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而不失其故：张之洞兴办湖北存古学堂的努力

存古学堂是清季官方在“新教育”中保存国粹的主要形式.其中张之洞首创并倾注大量心血的湖北存古学堂规模最大,有较深远而重大的寄托,是各省仿办的范例,过去对此研究不足.张之洞力图以不失其故的新式学堂办法保存国粹,并未着力宣扬该校办学“不失其故”的一面,而是在彰显其“新教育”属性的同时,试图静默地将其认同的传统办学取向“见之于行事”.对该校独特地位、学脉传承及其在招考录取、中西课程配置等方面具体运转的考察,可以增进我们对清季“新教育”的全面理解,以及对当时保存国粹办学努力这一复杂历史图景的认知.张之洞兴办存古学堂的观念和作法有些“曲高和寡”,也算不上成功,却是我们理解和思考“国粹”及其保存方式时相当值得注意的面相.     

清季山东保存国粹的办学努力——以国文学堂和曲阜学堂为中心之考察

清季民初的保存国粹办学努力是一幅精彩纷呈的复杂历史图景,而山东的情形相当典型,过去对此研究明显不足。考察山东国文学堂的办学思路和取向,以及曲阜学堂的兴办进程,尤其是关注两校与存古学堂相关和相异的面相,应能增进对清季兴办保存国粹学堂的全面理解,并为进一步认识清季士人的思想冲突和观念竞争提供一个具体而微的例子。     

为“旧学应举之寒儒筹出路”兼彰“存古”之义：清季豫、湘、赣三省因应科举停废的办学努力

1905年晚清中央政府谕令立停科举,但暂时保留优拔贡考试和举贡保送考职.此后河南、湖南、江西等省皆有因应上述政令“兼彰存古之义”的办学努力,不同程度地影响到后来保存国粹学堂的兴办进程.过去对此研究相当不足.重建上述办学努力的相关史实,可从一个与科举停废直接相关的视角,增进对清季官方保存国粹努力这一复杂历史图景的了解.而对科举停废后若干办学方案的比照研究,或可推进对清季“学堂办法”与“书院考课”区别的认知.     

清季在野一方对以官办学堂保存国粹的反应

清季官方以存古学堂为主要形式的保存国粹办学努力,是当时"新教育"体系的一部分,而非其对立面.但在日益激进趋新的世风中,官方的努力遭到了在野一方的质疑和批评."迂腐庸陋"、"窒塞新机"等皆成为存古学堂的常规"形象",影响着时人对官方办学旨趣的认知,尤其左右了很长时间里后之研究者对存古学堂的理解和定位.实际朝野双方的主张有明显的共性,多数时候是分享共同的思想资源,趋新士人的批评也与官方保存国粹的办学旨趣及其实际办学运作有相当的距离.重建清季在野一方质疑和批评官办存古等保存国粹学堂的相关史实,可从一个特定的视角增进对清季停废科举后官办"新教育"的全面理解;以回向原典的方式考察当时朝野双方因趋新程度不同而形成的对立,应能推进对那个时代的认识.     

对清末道德教育失败的反思——以存古学堂为考察中心

以存古学堂为主要内容的清末道德教育,结果以失败而告终,其原因集中体现在舆论氛围恶化、存古学堂自身问题丛生及学部的政策支撑不力三个方面.探究清末道德教育失败原因可以得到三点启示:一、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是德育成功的关键;二、强化相关机构自身建设是德育成功的基础;三、合宜的政策支持是德育成功的保障.     

清末广西咨议局和广西新军

(一) 广西咨议局的历史作用咨议局是辛亥革命时期活跃于中国政治舞台上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作为资产阶级最软弱一翼的代表,各省咨议局的阶级性格和活动趋向基本上是一样的。由于我国情况复杂,各省咨议局的历史动态也就不尽相同。这里就广西咨议局的历史作用提出一些粗浅看法,希望有助于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动向的综合研究。广西咨议局成立于1909年10月14日。《钦定咨议局章程》规定:“咨议局为各省采取舆     

清末政党观念产生的历史逻辑

近代意义的政党是19世纪以来立宪政治的产物.清季的政治危机造成了政治团体的勃兴,面对"君子群而不党"的传统道德观念,清季学人对西方政党观念的学理认同经历了从"合群"到"政党"的发展逻辑,而西方政党活动的情况和政党观念则通过书刊、译著等媒体迅速传播开来.     

清末帝国体系现代转型背景下的直隶政治变革

近代中国在西方的冲击下开启现代化历程,洋务运动学习西方的技术,开启近代化,甲午战败证明其未达自强求富目标。戊戌变法是政治变革的尝试,新政立宪则是开启君主集权官僚制的帝国体系向现代民族国家政治体系转型的过程,也是以大清为中心的东亚朝贡体系向现代国际体系转型的过程。转型的动力源泉是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扩张对清帝国造成剧烈冲击,促进各种变革力量产生。民族主义和立宪成为时代主流思潮,转化为从上至下的政治行动,驻外使节、地方督抚、士绅、新兴商人团体和新式知识分子等政治精英成为推动变革的力量。直隶作为京畿要地和通商口岸,现代化力量成长的较快,力主变革的直督袁世凯等政治精英在直隶推动新政,发展现代工商业,兴办报刊舆论,按司法独立等立宪理念试办审判厅,改革官制以建立现代行政体系,试办地方自治,筹设议会咨议局,开启现代国家建构的闸门。     

论辛亥革命前的江苏咨议局

论辛亥革命前的江苏咨议局张海林进入本世纪以后，清王朝的政治权威在西方列强的打击下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资产阶级革命派、立宪派从各个方面向清政府施加压力，迫使其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广泛内容的“新政”活动。成立各省咨议局正是“新政...     

清末东三省咨议局述论

咨议局是20世纪初年中国特殊政治背景下产生的一种非完全意义的地方代议制组织。对于咨议局的研究,学术界一直颇多歧见,认识不一。本文旨在从个案研究的角度,试图通过对东北三省咨议局的产生及其活动的粗浅考察,来透视、分析咨议局的政治属性和历史作用,冀以对全面准确地评价咨议局提供参考。     

地方精英与清末宪政——晚清江苏省咨议局研究

预备立宪是清政府面临国内外压力下所采取的积极行动.晚清政治格局的变化使地方精英成为推动预备立宪开启和发展的重要力量.江苏地方精英在江苏咨议局的筹备、选举和开办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有力地推动了全国和地方的政治现代化进程.当选江苏咨议局议员的人尽为地方各界精英,他们在本省内进行了地方的政治和社会革新,并发起了全国的开国会请愿运动.在这一时期,由于清廷一系列铸成大错的举措,得罪了地方精英及其背后的支持力量,最终促使其转向支持革命,结束了清廷的统治.     

王敬芳字抟沙非搏沙——《梁启超年谱长编》诸书勘误

王敬芳(1876～1933),河南巩县人。清举人,河南省咨议局议员。民国后任(河南)中原煤矿公司、福中公司经理,国会众议院议员。王敬芳最引人注目的成就是在教育方面。他是中国公学、河南大学(前身中州大学、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和焦作工学院(前身焦作路矿学堂)三校的主要创办人。     

浙江咨议局在清末宪政运动中的政治意向

咨议局作为清末宪政运动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已越来越引起国内学术界的重视,不少省区都对各自地方的咨议局进行了论述,取得了较多的研究成果。浙江是清末立宪运动中较活跃的省份,立宪派力量强大。浙江咨议局的成立,对促进浙江立宪运动的发展起过很大作用,但是目前尚缺乏具体的专题研究,本文就浙江咨议局在清末宪政运动中的政治意向作些探索,以求教于学术界的同仁。     

保定陆军军官学堂研究三题

正一、保定陆军军官学堂开办始末甲午战争后,军事上的惨败使清政府认识到编练新军、兴办新型军事学堂、培养基层军事骨干力量的重要性。1904年,仿照日本军事教育体制,练兵处奏定《陆军学堂办法》,对全国军事学堂作了整体规划,拟分为陆军小学堂、陆军中学堂、陆军兵官学堂、陆军大学堂四等依次开办,均称为"正课学堂"。同时,相继开办在职培训的短期学堂和速成武备学堂,以解决新军急需的官佐问题。但造就高素质的军事人     

徐世昌与清末东北地区的教育事业

清末是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的起步阶段.时任东三省总督的徐世昌,顺应历史潮流,积极推动东北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采取了包括改革教育行政机构、兴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等一系列措施,并不断鼓励社会各界捐款兴办教育事业,多方筹集资金,力图建立多层次、多渠道的办学模式.在他的主持下,东北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速成新政与清朝覆亡

清末新政后期,移植域外政制形式,以变官制为实行宪政的先导。改革启动前,朝野官绅、国外政客和报刊时评,均对中国仿行立宪的基础、条件有所质疑,对官制改革方案的要旨、程序及实施措施,亦予以激烈批评,尤其对速成新政的做法给予劝阻示警,认为若当道一意孤行,新政最终难免速乱以致速亡的结局。对此,急于求成的清廷决策者未予重视,甚少采取相应对策及时调整以纠偏救弊,导致内外矛盾激化,救命丹反而成了催命符。社会改革不仅有基础、条件之别,程序、举措、时限与进程也直接制约着变革的进度与成效,而且往往交互牵涉影响。如此,则清季改制进程的种种教训与警示,值得后世反省深思。     

清末“立宪改官”中的资政院和咨议局

(一) 清末封建统治者从反对君主立宪到赞成“立宪改官”、成立资政院和咨议局,绝非偶然,而是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和政治原因的。二十世纪初,近代中国社会的两大矛盾,即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空前尖锐。遭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和剥削的中国人民已经求生无路,求死不能,纷纷奋起反抗。江西道监察御史叶芾棠说:“士为四民之首,近已绝无生路;农、工终岁勤劳,难谋一饱;商贾资本缺乏,揭借者多,获利维艰,倒闭相望。城市村落,十室九空,无业游民居其大半,弱者转于沟壑,强者流为盗贼,土匪蠢动,此灭彼兴,民不聊生,何堪搜括。加以各省水旱蝗蝻,哀鸿遍野,徐、海饥民数百万,遮     

简论光复会群体的教育思想

光复会的骨干,蔡元培、章太炎、陶成章、徐锡麟、秋瑾等人,曾抱有教育救国之志,很重视新学堂的兴办,都有从事办学、教育的经历。他们一方面主持校务或任教,一方面干革命。在参加革命党以前,他们把教育看作是救国之道,参加革命党以后,把教育作为搜罗人才,扩大队伍,发展革命的重要手段。他们在办学和组织学校教学中敢于探索,富有创造精神,为发展我国近代教育事业,培养反清革命人才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湖北地方政府的近代化历程

1840—1911年,在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下,中国由封建社会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伴随着政治和经济上的种种变化,清末的国家政权机构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先后设置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外务部、商部、巡警部、学部等机构。同时在民主革命洪流冲击下,于1907年在中央开始筹设资政院,各省筹设咨议局,并于1907年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宣布预备立     

梁启超与东京大同高等学校

梁启超自从投身政治活动伊始,就高度重视办报办学,以启民智、育人才作为推动维新变法的基础。从湖南时务学堂到东京大同高等学校,上述办学目的和以"政学"为主要内容的教学方法一以贯之。东京大同高等学校可说是湖南时务学堂的复活与延伸。