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岳与"文人无行"

“文人无行”说由来已久,其前提为儒家品文模式“文如其人”。潘岳成为“文人无行”代表人物纯属偶然。“文人无行”现象揭示了封建社会文人人格被肆意扭曲和无情蹂躏的悲剧,文与人的矛盾普遍存在。而透视潘岳人格系统自身的矛盾,则发现文与人又存在某种一致性。因此,肯定“无行”文人情辞俱佳的成功之作,既是对文学创作规律的尊重,也是对人类向善之心的褒扬。     

从碑志文看韩愈散文的“尚奇”

韩愈碑志文的创作与他的其他散文一样,都有着＂尚奇＂的特点。这种＂尚奇＂主要表现在：谋篇布局上不拘碑志常格,打破固有模式;记述墓主行迹多写奇行奇事;语言运用讲究新奇,不落俗套。     

论“左思深于潘岳”

左思、潘岳为西晋中期太康诗坛的代表诗人,但两人的创作风格有着较大的差异.本文拟从钟嵘"(左思)深于潘岳"说着手,将左思与潘岳作比较,从而进一步探讨左思诗歌的风格.     

论香港“两文三语”政策的发展趋势——从“特别”走向“共同”

中文教育是香港语言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港澳地区,汉语（母语）常被认作言文不一的白话文（书面语）和粤语（口语）,普通话处于地位强势和认同弱势的矛盾中。随着＂两文三语＂政策的深入,普通话地位的提升,言文一致已成为香港中文教育努力的方向。文章试图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对香港＂两文三语＂政策的策略加以剖析,重点探讨香港语言教育规划与普通话教育问题,同时也对普通话成为中文口语的发展趋势作初步探讨。     

“巴蛇”探源

用《说文》释＂巴＂,无论将其释为＂虫＂还是释为＂它＂,指的都是一种毒蛇。根据《山海经》、《本草纲目》等古籍记载考证,笔者认为＂巴＂的本义指＂五步蛇＂。这种蛇起初被巴氏务相及其先祖奉为氏族图腾,后来随着巴人迁徙,与其他民族交流融合,＂巴＂逐渐演变为地名、族称和国名。     

《诗品序》四言诗论矛盾说解异

钟嵘《诗品序》中的＂文约意广＂与＂文繁而意少＂,孤立地看来是有＂矛盾＂;如若明确了＂每苦文繁而意少＂意动性语言技巧的运用及其涵义,则知二者并无矛盾。对其矛盾说加以破解,正本清源,无论对恢复钟嵘四言诗论的本有文义,正确解读《诗品序》,还是对正确理解古典诗学其他问题,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廓清和重建意义。     

唐诗“心”字探索

唐诗“心”字探索［越］阮氏碧海文兵译彭庆山校补中国，因诗歌艺术的卓著成就而被誉为＂诗国＂。中国人视诗为文艺之＂巅＂。这和中国人历来重视心灵世界直接相关。这种心态体现在文学创作中，就是特别重视以诗人自身的内心感触、体验为对象，即以＂抒情＂为主的审美倾向...     

“以人为本”解读中的权利迷雾

在对＂以人为本＂理念的认识中,有一种流行的观点,即把＂以人为本＂解读为＂以人的权利为本＂。这种观点没有区分两类权利概念,在法律实践中只会演变为以部分人即有产者的权利为本位,这有违＂以人为本＂所要达到的目标,也无法正确解释中国农民的权利现状。＂以人为本＂理念的提出是对中国改革发展进入＂矛盾凸显期＂的理论反应,只有通过对公共利益平衡的追求,才能达到＂以人为本＂的发展目标。     

得“意”不可忘“形”——试论中国翻译思想史上的言意之辩

纵观中国翻译思想史,从古代的文、质之争,到近现代的直译与意译之争,乃至当代的归化与异化之争,究其根本都是源于形式与意义的矛盾,而在这些论争中唱主调的基本上都是以译意为导向的翻译观。这种翻译观将形式与意义割裂开来,强调矛盾的对立,而忽视其统一的一面,因而失之偏颇。以辩证的观点来看,形式与意义是不可分割的,二者不可偏废。     

从人物之美到文学之美——魏晋南北朝时期审美对象的“文”化

从魏晋到南北朝时期的审美对象存在着一个明晰的由＂人＂向＂文＂的转化过程,即由魏晋时期的以人物为美向南北朝时期的以文学为美的转化,这种转化表现在三个方面：在人物品评上,魏晋时期关注人物的言行与谈吐,南北朝时期更关注人物的文学才能;在审美标准上,魏晋时期的人物品藻以＂清＂为美的标准转移到了南北朝时期的文学评论上来;在审美方法上,魏晋时期人物品藻的品第人物、论人物优劣以及直觉经验的品评方法均成为南北朝时期品第作品、比较作品高下的基本方法。这说明,魏晋南北朝时期＂人的自觉＂与＂文的自觉＂的发生并非是同步的,而是有着逻辑的和历史的演进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