壬辰倭乱时期移居明朝的朝鲜流民考

朝鲜朝壬辰倭乱时期,因战争和饥荒,朝鲜流民不断涌出.其中,一些人为了生存自行越境,或投靠明军,后以同行的方式迁入中国.明军出于救济难民、便于活动、增强军力等多重考虑,大量接收朝鲜人于军营中,后来明军撤兵时带领他们迁入中国.迁入中国的朝鲜流民人数有数千人,他们主要流浪乞食或做家丁、或成为边防地区的军人,也偶尔有人从商等.其中,军人被视作有望在短期内提升身份地位的捷径.朝鲜流民虽对故国满怀乡愁,但在回国意愿方面,受入境过程的自发性与被动性、在故国有无亲人、在中国有无职业及满意度、成婚与否及有无妻儿等个人因素的影响,表现出了极大的差异.     

韩国儒学的发展现状与当代价值

韩国现代社会因存在金钱万能主义和技术至上主义的风潮,由此引发人与人之间的疏远和传统文化的崩溃。韩国儒教经历了古代至三国时代、统一新罗至高丽时代、高丽末期到朝鲜初期的新儒学、朝鲜建国到壬辰倭乱、壬辰倭乱之后到朝鲜后期为止以及现代儒学。儒教文化在三个层面表现出现代意义:一是以"追远报本"为基础并进而扩展开来的孝道,二是以韩国的美丽山水为中心而展开的儒教式心性修养的价值,三是国权丧失时期,由救国义兵们所表现出来的忧国意识和忠节精神。所有这一切,皆可以成为现时代克服道德沦丧、化解社会危机的重要资源。这也是儒教文化的世界性意义。     

《朝鲜古写徽州本朱子语类》的传播过程考订

《朝鲜古写徽州本朱子语类》是研究朱子学的一个重要善本,然自1982年出版以来,始终未明其传播过程。本文旨在厘清其传播源流:古写本的底本,即《徽州刊朱子语类》当于成化十七年至十八年(1481-1482)传入朝鲜,于正德十年(1515)刊行于世。在壬辰倭乱或丁酉再乱之时毁损,仅余孤本传入日本,藏于尾张藩文库,于1639前后为红叶山文库珍藏,又于明治维新年间(1867-1889)流入书肆,辗转为楠本正继所得,最后捐献于九州大学图书馆。     

壬辰倭乱与朝鲜朱子学的东渐

16世纪末,日本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史称"壬辰倭乱",此次战争殃及中、朝、日三国。在战乱中众多的朝鲜人被俘至日,大量的朝鲜本图书遭劫掠,使朝鲜的朱子学在日本广泛深入地传播,它对日本朱子学以及日本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1601年朝鲜汉城明军逃兵之乱

1601年1月,在朝鲜汉城发生了一场明军逃兵绑架差官、破狱劫囚的骚乱。朝鲜政府本欲剿杀乱兵,后经明朝将领叶靖国说服而和平解决,这一事件的处理过程呈现了明朝与朝鲜朝政治交往中的诸多细节与复杂情形。通过考量朝鲜政府应对逃兵事件及逃兵问题的心态和对策,可以发现在“事大至诚”的模糊表象下隐藏着其矛盾、复杂且多变的实际诉求;而透视本次事件,也可看到,“壬辰战争”时期的明军逃兵成为了一种新的移民形式。     

论壬辰战争明、日议和期间中、朝、日三国纷争

壬辰战争爆发初期，朝鲜王朝军队节节败退，意识到出兵必要性的明朝派出军队远赴朝鲜半岛抗击日军。1593年正月明军和日军在碧蹄馆发生遭遇战之后，战争逐渐进入到第二个阶段，即议和时期。由于出境作战的种种不利原因掣肘，明朝同意与日本和谈；朝鲜作为被侵略的国家，从最初的坚决拒和，到后来在现实条件逼迫下上书明朝同意议和；日本因战局不利，在后继无力的情况下投书乞和。因三方围绕着明、日双方和谈交涉产生了分歧，使得议和在曲折中进行，时间长达四年。但最终由于议和使臣的欺瞒，和谈破裂，战火重启。这导致了明朝内部狱案增加，朝鲜王朝长期存在的党争加深，日本丰臣氏权力也随着战争的进行而被削弱。明、日议和纷争不仅给这场战争带来负面效应，也对三国国内外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屈原作品在朝鲜半岛的接受与屈原精神域外文化凝聚力的探讨

屈原作品进入朝鲜半岛后经历了两个接受的黄金时期,即李氏朝鲜时期,文人对其内容与形式的仿效、阐释或评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韩国教育科研机构对楚辞的教学、翻译与研究。屈原忠贞、爱国精神倍受朝鲜文人推崇。屈原作品的汉宋辑注本决定了朝鲜半岛读者接受屈原精神的忠君爱国基调;而“壬辰倭乱”激发了朝鲜文人与屈原的爱国“共鸣”。中韩端午缘昭示了屈原精神的超时空永恒价值特性及屈原精神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凝聚力。     

为李如松军杀朝鲜人以冒军功辨

公元一五九二年(明万历二十年,朝鲜宣祖二十五年),日本关白丰臣秀吉发动了大规模的侵朝战争.不到两个月.三京尽陷,八道几没.朝鲜派往明朝求救的使者相望于道,络绎不绝.明政府以为朝鲜“为我之藩篱”,“唇亡则齿寒”,所以于一五九三年一月二十七日(阴历十二月二十五日),派出以兵部侍郎、经略宋应昌,提督李如松为首的御倭援朝军队.明军于二月八日(阴历正月八日),在平壤和倭寇激战一昼夜,敌人受重创,小西行长率残兵败将当夜逃窜.在平壤之战中,杀死不少倭寇.明军南方军队认为李如松率领的辽东军队,为了冒领军功而杀了无辜的朝鲜人民.个别朝鲜官员也有类似看法.平壤之战在御倭援朝战争中举足轻重,对这个问题没有明确的结论,足以影响对平壤战役的评价,笔者试图加以澄清.     

壬辰御倭战争初期粮草问题初探

有韩国学者认为壬辰战争时期粮饷缺乏责任在于明朝方面,粮饷缺乏又为明朝议和提供了借口,而粮饷优先供应明朝军队又造成朝鲜军队解体。但事实上通过对壬辰战争初期(明朝万历二十年五月至二十一年四月)的粮草供应和运输环节的专门考察来看,当时粮草的缺乏主要在于朝鲜未能解决粮草的征集和运输困难,在于朝鲜政治腐败和政治效率低下;而粮草供应严重不足又直接制约了明朝援军军事行动的展开,致使明朝与日本议和。至于朝鲜军队的解体,在明朝援军进入朝鲜之前就已出现。它表明正是朝鲜王朝的政治腐败和军事无能,使其失去了应对重大战争灾难的能力。     

论朴趾源《热河日记》的皇明情结——兼与李家源先生商榷

朴趾源的《热河日记》具有浓厚的皇明情结。该情结乃是在朝鲜持续了近200年的主流情结,其本质是中华情结。它与明朝万历年间鼎力救助朝鲜壬辰之难和崇祯末年勉力派兵援朝有直接关系,既是明太祖以来中朝始终交好的必然结果,也是朝鲜屡受后金和清侵凌掠夺、民族仇恨刻骨铭心的深刻反映。朝鲜自古有"小中华"之称,中华情结源远流长,皇明情结正是在此基础上的凝结与升华。朴趾源主张师法中国,学习中华文化,固然不是"墨守成规"、"疏于实践"、"有名无实"的"保守派",而谓其反对"尊明思想"亦属未当。     

论事大主义与朝鲜王朝对明关系

事大主义是儒家一种外交理念 ,是小国保存自身、应对大国的策略。它发端于东周 ,广泛存在于古代的儒家文化圈之内。在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王朝中亦存在于分裂时期诸政权之间、周边藩国与中央王朝之间。而在朝鲜半岛与中原王朝交往中尤其重要。朝鲜王朝高举事大主义的大旗 ,诚心事奉明朝。形式上它依从儒家礼仪制度 ,奉行朝贡之策 ;思想上归依中华。朝鲜对明朝行事大之礼 ,明朝则对朝鲜采“字小”之策。维护朝鲜的利益不受侵犯 ,是壬辰战争时期明朝出兵援朝抗倭的原动力。正因为朝鲜对明朝采取慕华、事大之策 ,所以明代中朝关系成为典型的宗藩关系     

宋应昌朝鲜讲学活动考——阳明心学在域外的一次“外王”实践

万历朝鲜之役爆发之后,信奉阳明心学的宋应昌被明廷任命为经略,作为明军的最高指挥官前赴朝鲜。在朝鲜期间,除指挥明军作战外,宋应昌还曾与朝鲜官员李廷龟等人讲学长达数月,并通过公文与当时的朝鲜国王宣祖论学。宋应昌在朝鲜的讲学活动除了学术目的外,还有着很强的政治意图。通过向宣祖讲论"明德""亲民",宋应昌试图劝阻朝鲜方面处死投降日本的本国民众的做法,并促使朝鲜方面妥善安置这些降民。而将朝鲜世子光海君的讲官李廷龟等人召至幕下讲学的目的,则是希望他们以自己的心学思想教育光海君,以期其将来能够带领朝鲜实现中兴。不过,由于宋应昌与朝鲜君臣在粮草供应、和战方针等问题上的激烈矛盾,加之朝鲜方面尊奉程朱的学术宗尚,使得宋应昌在朝鲜传播阳明心学的努力归于失败,其学说始终未被朝鲜方面接受。     

论永乐“郡县安南”对“郑和下西洋”之影响

永乐时期明成祖朱棣发动对安南战争并郡县其地是有其战略考量的,"郡县安南"威慑中南半岛番国,"郑和下西洋"威慑海岛番国,二者互为犄角之势,海路、陆路双管齐下,对西洋尤其是南海地区形成巨大军事压力。"郡县安南"之后,明朝从陆路近可制占城,远可控满剌加,为郑和下西洋提供了有力的支持,西洋朝贡体系得以顺利建立和巩固。明宣宗继位,对黎利剿抚不力,明军在大败之后撤出交趾,沉重地打击了明朝威望,明朝失去了控制南海的地理优势。西洋诸番疏于朝贡,明宣宗心有不甘,遂命郑和第七次下西洋以挽回局面。宣德之后,安南坐大,朱棣所经营的西洋朝贡体系趋向松散与瓦解,明朝宗主国的地位名存实亡。"郡县安南"为明朝控制中南半岛奠定了基础,加速和推进了西洋朝贡体系的建立,朱棣"郡县安南"的决策对"郑和下西洋"产生了重要而积极的影响,而宣宗"弃置交趾"恰恰是西洋朝贡体系濒于崩溃的前兆。     

试论朝鲜王朝之慕华思想

朝鲜半岛在与中国长期的交往中,形成了一种以中华文化为中心的慕华思想,这种思想在朝鲜王朝得以发扬光大。朝鲜自认出身东夷,慕华政策使得朝鲜由"夷"变"华"。李成桂立国之初,请求朱元璋赐国号"朝鲜",从而奠定了双边交往的基调。而箕子崇拜更强化了这种慕华思想,制度上向明朝学习,文化上向明朝看齐,接待明朝使臣的馆驿名之为慕华馆,慕华与事大成为朝鲜王朝对待明朝的基本文化心态,使双边关系成为典型的朝贡关系。朝鲜因"慕华"也变成了"小中华"。而当明朝灭亡以后,朝鲜不认同清朝的中华正统,而自认为是中华世界中唯一的中华余脉。     

论李朝儒学与事大主义

论李朝儒学与事大主义刘玉明朝鲜李氏王朝五百余年，儒家思想始终为其治国与邦交的基本指导思想，尤其李朝前期，不仅由于朱子理学的传入，使儒学成为朝鲜社会思想意识的正统，而且在同明朝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等方面的相互关系上，形成了所谓事大主义。儒学何以...     

“制倭”与“通贡”：嘉靖倭患时期的“宣谕日本”问题研究

嘉靖“大倭寇”发生后，明朝廷在抗倭同时也讨论了通过宣谕日本政府寻求协同禁倭的计划。但因考虑到“国体”问题，暂时予以搁置。之后胡宗宪等提出以“地方有司”名义宣谕的建议，被明廷采纳并相继派遣蒋洲、陈可愿等出使日本。同时也计划通过朝鲜进行转谕作为补充，但因朝鲜的婉拒及抗倭战争的暂时胜利也暂时予以放弃。随同蒋洲、陈可愿归国的不仅有王直部属，还有日本大友氏使团人员。明朝政府虽然诱捕了王直，但对大友氏使团却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方式，并希望通过大友氏的转谕，能与“日本国王”重新展开“制倭”与“通贡”的交互协作。后来的唐顺之等人还曾有过通过朝鲜再次“招谕”的计划，但终因唐氏的突然离世而作罢。明朝对大友氏的“却贡”并非为了断绝与日本的交往关系，而是对合乎东亚传统“礼治”秩序的中、日关系的一种期待。丰臣秀吉在制定征明计划并发动侵略朝鲜战争时，将所谓“大友氏朝贡被拒”作为借口之一，显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政治狡辩。     

论明代中前期中朝使臣的走私贸易

在明代,中朝两国的宗藩关系是东北亚地区最牢固的国际关系。在两国间频繁的政治与经贸往来中,朝鲜的贡使与明朝的"天使"一直发挥着相对独特的作用。一方面,他们作为代表各自国家的使者通聘对方国家,完成政治或经贸往来上的任务,对促进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无论是李朝还是明朝的使臣,他们在完成自己使命的同时,大多借出使之机私带货物与对方进行贸易,对两国间正常的经贸关系又构成了一定的危害。     

明代朝鲜贡女问题初探

尽管明代是中朝关系最为密切、友好的时期,但在古代极度不平等的国家关系中,亦不免出现反面性历史,贡女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反面性副产物。明朝每次向朝鲜要求贡女时,朝鲜都会陷入恐慌状态。而且,进贡到明廷里的贡女们的命运也极其悲惨。与之相反,贡女的亲族却占了"上国皇亲"之光,从此在朝鲜飞黄腾达,并且朝鲜朝廷也利用他们的特殊身份处理对明朝的外交难题。     

龚用卿《使朝鲜录》的史料价值

《使朝鲜录》是龚氏记录他作为正使出使朝鲜经过的一部日记 ,是明代较早的一部记载中国与李氏朝鲜交往的使臣记录文献。该书比较完整地记载了明代中期中国使臣出使李氏朝鲜的各种礼仪 ,记录了明朝到朝鲜半岛之间陆路交通经过的重要馆驿地点 ,收入了与朝鲜官员、文人的唱和诗作。这些是我们了解研究明代中国与李氏朝鲜交往的第一手资料。本文对龚用卿《使朝鲜录》作简要介绍 ,对其史料价值作初步探讨。     

明洪武朝对蒙战争的时空分布

明朝建立后,为了彻底剿灭北元残元势力,朱元璋多次派兵北征蒙古。在对蒙作战的时间和地点选择上,明军进行了精心布置,体现出鲜明的季节性和地域性特征,其时空分布主要依据明军战略任务的阶段性变化而变化,反映了洪武时期明蒙关系及其演变过程中的诸多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