲风(半个)--臧克家--艾青等一路,另一个是梁启超--陈独秀--早期普罗诗派--创造社转向作家(郭沫若、穆木天、冯乃超等)--瞿秋白、周扬等一路.中国的现实主义诗学形态是既不同于西方又不同于中国古代的"第三种诗学形态".     

全球化背景下跨族群华语写作的文化症候与解决之道

全球化背景下人口与文化的跨族群流动融合使文化的民族性边界变得模糊,一些跨地区、跨族群的华语作家的写作因而表现出文化认同、身份认同的困惑,比如海外华人作家严歌苓和张翎,香港作家李碧华,以及跨越藏汉文化边界的大陆作家阿来等,在他们的作品中,书写了文化“杂交”的第三空间,解构二元对立的价值判断,却因为没有稳定统一的文化认同而产生边缘的或幽怨的文化心态,因为身份认同的困惑而在小说中创造了一系列非同常人的具有精神症候的人物形象。作家自身尝试过解决文化症候之道,由小说改编的影视剧则进一步提出解决之道:以中华文化为主体认同,以儒家伦理为价值准则,以血缘亲情为凝聚力,以“团圆”“和合”精神来迎接“游子”归来,构建团结统一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展现中华民族文化的包容与自信。这种文化认同、文化自信也是全球化时代跨族群文化交流时应具备的一种文化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