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塨对颜元思想的背离与超越

李塨作为颜元的弟子,秉承颜学的宗旨但又与颜学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分歧,这主要体现在认识论、治学方法论和社会政治理想等方面,正是在这种分歧中实现了对颜学的超越与发展.颜学因李塨而发扬光大,使之发展成为对后世具有深远影响的"颜李学派".     

“两样鬼神”何以“不是二事”--论朱熹鬼神观兼及江户儒者的质疑

在朱子学的理论构造中,有关鬼神的论述涉及“鬼神主乎气而言”和“鬼神以祭祀而言”两大论题。朱熹极力主张“两样鬼神”“不是二事”,而这一命题与儒家天人合一之学有密切的理论关联。那么“两样鬼神”何以“不是二事”呢？首先,从《乐记》“明则有礼乐,幽则有鬼神”的观点出发,“鬼神即是礼乐道理”,此点结合《礼记》《易传》的相关论述,可以窥看天道与人道是如何沟通的;其次,就朱熹“鬼神之理,即是此心之理”之说,祭祀之时求阴求阳、诚报气通,人神“合莫”而绝非假设;最后,从东亚儒学视域出发,日本江户儒者对“两样鬼神”“不是二事”之说有所解构。在中国传统儒学中,人道本于天道,人伦基于自然,故“神道设教”被诠释为神妙之道,即礼乐之道,即天地自然之道。然而对于这一观念,自江户中期以来如荻生徂徕,则将其理解为绝对的宗教信仰,而且具有重要的社会教化功能。     

试论李觏法制思想的伦理意义

李觏的法制思想首先强调“刑”“礼”相辅,反对重刑,体现了宽容精神。他还提出“天子与天下共法”即“一致于法”的主张,反对救赎,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社会公正。这些观点具有明显的进步意义,但由于他不可超越的时代局限,也有诸多不足。对此后人应认真研究,以服务于现实。     

李塨礼学思想探析

谈颜李学派者,向来多注重于从哲学角度,或从实学思潮的角度来阐发其立学旨趣。有必要别寻蹊径,从清初礼学发展的角度,对李塨的实践和学思想加详细地疏理考辨,以期对其“习行经济”的为学立身主旨有一更切实的体认。     

“先天”“后天”“同天”蠡测

《周易·文言》解释《乾·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云: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英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这段话,看到了“天时刀、“地利”、“人和”三者不可或缺的重要性;“把天人合一看作是人生理想的境界”;“提出了人与自然界、人与人、人与鬼神的关系问题,并且提出了     

上博简《鬼神之明》篇的归属与儒墨鬼神观

先秦儒家很少谈及鬼神,敬鬼神而远之,主张重人事,轻神事。墨家则力证鬼神的存在与鬼神的赏善罚暴。上博简《鬼神之明》篇解释了鬼神的"明"与"不明",与《墨子》的鬼神观既有相同之处,又有区别。当是墨子后学对墨家思想的修正,体现了战国时期人们鬼神观念的转变。     

孔子宗教伦理思想的三种纬度及旨归探析

孔子的宗教伦理思想主要分为三种纬度,首先是肯定鬼神(包括逝去的先祖)的存在,孔子明确肯定鬼神的存在而不是加以否定;其次是主张对鬼神敬而远之,强调了一种不迷信鬼神而相信自身努力的积极入世态度;最后认为天命高于一切,不知天命不足以为君子。其宗教伦理思想的旨归是化宗教为道德,不论对于鬼神还是天命,孔子都认为道德是其根本属性,去除宗教的迷信成分,主张以道德宗教的思想教化百姓。     

从英语的发展反观鲁迅改进汉语翻译思路的正确性

鲁迅站在中国语言改革的高度,从改造整个中国语言体系的角度,提出“硬译”和“欧化”的翻译主张,目的是在汉语中输入新的内容和输入新的表现法,从而改进中文的文法和句法。鲁迅的这个翻译主张在中国近代译学史上可谓是独树一帜,可是竟遭到了强烈的攻击甚至漫骂。鲁迅“硬化”和“欧化”的主张对汉语发展具有积极作用,英语的发展史充分证明鲁迅观点的正确性。     

简论实学家李■

本文对一些学者以李为关学家的论断提出了质疑。通过对李的“不以类拘”观点、集会结社主张、推广近代西方的应用科学，以及为了社会进步而重新认识和塑造自我等方面的分析，说明他的思想已随着时代的轨迹而不断发展，他已把关学推向了实学领域。实学家才是他在历史上应有的学术定位。     

先秦儒墨道死亡观比较研究

先秦儒、墨、道三家的死亡观对当时及后世都有重大影响,但又各具特色。在死亡的态度上,儒家既信天命,又强调对死亡的超越,墨家通过＂非命＂实现对死亡的超越,道家持一种生死自然观;在对安葬的态度上,儒家主张厚葬,墨家主张节葬,道家持一种高度达观的态度;在鬼神观上,儒家持模糊立场,最终否定鬼神,墨家明鬼,道家持一种自然主义的立场;在祭祀观上,儒家重视祭祀,是一种理性和情感的结合,墨家也重视祭祀,出于一种功利主义的态度,道家认为信道胜于信鬼,故不必祭祀鬼神。     

陆陇其“工夫论”思想研究——以《问学录》和《三鱼堂剩言》为中心

陆陇其为明清之际尊朱辟王、践履笃实的理学代表。基于对学术的认知和时代的要求，他较少措意冥想，而侧重对“工夫论”的阐发。其虽解释“格物”之意义在明善，非是博物洽闻，却并不因此认同只须求诸心，而主张格物与存心两进。他剖析“敬”之内涵，在“敬”“静”之辨上表现出强烈的排他性以及师承中的分离倾向。总体而言，陆陇其的“工夫论”思想消解了传统道德的形上色彩，对清初理学之演变具有重要影响。     

三子赋道——论《逍遥游》兼议陈鼓应之《道家的人文精神》

逍遥者,休也,无何有也,不执一切是非,直至无语。其亦学,学会休却,学会损去,直至休无所休,损无所损,由＂有所待＂而＂恶乎待＂,心自回归无为本初,于是,绝学无忧。所谓的得意忘形,所谓的为为不为,学为不学。其亦积,为休却损去之积,为心灵的宽大再宽大乃至无限宽大之积。可见,真道非由空中楼阁,说有而有。＂求道有可必＂,必如鱼而鲲而鹏,必如宋荣子之不曾入流至列子之入流但不全了了,再至庄子之为道了了而逍遥游,其学其积何其艰巨而高邈。而更实际地说,求道者,求捐势削迹,再求寥已吾志,直至求无所求。以此无蓬而广漠之心,兼怀万物,和天下,为逍遥游。因而,道之学、道之积,迥于俗之学、俗之积。而陈鼓应先生的主要问题是以俗之智去解读脱俗之智,＂小知不及大知＂,于是,并不了了。     

李大钊创新思想论

李大钊的一生是不断创新的一生。他具有强烈的创新意识和卓越的创新能力。因此，在对中华民族前途命运进行深邃思考以及为此而进行的对救国救民道路的艰辛探索过程中，他的创新思想和实践都结出了丰硕的成果。他率先在中国大地上高举起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为中国昭示了新的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他公开提出要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性质的现代化政党——中国共产党；他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革命理论，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初步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他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问题，进行了富有开创性的探索。研究李大钊的创新思想和实践，在今天仍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僧肇的无分别观念

无分别观念是佛教般若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它认为用世俗的言语概念是不能分别事物的本质或实相的,事物不过是假名,人们对事物的认识不过是虚妄幻想。僧肇的无分别观念得自鸠摩罗什传来的龙树中观学,同时中国传统哲学中对语言和本体存在关系的论述也必然对他接受无分别观念起到铺垫作用。《肇论》中的无分别观念是很突出的。但是,僧肇的无分别观念由于强调"无分别"而使之与"分别"处于对峙的状态,其境界不如后期禅宗。     

论河图洛书的哲学思维

河图洛书的原始传说以及历代学者关于河图洛书的文字解说和图像分析,表现了丰富而深刻的哲学思维。其一是时空论:河图洛书的图形表示方位和次序,是空间和时间概念的简明图解。其二是形质论:在《易》学研究史上曾有象数和义理两派,河图洛书的图形既展示象数,又深含义理,是关于形式与内容、现象与本质问题的形象表述。其三是知行论:传说伏羲据河图而创八卦、大禹据洛书而创《九畴》,这体现了《易经》的通变精神和中国古代哲学关于知行统一的思想。     

容闳强国思想与实践探析

对容闳强国富民的思想与实践进行了分析,指出其一生积极进取,奋斗不息,始终以祖国文明富强为己任,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做出了重要贡献。     

论杨万里的知行观

杨万里是南宋著名理学家,他的知行观更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思想价值。他认为只要人有认识客观事物的主动性,世界是可以认识的。他还深刻地揭示了人的认识来源于客观世界,是客观世界的反映。特别强调后天学习的重要性,强调学以致用,只有学而有用的学问才是真学问。杨万里强调知行并重,倡导和弘扬力行精神,具有积极入世的品格和刚健求实的精神。     

朱熹的践履方法和修养工夫

作为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不仅系统论证了天理是世界万物的本原,而且论证了天理的实际内容是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伦理道德。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存心、格物和致知等道德修养工夫。朱熹的道德修养工夫不仅与其本体哲学、人性双重和知行关系密切相关,而且服务于性命不一以及等级名分。这使朱熹的道德修养工夫既有宋明理学的时代特征和共性,又有迥异于其他理学家的鲜明的个性特征。     

知识的最高境界——方东美对《肇论》的哲学诠释

方东美是一位原创性的哲学家,晚年很重视佛学研究,对僧肇评价颇高.方东美运用西方现代哲学方法,通过中西思想的融汇,对《肇论》进行创造性的诠释与重构.方东美把庄子和般若经作为《肇论》生成的两个思想基础,认为物不迁就是永恒哲学,空的本质就是真空妙有;把《般若无知论》作为《肇论》的核心,认为其构造了一个解释智慧本性的原理体系;认为般若不是一般知识,而是知识所能够达到的最高境界.     

李大钊社会主义思想的当代价值

李大钊是为中国选择社会主义方向，开辟中国革命新时代的伟大先驱。他在短暂的革命历程中所构建的社会主义思想在今天依然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价值。他对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和执着追求并为之而献身的牺牲精神，他认识和研究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态度，他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对中国革命规律的艰辛探索等，对新时期人们进一步深化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促进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与进步都具有长期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