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太平经》的政治倾向——兼与卿希泰同志商榷

《太平经》是早期道教的一部重要经典,也是所有道教典籍中政治性最强的一部著作。此书打的是宗教的幌子,而谈的却大部分是治国之道。对《太平经》的政治思想应当怎样评价,解放以来学术界意见分歧很大。有的说它是“农民革命的纲领”,有的说它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这个问题看来还有深入探讨的必要,这对道教史、思想史、农民革命史的研究都是有意义的。卿希泰同志在《社会科学研究》(一九八○年第二期)上发表《试论<太平经>的乌托邦思想》一文,认为《太平经》提出了“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财产公有,人人劳动,权利均等,互助互爱的乌托邦。这个乌托邦……代表了广大农民群众的理想,是鼓舞着农民大起义的经济的和政治的     

再论刘永福——兼与丁名楠同志商榷

一 如何正确评价黑旗军领袖刘永福?这是中法战争史研究中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解放以来,在许多专著和文章中,都说刘永福为了官爵,投降清朝,背叛了农民起义军。前不久,丁名楠同志的《关于中法战争几个问题的初步探索》一文(载《历史研究》1984年第2期,以下简称《关》文),就把刘看作是与清合流(即同流合污之谓)之人,说刘是为个人谋生路、仰慕名器、为清政府引诱而最后成为清朝一名听驱使、受摆布的奴仆。解放以来的这种说法,造成了许多不良的后果:     

论故意犯罪的阶段——兼与龚明礼同志商榷

关于故意犯罪的阶段问题,我国刑法学界曾有长期的争论,至今仍有不同的看法。这一问题涉及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如何理解故意犯罪的阶段这个概念本身;另一方面是如何划分故意犯罪的各个阶段。由于这一问题直接与司法实践相关,因而有继续探讨之必要。何谓故意犯罪的阶段?     

再论序变——兼与查汝强同志商榷

近几年来,哲学界关于结构形式变化引起质变问题的讨论,发表了许多文章。1982年我发表《序变与质量互变规律》(哲学研究、1982年第10期),提出序范畴及序变原理后引起了争论,争论的焦点集中在要不要把序变引进质量互变规律,即事物是质、量的统一体,或是质、量、序的统一体?事物的变化只存在一种形式,或是多种形式? 笔者认为,世界是复杂的,事物的变化、旧事物向新事物过渡的形式和途径也是复杂多样的,并非只存在着量变达到关节点引起质变这唯一形式,而是存在着量变达到关节点引起质变、序变达到关节区引起质变以及量变与序变协同作用引起质变三种基本形式。     

论分工的起因——兼与赵惠明同志商榷

《经济研究》第二期刊登了赵惠明同志的文章:“对分工起因于交换的观点不能一概否定。”该文对商品交换产生于分工的观点提出异议,认为不能否定亚当·斯密关于分工起因于交换的命题。笔者就此谈点不同意见,并对分工的起因作一些探讨。 一、亚·斯密关于分工起因于交换的命题是错误的     

论李秀成的投降——兼与钟文典等同志商榷

李秀成是太平天国杰出的领袖之一,他从圣兵到统帅,出生入死,身经百战,为太平天国革命建立了卓越的功勋。但是,李秀成也犯下了不可原谅的奇耻大错,曾经向敌人投降。因此,史学界对他的评价历来就有争论,争论的焦点,当然不是他的功绩,而是他的投降问题。史学界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是投降,一种称之为乞降。看来乞降比投降的罪错要来得轻些,因为乞降好象还没有“降”,而投降则是已经降了。但不管怎样,问题的实质还是一个降字。从李秀成在自述中的表现来看,应该是属于投降,说是乞降的人,可能是对李秀成有所偏爱。历史事实是客观存在,我们不应为勇者讳。     

论规律的发展——兼与秀民同志商榷

在一九八四年第一期《天津社会科学》上,秀民同志发表了《评‘规律发展说’》的文章,对肖前、李秀林、汪永祥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原理》提出了批评,认为不应当把规律发展的观点写进这本由教育部组织编写的教材中去,因为规律是不发展的。他的理由有正反两面。正面理由是,规律是一种抽象,而抽象的东西不能成为发展的主体。反面理由有三:(1)承认规律的发展,会“使发展的原则走向反面”,“排斥事物的发展”;(2)承认规律的发展是“对规律的否定”;(3)承认规律的发展“必将陷入繁琐哲学”。这后三点理由都涉及到规律的永恒性问题,很有讨论的必要。     

再论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兼与徐庆凯同志商榷

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关于充足理由律的争议较多,本文暂不涉及)是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这是逻辑学界一个流行的基本观点。对此,徐庆凯同志在《“形式逻辑基本规律”质疑》一文中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这三条规律根本不是形式逻辑的规律,更不是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而只是形式逻辑的规则。这就向逻辑学界提出了两个带根本性的问题:1.为什么说同一律等是形式逻辑的规律?2.为什么说同一律等是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而在一般逻辑论著中,对这两个问题的具体论述尚不多见。因此,本文拟就此作一点探讨,顺便谈一点对徐文的不同看法,以就教于同志们。     

幽默漫议——兼与徐侗同志商榷

<正> 自瓦特令蒸气推动历史的车轮,伽利略用望远镜开阔人类眼界之后,“上帝”贬值,“幽默”看涨。诗人以幽默显其达观、机敏,哲人以幽默见其深刻、犀利,就连商贾也看重幽默在经商中的作用。 幽默在中国真正掀起大潮。实是近几年的事。王蒙、陆文夫、高晓声、邓友梅、张洁、冯骥才诸人的幽默,千姿百态,各具神采;连史诗大匠姚雪垠在严肃的笔触中也时     

论中法战争中清政府的态度——兼与庾裕良同志商榷

顷读庾裕良同志《论中法战争的性质和失败原因》(载《学术论坛》1982年4期)。庾同志对近年来越南一些御用史学家秉承黎笋集团意旨,歪曲历史,以适应其反华需要的批驳,对越南阮氏王朝昏庸卖国、投降附敌的揭露,我是完全同意的。庾同志对清政府在战争中的态度的分析,我认为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不揣冒昧,谨陈陋见。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法国政府积极推行殖民政策。在远东,它不仅要把越南变成“保护国”,而且要打开中国西南的大门,建立一个法殖民帝国。为达此目的,法国远征军1883年夏开始在越南大举进攻。大敌当前,中越两国人民共同起来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但是,两国的封建王朝却不顾民族利益,在侵略者的压力下妥协投降。腐朽的越南阮氏王朝首先放弃主权,清王朝在整个战争的过程中,也随时寻求机会与侵略者妥协。     

论美的规律的客观性质——兼与向翔同志商榷

马克思提出的“美的规律”的论点,对于正确回答美学的基本问题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同时,由于马克思是在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础上提出这个论点的,所以,如果离开唯物主义认识论,就不可能理解“美的规律”的真谛.事实上,尽管我国美学界有许多同志曾谈论“美的规律”,然而有的同志并没有理解和坚持唯物主义认识论,他们对于“美的规律”也就不免发生这样那样的误解.     

论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改革——兼与何伟同志商榷

我在《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3期发表了《论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性质》一文,本文是其姊妹篇。是在论述全民所有制企业应当是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改革。毫无疑问,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改革与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是一致的。整个经济体制不变革,企业也不可能实现根本的改革;而改革整个经济体制,又必须从企业改革着手,这正是由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基础地位所决定的。那么,全民所有制企业应当怎样改革,改革的原则和方向是什么? 总的说来,正如我在《性质》一文所论述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应当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设想的“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的原则和方向进行改革。但就我国全民所有     

试论第四产业——兼与沈峻坡同志商榷

在当今信息时代里,信息产业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越来越显示出来.为此,沈峻坡同志提出将信息业、咨询业从第三产业中分离出来,组成第四产业.笔者认为,如今,建立并发展第四产业,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这一观点的提出,适应时代的潮流,无疑具有一定价值.但是,该文将第四产业仍归为服务性产业,而第四产业即知识产业,并将教育部门也列入第四产业,以及知识创造价值等观点,值到商榷.     

论谭嗣同哲学的基本性质——兼与张立文同志商榷

谭嗣同是我国近代哲学史上的一位重要哲学家。在目前关于谭嗣同哲学思想的讨论中,不少同志主张谭嗣同的哲学是唯心主义的,最近发表的张立文同志《论谭嗣同‘仁学’哲学的唯心主义实质》一文(见《江汉学报》一九六四年六月号)也正是表述了这种观点;但也有很多同志认为谭嗣同的哲学是唯物主义的。我认为谭嗣同是中国近代哲学史上的一个进步哲学家,他的哲学思想的基本性质是唯物主义的。这里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同时也就张立文同志的文章谈一些意见,以与张立文同志及其它同志商榷。     

阶级分析的唯物辩证法——兼与陆德生同志商榷

任何一个阶级——无论是剥削阶级或被剥削阶级,自它产生的那天起,都有其政治与经济的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的关系是:经济是第一性的,政治是第二性的;经济决定政治,政治又反作用于经济。在进行阶级分析时,必须对其政治与经济这两个方面进行既唯物又辩证的分析。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作家们就是这样做的。这里,我想谈谈自己在学习经典作家关于阶级分析理论中的一点体会,兼与陆德生同志商榷几个有关问题。一、各个阶级的经济地位是阶级分析的出发点各个阶级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每     

再论周昭王在位年数——兼与张闻玉同志商榷

西周昭王在位年数,史书失载。《帝王世纪》:“昭王在位五十一年”是据刘歆《世经》所加大的鲁公年数而推的,与史实不合。新城新藏在《东洋天文学史研究》中据《晋书·束皙传》:“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的记载,与文王受命七年、武王六年、成王三十七年、康王二十六年,四王合计共七十六年的年数相比较,正差二十四年,于是定昭王在位年数为二十四年。这一加减法所依据的“百年”数字出处不明,且有解说上的伸缩性,故拼凑的这个“二十四年”,实难成立。只有晋太康二年汲郡魏襄王墓出土的《竹书纪年》所记昭王十九年,为秦火前的记录,     

也论明初户口的升降——兼与孙达人同志商榷

<正> 读《文史哲》八○年第二期孙达人同志《明初户口升降考实》一文(以下简称孙文)颇有启发。然而,对文中关于从洪武初至洪武十四年的十多年间户口增长661.6%,洪武十四年后明代户口基本上没有什么上升,及明初南北户口的升降已出现“绝然相反”的趋势等一系列论断,我们却不敢苟同,特提出来就教于孙达人同志。     

论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精髓——兼与佘树声同志商榷

社会发展理论归根到底就是关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理论,它通过对社会发展动力,社会发展形式和社会发展阶段等问题的说明来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基本思想是:社会是处在经常发展中的活的机体,社会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就是说,在一切社会关系中,生产关系是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     

诗歌分行之我见——兼与尚和平同志商榷

读了尚和平同志《诗分行排列实质原因之探讨》一文(载《宁夏社会科学》1991年第9期)有一些不同想法。现不揣浅陋,简述如下。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最好标准。判断一种观点正确与否,最简便易行和最具说服力的方法,莫过于将这种观点放入它所涵盖的客观对象之中,来对照、比较两者是否相符合,以及相符的程度。尚和平同志提出,诗歌分行排列的“实质原因”,是个抒情的强烈程度问题,     

排中律适用范围浅论——兼与李秀圃同志商榷

关于排中律的适用范围,现行的几种逻辑教材有着两种不尽相同的表述。一种认为排中律“只适用于两个互相矛盾的判断,而不适用于两个互相反对的判断”,以金岳霖本《形式逻辑》为代表;另一种认为排中律“适用于具有矛盾关系或下反对关系的判断”,以上海本《普通逻辑》(1986年修订本)为代表。两相比较,后者在排中律的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